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和影響顯著區，氣候系統多個層面都發生明顯的變化。長序列氣候觀測資料綜合分析顯示，極端高溫事件發生更為頻繁、強度更強、持續時間延長，對農業生產、能源供應、人體健康等領域均造成顯著影響。2024年6月，中國北方部分地區出現大范圍高溫熱浪，全國6月平均高溫日數（日最高氣溫≥35℃）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第4多，影響人口約3.8億人。

由于氣候變暖整體來說有利于水汽的增加，溫度每上升1℃，大氣中水的含量就會增加7%，極端強降水事件的發生頻次和強度也有所增加。近年來，中國多次發生破紀錄的特大暴雨，強降水及其引發的城市內澇和山洪滑坡等災害造成了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以2024年為例，南方部分地區在4月至6月出現持續強持續降雨，造成多地洪澇，引發次生災害，尤其部分地區重復受災。

極端天氣的影響往往具有復合性和級聯性，城鎮中基礎設施及服務的任何一個環節因極端天氣而停擺，都可能對其它部門、臨近地區的正常運轉帶來極大的挑戰。

綠色和平位于全球各地的攝影師和氣候項目工作人員，記錄了2024年發生在全球各地的極端災害第一現場，并在今年11月剛剛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9現場進行了創意展示。

（上圖可左右滑動瀏覽，下圖為聯合國氣候大會投影）

2024全球極端天氣事件回顧

2024年4月以來，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國家遭遇了創紀錄的極端高溫熱浪，曼谷的酷熱指數一度達到攝氏52度的“非常危險”級別。高溫對建筑工人、運輸司機、農民和漁民等戶外工作者的影響尤為嚴重。這種影響不僅影響了他們的生計和收入，還帶來了個人健康風險。當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高溫應對策略正在面臨包括非正式定居點增加、人口增加、綠地減少以及能源需求上升等的多重挑戰。

（上圖可左右滑動瀏覽，下圖為聯合國氣候大會投影）

2024年9月下旬，颶風海倫襲擊美國東南部地區，造成大范圍災難性的破壞，導致超過200人死亡。這場颶風是自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以來襲擊美國本土造成最多人員死亡的颶風。研究結果表明，氣候變化正在增加像海倫這樣最強烈颶風發生的可能性，大西洋熱帶氣旋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將攜帶更多的水汽，并且在發展過程中，強度增強的過程變得更快。

（上圖可左右滑動瀏覽，下圖為聯合國氣候大會投影）

2024年10月29日，西班牙瓦倫西亞自治區等地區遭受暴雨襲擊，短期降水量超過了以往一年的降水量。暴雨引發的洪水導致超過200人死亡并造成重大財產損失，被稱為“世紀洪災”。盡管該地區過去也曾受暴雨影響，但此次更加極端。世界天氣歸因聯盟（WWA）的一項分析顯示，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使西班牙的降雨量增加了約12%，出現此次巴倫西亞洪災那樣強烈風暴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倍。地方和國家政府準備不足以及災難應對不力也是導致災難發生的重要原因。

低碳轉型的過程中，公平公正問題正在凸顯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氣候變化具有滯后效應，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極端天氣現象，是歷史上過度碳排放的結果。我們的確已經越過了氣候變化的臨界點，即便立即停止排放，極端天氣事件仍將在可預見的未來頻繁發生。這一現實情況要求我們在減緩排放的同時，必須重視適應工作的協同。在極端天氣頻發的情況下，不同區域、行業、以及個體，需要如何與自然共處？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氣候風險項目”負責人劉君言長期研究區域氣候風險議題。在近期接受《第一財經》雜志記者的專訪時，她表示，基礎設施的更新是切實有效的應對措施，但其需要高昂的經濟和時間付出，在極端天氣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成本與效益之間的平衡變得復雜。在這樣的背景下，應急響應中的“人”的因素變得尤為重要，也成為提升韌性的關鍵。個體除了在面對極端天氣時需要具有自我保護意識、能對生產生活積極調整之外，還可以進入到更大的社群中，參與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事情。以下是對談內容，首發自《第一財經》雜志。

Q=YiMagazine

A=劉君言

Q：過去這一年，在氣候領域，你觀察到了什么樣的變化？

A：極端天氣不再是周期性波動出現，其強度和不確定性都顯著提升，這一現象從2000年左右就開始凸顯。在過去這幾年，這種趨勢更加明顯，災害這個詞開始與氣候變化緊密關聯。

此外，氣候變化對城市的影響也開始凸顯。此前，城市居民對氣候變化的感知較弱，但近年來氣候災害的頻發，直接影響到人居環境，特別是城市區域。在中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氣候變化已對社會經濟穩定帶來負面沖擊。此外，氣候變化的直接風險和城市本身的社會經濟結構特征（比如高密度的經濟活動和人口集聚）相結合，可能引發更為嚴峻的系統性危機。除了一、二線城市之外，更小的城鎮則面臨財政支撐不足、公共服務欠缺、風險管理能力較差等問題，災害沖擊帶來的損失更為嚴重，災后恢復也面臨更多挑戰。

在政策方面，過去的氣候應對方案更多側重于減排，而在今年的COP29會議上，中國生態環境部強調了氣候變化應對中“適應”的重要性。因為氣候系統的滯后效應，即使我們立刻停止排放，極端天氣仍將持續，若不加強韌性建設，采取恰當的適應措施，災后修復過程中仍可能增加碳排放，造成健康、安全、經濟方面的進一步損失。因此，減緩和適應工作的協同變得愈發重要。2022年，中國提出?《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并在各級政府中逐步推進。

與此同時，公眾的危機感和對氣候變化的重視逐漸提升。相較于環境污染這類更可見的危害，此前氣候變化的隱性特征使得公眾意識的提升較慢，但隨著極端天氣事件的增多，氣候變化問題已變得更加顯性，公眾對這一問題的認知顯著提高。

Q：城市如何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A：目前，城市的剛性基礎設施建設大多仍然是基于舊標準，難以應對日益頻繁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但是，大規模的老舊基礎設施改造面臨諸多挑戰：首先，改造的經濟成本高昂；其次，需要大量時間，無法馬上看到成效。而且，不斷地提高標準會導致成本與收益嚴重不匹配，且難以應對氣候危機的不確定性。

在提高城市對極端天氣事件的韌性方面，除了基礎設施的建設，在北京2021年的“8·16暴雨”之后，中國各城市的應急響應能力都有所提升。比如，預警的發布更加及時，市民在手機上就可以收到通知，可以選擇靈活辦公和錯峰出行。對于可能出現積水的涵洞附近也都有專人值守。這種從人出發的靈活響應補充了基礎設施的不足，提升了應對災害的能力。

綠色和平東南亞辦公室總干事亞伯·薩諾（Yeb Sano）在聯合國氣候大會現場接受《三聯生活雜志》采訪時表示，剛剛登陸的臺風”天兔”是菲律賓在短短三周內迎接的第五個臺風。

Q：除了城市，農村地區有哪些適應的措施？

A：在采取氣候應對行動時，關鍵在于能采取多元化的和因地制宜的方法，我們發現農業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領域。農業領域的應對方面非常分散，目前仍有政策缺口，且與城市相比，農村缺乏足夠的技術和財政支持。

在中國，90%以上的農業經營主體仍是小農戶，這個群體“靠天吃飯”，他們的在應對方面主體性很強，個人的應對行動甚至是經常跑在政策前面的，比如自發地調整種植資源和作業方法、開展日常的季節性變化觀察等。

目前，宏觀上的農業應對政策普遍都在講技術，重要思路是通過對天氣的監測來指導農作物種植的選擇。但是，農業方面的適應想要進一步推進，需要從農業技術提升和農作物品種調整的范圍中跳出，形成系統化的政策圖譜和互相支持的體系網絡，這其中涉及地方政府、農民、合作社和生態農業企業等不同主體。

Q：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把氣候變化作為決策中的考量因素，企業應該怎么做，才能應對氣候變化？

A：目前氣候變化變成了很多企業在做決策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企業需要綜合考量氣候因素對能源、生產成本乃至金融風險的影響。舉個例子，前幾年有很多鋁企因為成本考慮遷移到了云南，因為云南的用電來源大多是水電，清潔能源相對便宜。但近幾年云南出現了嚴重的旱情，導致水資源很緊張，水力發電受到影響，生產成本激增迫使企業考慮再次搬遷。

由此可見，氣候變化的影響可能會波及下游產業，甚至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如債務和銀行貸款問題。此前，金融機構大多關注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轉型風險，而現在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物理風險，研究投資等活動如何受氣候本身的影響，例如房地產投資可能因區域氣候變化而貶值。但目前要精確計算災害級別和經濟損失之間的關聯仍然有很多技術難點。

Q：面對氣候變化的現狀，普通人還可以做些什么？

A：在個人層面，過去我們提到氣候行動，主要談的是低碳出行、節水節電等，提倡個體從生活中的小事做起。這肯定是積極正向的行動，但很容易讓人感受到力不從心，因為個人微小的貢獻和整體的排放量相比太微弱。但是在個人到社會的光譜上，還有很大范圍的中間階段，比如在社區和社群層面，個人可以參與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事情。

個人既可以在物理的社群中去推動變化，比如識別脆弱人群和高風險基礎設施，形成集體行動方案，也可以在特定興趣或文化社群中開展活動，將自己的興趣愛好、職業屬性和氣候行動相結合。比如，設計師和規劃師可以用應對氣候變化為背景開展一些設計和規劃，通過社群發揮出超出個體的影響力。

Q：過去一年，你個人有關注特定的氣候議題嗎？

A：在COP29中，我會特別關注損失與損害（lost and damage）的議題。在全球低碳轉型的過程中，有一些小島國，它們歷史排放并不多但受氣候變化影響嚴重，這涉及到全球氣候變化中的公平和公正問題。

與之相關的，過去一年我也特別關注氣候的公正轉型的議題。這個議題在國際上已經被討論了很多年，過去一年在國內開始被提及。公正轉型主要討論的是低碳發展過程中的公平性問題，在氣候治理進程中，往往伴隨行業性萎縮、工作機會損失乃至地區經濟發展困境，需要通過綜合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措施來解決。

國際上公正轉型有一些經典的例子，比如德國魯爾區的轉型實踐，但是發達國家本身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我們有很大不同。中國的產業發展模式往往是一個產業支撐一個城市或省份的經濟，因此產業轉型時，就業結構的強綁定和大規模勞動力轉移成為難題。比如新能源等產業雖然發展迅速，但由于區域差異、技能要求等原因，新產業難以完全承接傳統產業工人，這就給轉型發展帶來了挑戰。

目前中國并未制定明確的公正轉型制度框架，但在持續推進能源轉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進程中，煤炭、鋼鐵、水泥、煤電等行業已經面臨就業、社會保障、城市發展等多重壓力，也有了一些實踐，這些行業的應對措施為制定公正轉型政策積累了經驗，比如山西省煤炭產業，山東省鋼鐵行業，湖北省汽車行業，和以鄂爾多斯為代表的傳統能源城市探索。中國目前在推進綠色低碳、公平公正轉型中積累的經驗也將為全球氣候治理，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低碳轉型提供借鑒。

QA來源：《第一財經》YiMagazine

照片來源：Greenpeace 綠色和平

在第二屆亞洲公益論壇上，綠色和平攜手海南聞道社會組織服務發展中心，以“應對氣候變化的多元行動”為題舉辦分論壇。劉君言博士分享了若干綠色和平氣候工作的案例，認為氣候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打開新的領域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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