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蔣介石便急忙于11月24日下令調整閩贛兩省“綏靖”部署，調集總數約 10萬之眾的正規部隊和地方保安部隊。輔以駐漳州空軍第五隊和多艘軍艦，開始對正蓬勃發展的閩東蘇區實行大規模的“分兵合圍”，切塊“清剿”，氣勢洶洶，妄圖一舉閩東革命根據地。

范式人于1937年國共談判時留影

因傷主動離隊

由于閩東交通閉塞，通訊極為落后，原閩東獨立團秘書長（參謀長）范式人并不知道敵方的上述部署。10月下旬，他奉命帶領剛成立的閩東獨立師一團跟隨師部行動，于月底在閩東工農游擊第十一支隊凌福順部的有力配合下，收繳了駐周墩特種區(今周寧縣)的國民黨常備隊及浦源、七步、貢川、禮門等地民團槍110多支、子彈數千發，拔除李墩民團據點，并在新嶺尾地方擊退了國民黨正規軍的追擊。

見到大批國民黨軍壓境，師長馮品泰（后計劃叛變被葉飛處決）消極悲觀，影響了一部分干部的信心。范式人對此十分憂慮，就建議師長帶領隊伍轉到福安北區去找師政委葉飛。隨后由于長途跋涉，范式人大腿潰爛，留在福安北區坑口治療。

馮品泰

1935年1月中旬的一天，葉飛、賴金彪帶著獨立師約兩個團的紅軍轉到福安北區，同正在治病的范式人會合。范式人見他們個個疲憊不堪，心里十分難過。經詢問，原來在這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里，閩東獨立師整天在國民黨軍的包圍圈里東沖西殺，并于1月15日在福安東北部的柘洋西竹岔大山里與國民黨軍激戰終日，在給敵以重創之后，兵分兩路突圍，一路由閩東蘇維埃政府主席馬立峰率領向柘洋楮坪方向撤退，另一路由葉飛率領轉到福安北區休整。

馬立峰烈士

葉飛還告訴范式人：在國民黨軍大舉進攻面前，特委曾在福安洋面山上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會上反映出兩種意見：一是要和蘇區共存亡，與敵決一死戰；二是不跟國民黨軍硬拼，必須立即轉移，跳到外圍去。葉飛征詢看法，范式人毫不猶豫地回答：“應當把紅軍主力拉到蘇區外圍活動，把敵人引出蘇區去！”堅決支持葉飛關于保存有生力量、把蘇區變為游擊區的主張。由于范式入腿未痊愈，葉飛想派人抬著他走，可他擔心拖部隊的后腿便要求離隊留在福(安)壽(寧)地區堅持斗爭，飛反復勸說后無奈同意他離隊。

重建福壽根據地

1935年4月，國民黨當局抽調大批兵力前往閩浙邊境，阻止粟裕為師長的紅軍挺進師進入閩東游擊區。就在這期間，閩東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馬立峰、詹如柏、賴金彪等許多重要領導干部相繼犧牲。為策應粟裕，范式人根據當時形勢，主動去找正在壽寧官宅養病的閩東蘇維埃政府副主席葉秀蕃商量，要求恢復活動。

粟裕大將

范式人首先組織了一支福壽游擊隊，緊接著成立了以繆阿出為書記的中共福壽縣委，又在麻竹宅新建了鄉蘇維埃政府。同時，迅速派出交通員，前往寧德與葉飛、阮英平取得聯系，并與在霞鼎堅持斗爭的許旺接上了頭。當葉飛得知范式人等的情況后高興地說：“沒想到范式人和葉秀蕃還在堅持！”他馬上把身邊一支主力部隊——獨立師二團叫來人帶去，歸范式人指揮。

葉秀蕃烈士

不久，葉飛把師部特務隊帶到壽寧崗垅，與范式人、葉秀蕃會合，研究了當前堅持斗爭的政策和策略。此后葉飛給范式人留下一支部隊，自己則帶領師特務隊轉戰霞浦與福鼎邊界地區。

5月底，鑒于原中共閩東特委成員有些犧牲，有些離開閩東，因此，葉飛、阮英平、范式人召集各地堅持斗爭的負責人在含溪舉行會議，決定加強黨的領導機構，重建中共閩東特委由葉飛任書記，委員有范式人等。

葉飛將軍

8月間，特委在柘洋坪山上舉行會議，范式人身帶重病被拾著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會上，范式人被選為特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兼任特委福壽辦事處書記，負責指揮紅軍獨立師第三縱隊的活動。

在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中，在范式人等的統一指揮下，閩東紅軍在老蘇區壽、福、泰三縣交界崗垅的鄭家坑、鳳凰尾、犁頭丘等處設立了修槍廠、軍服廠、醫療所、土豪廠(即囚禁土豪劣紳處)，負責紅軍傷病員的療養和軍政人員的軍需供應；同時還開辟了壽寧小東以北和泰順縣嶺八新區，控制范圍的人口擴展到2萬多，并在政和縣鐵山地區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崗垅革命根據地，成為閩東紅軍獨立師開展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支撐點。

1936年8月，在范式人、陳挺指揮下，閩東紅軍在壽寧犀溪南部的仙宮崗伏擊了4個排的國民黨軍，打死敵連長以下40多人，傷敵數十名，俘虜20多人,繳獲長短槍70 多支、手榴彈400 多枚。戰斗結束后的第4天，當地農民赤衛隊還在荊棘中抓到4個餓得疲憊不堪的白軍俘虜。

不甘心失敗的國民黨當局，于1936年底專門組織了一個浙閩邊“清剿”指揮部，任命第十九師師長李覺為指揮官，旨在對付閩東獨立師和紅軍挺進師，不斷地發出“快郵代電”組織“清剿”，還特地責成福安、壽寧等縣對范式人等15名重要分子的活動加以“嚴密防范"。

經過五次次談判，閩東紅軍被改編為12月3日1300多人新四軍第三支隊第六團，由葉飛、阮英平等率領從屏南縣雙溪、棠口北上，奔赴皖離抗日前線。

當選七大代表

范式人則被任命為中共閩東特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留在地方工作，歷任新四軍福州辦事處上校秘書、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期間，參與處理了國民黨一手炮制的反共事件“泉州事件”、“寧德事件”，救出我黨政軍200多人。1939年范式人被選為中共七大福建代表。

同年11月1日，范式人帶領福建“七大”代表從閩北長潤源出發，趕到皖南新四軍軍部，與華東、東南9省區的41名代表匯合。于翌年初動身北上，歷經近一年，于1940年12月16日下午到達革命圣地延安。

1964年范式人與范浚烈十兒子范世邦和葉秀烈十兒子葉明蒼合影。

范式人抵達延安后，即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介紹到中央黨校特別班學習，先后寫下《自傳》、《福建報告》和《閩北、閩東等地區工作報告》，受到中組部部長陳云的接見與贊揚。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范式人作為正式代表，光榮地出席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陳毅交給范式人一項任務，組織一支隊伍準備回華東工作。

8月18日，范式人率領三百多人的干部隊伍從延安出發，東渡黃河，準備返回華東。途經太行山桐谷地方就地休息時，突然接到中央緊急電報，要求立即把干部帶到東北去。于是，范式人向大家作了動員，隨即改變行軍方向，向東北挺進。歷經80多天行軍來到沈陽，立即投入到了東北解放區的創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