《“圣武”》

《“圣武”》創作于1919年，同年5月15日發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上，后收錄在魯迅的雜文集《熱風》中。是魯迅的一篇隨想錄，隨便想想的記錄，同期發表的還有 《“來了”》《現在的屠殺者》《人心很古》三篇及小說 《藥》。

我覺得讀《“圣武”》，要把《“來了”》《燈下漫筆》等一起讀，你才會讀出這幾篇文章的本質。這幾篇文章都是說的一個主題，那就是對國民性的揭露以及這種國民性是怎么來的，這種國民性對我們的命運和選擇。

那么，在這幾篇文章中，魯迅揭示出我們的本質國民性——奴性。對，奴性就是我們的本質國民性，而導致奴性根本原因就是兩個字——專制。專制導致國民奴性，長期專制導致國民形成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奴性。專制是一種普遍狀態，一旦形成，將會在社會各個領域體現出來。

正因為我們的奴性，所以導致我們的命運只能是“牛馬”和奴隸。又因為奴性根深蒂固，所以每次大革命，我們在做選擇的時候又總是會走老路，繼續選擇專制，這就是我們的選擇。選擇了專制就要繼續成為“牛馬”和奴隸，也就沒有自由，沒有什么權利，只有剝削、壓迫和奴役。

這就是國民性、國民性的原因和我們的命運以及選擇，這就是魯迅看到的，通過這幾篇文章揭示出的邏輯和思維。

為什么我們至多是奴隸或者“牛馬”？

魯迅曾經指出，我們是個“沙聚之邦”，由于封建專制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直接造成了國民群體的“奴隸”根性，這種奴性形成的國民性主要表現：

一是“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相，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就像阿Q懼怕假洋鬼子卻又調戲小尼姑一樣，完全是一副欺軟怕硬的奴才嘴臉。

二是“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就像涓生試圖借助子君以擺脫自己的困境一樣，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

三是“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就像華老栓對于革命者夏瑜的悲壯之死，不僅沒有半點同情心，竟然還把夏瑜的“血”給兒子吃了。

四是僅僅為了一己之私利，便去進行“奴才式的破壞”，就像杭州的雷峰塔之所以會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能辟邪，結果一座千年古塔硬是被從四面八方涌來的愚民給“挖”塌了。

五是實用主義的功利心態。魯迅曾這樣諷刺說：“誰說中國人不善于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并非將自己變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于自己而已”。

這種國民性本質在于專制。正如梁啟超也說，國民性低下皆因專制政體之積久，以致無公德心無責任心，但知有自保性而無進取性，有服從性而無絕少獨立性，又加上累代兵燹之疊，遭流離播遷之過甚，人民朝不保夕，茍安旦暮之心情而絕無長慮，卻顧永有治安之想望，重以累世帝王愚民之術相沿不絕，上下詐欺而舉國樂于虛應故事，于是信仰薄弱。

“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那一面，但又屬于無話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于強盜似的。”

故國人便在這種“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的歷史循環中，寧愿有一個“主子”來“拿他們去做牛馬”，也不愿意社會生活發生任何的劇烈動蕩。國人向往太平盛世的求穩心理，所以每次大革命，社會動蕩的時候，民眾就特別希望一個強勢人物出現，來收拾這殘破的局面，完成一統，確定主子，如何納貢，如何稱頌，如何跪拜，等等，好讓他們過上一個安穩的日子。

一旦主子確定后，國人就會盡職盡責，皇家一代傳一代，無論繼承皇位的是明君還是昏君或是暴君，國人都把它作為國家的象征，即使知道皇帝錯了、殘暴不仁、民不聊生，不到萬不得已，仍會對其惟命是從，實在無法忍受之時，才會通過暴動推翻這個皇帝的統治。但推翻之后，還是選擇舊制、舊社會循環下來。所以改變不了這種國民性，我們只能走老路，只能延續命運，做牛做馬。

本文參考文獻：

魯迅.《熱風·“圣武”》

宋劍華、王蘋.《“熱風”與“寒氣”——從雜文看魯迅早期思想的復雜性與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