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針對《二月提綱》而發的。

《二月提綱》是中央文革五人小組針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后引起的問題，于1966年2月向中央提交的匯報材料。

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1964年7月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成立的專門負責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機構。主要任務是，領導有關方面貫徹執行中央和毛主席有關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指示，進行相關創新和革命。組長是彭真，組員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后，其他一些省市報紙陸續進行了轉載，但《人民日報》和北京的各大報紙在20天內都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毛主席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毛主席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意思是說，《海瑞罷官》在為彭德懷鳴不平，想為彭德懷翻案。如果這樣理解，那《海瑞罷官》就如《解放軍報》所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了，作者吳晗（北京市副市長）便是反黨分子。

毛主席關于“要害”的談話傳開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調門進一步升高，帶有極為強烈的政治色彩，批判范圍也迅速擴大。1966年1月中旬，中央宣傳部收到幾篇批《海瑞罷官》“要害”的文章，因對文章中一些上綱很高的提法是否適于公開發表沒有把握，于是摘要上報請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1966年2月7日，彭真召集文革五人小組會議，討論了這類問題，而后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后被稱為《二月提綱》）。提綱的中心思想是反對把學術討論搞成政治問題。提出，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要以勢壓人。五人小組成員去武漢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未明確表態。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轉發了這個提綱，要求各級黨委“照此執行”。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杭州3次召見康生、江青和張春橋，指責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不支持“左派”，并批判《二月提綱》是“混淆階級界線，不分是非，是錯誤的”。康生回到北京，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主持起草一個通知，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對這個通知，毛主席作了數次重大修改，于5月16日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即《五一六通知》。

《通知》說，“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逐條“批駁”了《二月提綱》的“十大錯誤”，提出了一系列“左”的理論和政策。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因為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些“左”的觀點出發，混淆敵我，嚴重脫離實際，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之后，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內容。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文件，是文化革命按照毛澤東意圖來實施的文件，是文化革命進一步合法化的文件。

《“五·一六”通知》先在黨內傳達，一年之后公開見諸報端，推動了“文革”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