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7年8月孫中山任廣州軍政府大元帥開始，到1921年4月后任民國“非常大總統”，他一直努力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消除軍閥和統一中國，但直到1925年3月去世前,這種努力屢次失敗。

但是，僅僅在他去世一年，國民革命軍便開始北伐，并且出人意料地僅用十個月不到的時間，即打敗了長江中下游的軍閥，進一步北上清除了關內的奉系勢力，于1928年6月推翻北京政府。1928年12月，東北軍閥張學良宣告易幟，服從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孫中山統一中國的夢想,終于變成現實。

國民革命軍能夠在北伐中一路取勝，除了建立黃埔軍校，改革軍隊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其無可匹敵的財政實力。

獲得蘇聯財政援助成轉折點

孫中山在廣東屢遭失敗，部分原因在其過于依賴軍閥勢力，而沒有自己的軍隊，然更根本的原因是1925年前他領導的政府沒有能力創造足夠的財政收入。

1923年2月，孫在廣西和云南軍隊的幫助下打敗陳炯明，回到廣州，發現自己的命令只在廣州一地有效，廣東的其他部分要么在陳的余部控制之下，要么在云南、廣西、湖南甚至遠至河南的軍隊手中。

結果，他的政府在1924年上半年只征收到460 萬元的稅款，多半是通過商人包稅獲得的，而財政部長們也因為在增加稅收上的巨大困難，一個接一個地辭職。

就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蘇俄的財政援助和軍事供應為孫中山解決了燃眉之急，這里邊包括1924年200萬盧布的貸款，1925年價值280萬盧布和1926年至少284萬盧布的各種援助。

蘇俄的援助，使孫有能力在1924年5月創立黃埔軍校,，署新組建的部隊，包括軍校學生，于1925年2月和10月先后展開兩次“東征”，最終擊敗了陳炯明和其他軍閥勢力，將廣東全省置于國民黨政權的控制之下。

統一廣東之后，國民黨政權的財政收入逐年激增。1925年全年稅收超過1600萬元，1926年為6900萬元。

宋子文“竭澤而漁”整合廣東財政

援助只是一時的，建立廣東全省統一的財政體系才是根本，這是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宋子文1925年9月擔任國民黨政權的財政部長和廣東省財政廳長。

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在宋的推動下，國民黨在廣東建立了一個集權的、有效率的行政管理體系，能夠充分調動全省的財政資源。自從宋任財政部長，僅僅兩年時間，廣東省的年度稅收增加了十多倍，,到1927年已超過9000萬元。

宋在廣東的財政手段是強硬的。厘金和雜稅,作為該省的最大財源,覆蓋了幾乎所有種類的商品和服務,且稅率之高前所未見。1925年以后統治廣西、后來加人北伐的李宗仁,因此如實地把宋在廣東的措施描繪為“竭澤而漁”“橫征暴斂”。

然而,宋的政策的確奏效。這些措施所產生的充足收入,為國民黨軍隊在1926年北伐并在戰場上迅速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財政支撐。根據宋子文的一份財政狀況報告,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廣東國民政府的財政收人總額達8020萬元,其開支也增至7830萬元,其中6130萬元(占78.3%)用于軍事。

有了廣東的財力支持，北伐勢如破竹，在短短的幾個月，就從廣東打到長江流域。

蔣介石非常規榨取江浙財政

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崛起為國民黨的新領袖，并在隨后的北伐中戰勝華北軍閥，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控制了上海以及全國最富庶的長江下游地區，因而能夠充分利用這一區域豐富的財政資源。

蔣出生于浙江，曾于1920-1921年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做過經紀人，該交易所由曾做過上海總商會會長的虞洽卿經營，這些背景對他與那些多來自浙江的上海財閥們建立聯系非常關鍵。

為了與蔣合作，虞很快于1927年3月創立了上海商業聯合會，以取代曾經支持過軍閥孫傳芳的組織紊亂的上海總商會，并表示他對蔣的國民黨軍隊的公開支持。蔣抵達上海后,便采取行動清除共產黨,逮捕和殺害了上百人。

在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兩天之后，蔣正式成立蘇滬財政委員會，其中15名成員中有10位系來自上海和江蘇的商業和金融領袖，并由上海銀行聯合會主席陳光甫任主任委員，其主要職責便是為國民政府籌集資金。

作為交換,蔣允許該委員會在任命和管理國民政府的所有財政機構上有完全的自主權。委員會的第一個舉措，是在1927年4月向蔣介石提供兩筆短期貸款,均為300萬元貸款。更大的一項舉措,是支持民政府在1927年5月發行3000萬元的公債,由政府今后通過提海關稅率2.5%所獲得的額外收入作為擔保；并為此設立了一個的14人組成的委員會，成員多為來自江浙的商業領袖,來管理通過發行國債募集的資金。

1927年10月,國民政府又發行了2400萬元國債，仍以海關稅新增收入作為擔保然而，銷售如此巨額的國債，對蔣和購買者都是一項巨大挑戰。

對蔣來說,出售公債,及時募集足夠的資金，“軍政黨務之命脈全在于此”；要維持新成立的南京政府，鞏固對江浙的軍事控制，都急需大量資金。為此，蔣在1927年5月寫信求助于陳光甫：“黨國存亡,民族榮辱,全在此舉(指出售政府公債)。”

而銀行家和企業主們則試圖以各種借口減少或拖延購買被分攤的公債因此，蔣不斷采取強制性措施。例如,面對公債出售進展緩慢的局勢，他強迫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預付1000萬元以滿足軍事開銷的緊急需求；對曾為武漢國民政府提供資金的該分行經理,以“阻礙革命”和“有意附逆”的罪名相威脅。對于那些未按要求購買足夠公債的企業主,他下令逮捕企業主本人或其家人還以其曾資助軍閥的反革命活動為借口將其財產充公。

這些脅迫手段對于他榨取想要的資金只能一時有效,不能成為其籌措資金的常規辦法。因此.當1927年10月銷售另一筆4000萬元公債時,因購買系自愿行為,進展極為緩慢。身陷與武漢國民政府曠日持久的對抗,加上北伐部隊出師不利，在徐州被北方軍閥擊敗，不得不撤退到長江南部,蔣只好在1927年8月暫時辭去總司令職位，讓武漢和南京之間有時間進行和解，也使自己有時間重新建立起與上海財閥之間的私人聯系。

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部長解決難題

蔣介石在1928年1月重新上臺,此時的局面已大為改觀，武漢國民政府成員已前往南京,加入那里的國民政府,蔣本人也于1927年12月與宋美齡完婚,成為宋子文的妹夫,最重要的是,宋子文在蔣恢復總司令職位之前,便已接受了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職位。

有了宋子文的幫助,南京政府的財政狀況在1928年迅速改善。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六個月之后,通過銀行貸款、出售公債以及征稅，宋子文為國民政府籌集資金計達1.9億元！

這筆巨額資金使得蔣介石再度北伐，并于1928年4月在北方各省對奉系發動全面攻勢。在戰爭高潮期間，宋被要求每5天提供160萬元。事實上，宋子文所籌集的資金遠多于規定數額。

國民革命軍于6月占領北京，北伐至此達到頂峰，南京國民政府因此于1928年1月15日正式宣告全國統一。

然而，這更多地是反映了國民黨的政治決心,而非國家的現實,因為奉系雖從北京撤退,卻仍控制著東北三省。要挺進東北的廣大地區，擊敗奉系軍隊，這將是國民黨人最具挑戰性的任務。

幸運的是，東北軍閥張作霖于1928年6月4日死于日本關東軍所策劃的爆炸中，張學良成為奉系的新領袖，于1928年12月29日正式接受南京政府的領導，全國各省由此正式統一于蔣介石麾下，從形式上實現了中國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