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夏的一個傍晚，徐海東在喻家祠堂讀書時的一個好友吝積堂從武昌回來開展黨的工作，他素知徐海東出身貧苦，讀書時便嫉惡如仇，對地主豪紳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便找上門來做徐海東的工作。兩個兒時好友相見，互相詢問情況，談天說地，并不見外，一扇革命的大門正向徐海東打開。

吝積堂向徐海東講了別后的生活，在武漢的見聞，徐海東向吝積堂敘述了他當窯工的苦難經歷，講到豪紳財主欺壓窮人的卑鄙行徑，求教似地問道：“你是讀書人說說看，我們這些泥巴人的命怎么才能好起來？”

“要革命才行！”吝積堂望著他小時的伙伴，語氣十分堅定。

“革命？這命怎么(割)？”徐海東又問。他過去只聽說過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從來沒聽說過還可以“革命”。

吝積堂見徐海東要把破砂鍋問到底，微微一笑，便興致勃勃地講起俄國革命，什么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推翻秒皇建立蘇維埃、人民當家作主呀。這些徐海東聽起來是那么遙遠而陌生。他突然把粗黑的手一揮，打斷了吝積堂的敘說：“你講的都是洋人、洋事，我聽不懂。你還不曉得嗎？我連武昌也沒到過。你還是說說我們泥巴人的事吧。”

吝積堂這才轉過話頭，講起了地主如何剝削農民，窮人為啥受苦，以及中國有了共產黨，共產黨要領導窮人鬧革命，推翻帝國主義，打倒地主、軍閥、官僚等等。

“這些就好懂了，地主、豪紳就是壞，要打倒，連地主的子子孫孫都該一個個捅死！”徐海東聯想起小時候念書受地主怠子的氣，說得咬牙切齒。

“你這是說泥巴人的話。”吝積堂笑著說，“地主，惡霸剝削壓榨農民，有了血債——該殺！他的兒孫要是沒有參加這些事，也不該殺嘛。如果站在窮人一邊，反對他的家庭，那還有功呢。這道理慢慢跟你說。”

徐海東聽了吝積堂的一席話，心里感到暖烘烘的，不過，對他所說的革命也還抱有懷疑：祖祖輩輩當“窯花子”，這個‘命’能變變嗎？此后他常去找吝積堂，談話，借一些革命書籍看，漸漸地，徐海東產生了一種找革命的思想。他要吝積堂帶他一起去武漢找共產黨。吝積堂見他有決心出走，十分高興，便又怕他被家人拖累，便激他說：“君子一言，說話不興后悔。”徐海東堅定地說：“君子一言，馴馬難追。若要發，不離八，依我看，我們一過年，正月初八就走，你說咋樣？”

鄉下人出門總要翻翻黃歷，選個好日子，徐海東這次出走，頭腦里還存在著一些迷信思想，而且是想出外“發”一下。吝積堂雖然看到這一點，但又見徐海東真心實意想出去闖闖，以后還會不斷進步的，便也同意在三月初八廟會那天動身。

徐海東、吝積堂步行二百四十多里來到武昌。吝積堂在一所小學教書，徐海東暫以挑水賣維持生活。滔滔的長江，是武昌城千家萬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大水流。江水雖是渾濁的，挑回來倒進缸里，打上明礬，攪上一陣，個把小時后，渾水就變成清水了。徐海東天不亮就起身，提著一百六七十斤的水，在碼頭上的六十多石階上上下下，一天不停，肩膀都壓腫了，十三天后，他就累倒在床上。吝積堂見徐海東病得厲害，十分焦急，天天守著照料。患難之中，徐海東更加感到老同學的深情厚誼。一天，他拉著吝積堂的手說：“積堂，你待我真是比親兄弟還親啊！”

“我倆是同學加同志，當然比兄弟親哦！”

徐海東已懂得“同志”這個稱呼的意思，并且知道吝積堂早已是共產黨員，他沉思了片刻說：“我真想當個共產黨員，只是能力差，不會說，不會寫！”

黨的大門是向每一個真心革命的人敞開著的。徐海東的入黨申請，很快就被組織上批準了，1925年4月，徐海東用挑水掙來的錢，第一次繳納了黨費。

當時，北洋軍閥部隊盤踞著武漢。徐海東的同鄉有一個親戚在武漢劉佐龍部任職。黨組織讓徐海東去劉佐龍部當兵。吝積堂代表黨組織對他說：“將來革命需要動刀槍，你要好好學刀軍事，準備打仗。”此后，徐海東便兢兢業業地學起軍事技術來。

徐海東所在的那個班的班長，是個老兵痞但受過正規訓練，在軍事上很有一套。徐海東便虛心向他求教。此人待人刻薄，常常克扣士兵軍餉，徐海東每月為數很少的一點津貼也被他全刮去了。為了學到軍事技術，徐海東不去計較這些。不到半年時間，他就把學來的軍事技術知識記了密密麻麻一本子。半年后的軍事考核中，徐海東名列全連第一，被提升為中士班長。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消息傳來，徐海東馬上找吝積堂商量，他們都認為這是為革命出力的好時機，決定去廣東參加北伐軍，在征得黨組織同意后，便一同秘密南下。他們走到韶關附近，正好碰上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二師張發奎部，三人一起參加了這個部隊。

徐海東參加北代軍后，作戰非常勇敢，擔任代理排長之職，不久，攻打汀泗橋，他帶領自己的一個排，采取迂回偷襲的戰術，一舉殲滅北洋軍閥吳佩孚的四個炮兵連，繳獲十二門大炮，受到全師的通令嘉獎，正式晉升為少尉排長。

以后他又參加了一些著名的戰役，在轟轟烈烈的戰斗中，徐海東進一步鍛煉了軍事指揮能力和軍事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