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9點57分，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周總理逝世后，工作人員整理他和鄧大姐的工資收入和支出，工資部分有工資結余及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沒有其他任何收入，支出部分主要有：黨費、伙食費、房租、水電費、報紙費、生活用品雜費、補助親屬及工作人員費、捐贈。

據總理秘書趙煒回憶：周總理更像是一個樸實的老百姓，他的襯衫都是破的，中山裝領子是新的，但實際上衣服是舊的，睡衣上都是補丁，一雙鞋穿20多年，底子換了又換……

周總理的工資標準

新中國成立之初，實行的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并存制度。供給制是我國建立初期對部分工作人員實行的免費供給生活必需品的一種分配制度。供給范圍包括：個人的衣食住行、學習等必需用品和一些零用津貼。不過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外加上在實行供給制中暴露的弊端，為此工資體系需要進行改革。

1955年，國家公務人員結束供給制和工資制并存的雙軌制，開始實行等級工資制。以周總理為首的領導小組開始編制工資方案，實行“四定”，即：定職、定級、定銜、定薪。

按照當時擬定的工資方案，行政級從1級到24級。一級是軍委主席毛澤東（大元帥）600；二級是副主席、總理，550元；三級是元帥，500元等。不過毛主席認為差距太大，周總理于是縮小差距為：一級工資594，二至五級依次為536、478、425、387元。后來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帶頭降工資，所以后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樣，工資都是404.8元。鄧穎超的工資一直都是342.7元。周總理去世前是十年“文革”和國家處于十分困難的時期，多年沒有調過一次工資。他們夫婦的工資合起來一直保持在747.5元一個月的水平上。在那個年代，城市居民平均每個月有三四十的工資，能夠養活一家五口人，如果這樣比較，領袖們的工資好像也不算低。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致使他們的生活并不寬裕。

周總理的家庭收支

周總理夫婦都不管理自己的錢財，也從不沾一分錢鈔票。據總理生前身邊工作人員回憶他的家庭收支：每月由司機楊金銘去會計處領取他們夫婦倆工資，并負責保管他們家的現金與存款。需要用錢時一般由衛士長成元功或貼身衛士高振普到楊金銘處領取，花錢后無論有無票據，都要到楊金銘處報賬。報賬時，一般都要經手人、證明人和收貨人三方簽名，至少是兩人簽名。這并非周總理夫婦的規定，而是西花廳工作人員為了管好周總理這個“家”自覺養成的習慣。周總理無暇過問家庭收支情況，只是每到月底由楊金銘向鄧大姐報一次賬。所謂“賬”只是當時干部使用的普通筆記本。這本記錄周總理家庭收支的筆記本現在還收藏在楊金銘的長子楊毓祥手中。

周總理和鄧大姐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余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多余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周總理去世后，兩人合計積蓄5709.80元。這以后，鄧大姐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上世紀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706.50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1992年，鄧大姐去世后，工作人員遵照她的囑托，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

周總理的衣食住行

周總理堅持凡個人事務他都要自己付費。在物質方面，周總理從來都不在乎，他的家常飯菜很簡單，經常吃些粗糧，副食一般是一葷一素一湯。

他外出工作時間較多，他工作在哪里，就在那里簡單地就餐。周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曾勸導過周總理，希望他能吃得好些。但每次周總理都會說到：能吃飽就行了，國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能省就省點。他在外地視察或主持會議，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從不搞特殊，離開時一定付清錢和糧票。他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要求其他領導干部也這樣做。一位專機機長的回憶：有一次，看總理吃飯掉了個飯粒在桌上，總理連夾兩次才夾住放進嘴里，笑著吃了......

在人們的印象中，周總理總是那樣衣冠楚楚、風度翩翩。殊不知，他僅有的幾套料子服裝，大都穿了幾十年，有的破損了，補后繼續穿。有一次，他穿補過的衣服接待外賓，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套“禮服”早該換換啦。他笑笑說：穿補釘衣服照樣可以接待外賓。織補的那塊有點痕跡也不要緊，別人看著也沒關系。丟掉艱苦奮斗的傳統才難看呢！

建國初期，周總理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在那里住了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廳是乾隆年間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濕陰冷。身邊工作人員出于對總理健康考慮，多次提出修繕，但他堅決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鄧大姐出差外地時間較長，對西花廳進行了保護性維修。他回京一進門就驚訝地問：“這是怎么回事？誰叫人們修的？！”他還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發、窗簾、吊燈等陳設。事后，對這次“修房風波”，他主動在國務院會議上作了3次檢討，向到會的副總理和部長們說：你們千萬不要重復我的這個錯誤。

周總理經常乘坐的專車是紅旗轎車。國家進口了一批奔馳車后，有關部門想給他換一輛。他不同意，嚴肅地說：“那個奔馳車誰喜歡坐誰坐去，我不喜歡，我就坐‘紅旗’車。”在用車問題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去理發、看病、探親訪友等，都算作私人用車，都要身邊工作人員照章付費，從工資中扣繳。

周總理身后事

1976年1月8日11時，鄧大姐向在場的親朋好友以及老戰友轉達了周總理的遺愿：去世后將家中的一切國寶文物全部上交國家故宮，全權由國家故宮處理；還能正常穿著或者平日里穿著較少的衣物贈予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能穿的一定要燒毀，不要留作紀念，搞紀念館等特殊化的事情；其余有價值的物件全部上交國家；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國的山山水水。

在準備轉運周總理遺體時，醫院的工作人員要求總理辦公室為周總理置辦一件新衣服，送其最后一程，但這一要求卻遭到了鄧大姐的拒絕，她說：不做新衣服，要選他平時最喜歡穿的現有最好的衣服。在場的很多人都無法理解，周總理為黨和人民奮斗奉獻了一生，為什么離世時都不肯給他做一件新衣服呢？其實周總理在彌留之際曾對鄧大姐說過：逝后，就穿舊衣服，不要浪費新衣服，新舊都一樣，不要為我浪費國家錢財，反正到最后都會一把火燒掉。在場人員無不為之動容，感動落淚。總理生前曾多次說過：“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必須做到，不能有絲毫特殊！”。“人死了，不做事了，還要占一塊地盤，這是私有觀念的表現”。不搞特殊化、不給國家添麻煩、不私占私用，這便是周總理對待身后事的“三不原則”。

負責給周總理遺體理發剃須的是朱殿華，他為周總理理了20多年的發。此時總理已經有8個月沒有打理過頭發和胡須，即便期間朱殿華多次請求給周總理理發，但均未得到批準，朱殿華也是后來才得知，總理是不想讓朱殿華看到他憔悴的病容，不想讓他為自己擔心難受。如今再次看到敬愛的周總理，朱殿華淚流滿面，顫抖地為周總理做了最后一次服務，以后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想到這里，朱殿華偷偷將一撮頭發藏進自己的口袋，這是他們的紀念。

為周總理穿壽衣的是韓宗琦，他是天津人，1947年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1950年開始擔任周總理的口腔保健醫生。韓宗琦為總理穿壽衣時發現壽衣是舊的，上面還有幾個小補丁。看到這樣的壽衣，韓宗琦淚流滿面，帶著哭腔喊道：你們拿這樣的衣服是什么意思？為什么不做一件新的？我自己掏錢做一件新的給總理行嗎？最后是鄧穎超含淚表示：這是總理的意思，你們都了解他，平時他就不愿意添新衣服，現在我們更要尊重他，從他的衣服里挑一件最好的做壽衣。最終，大家在西花廳里找到了一套中山裝，這也是周總理唯一一身還沒有打過補丁的衣服。

換完衣服后，韓宗琦將周總理的手表留下，這是一塊1950年生產的第一代上海牌手表，表盤已經發黃，表帶早已斷掉，總理用一條白布帶將它固定在手腕。還有一塊毛主席像章也被一起留下，上面有“為人民服務”5個字，這個像章周總理戴了很多年，這五個字他做了一輩子！目前，這塊手表已作為珍貴文物，存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

后來鄧大姐處理周總理的其他遺物，她決定除去部分被親屬好友拿走的物品之外，其余生前所留存的各種文件交中辦秘書局處理；圖書交由國務院圖書館全權處理；對衣物等日用品，鄧大姐則明確向工作人員表示，要尊重總理的遺愿，本著"全部處理"的原則進行安排，不要搞"衣物留念"這樣的事情。不過遭到工作人員的反對，大家認為總理的遺物是革命事業的見證，具有極強的歷史傳承與教育意義，希望能夠保留一部分。

就這樣，總理的生前衣物、書籍、雜件等遺物在經過篩選處理后，均被妥善保存，全部被打上了編號，在工作人員詳細了解物品來歷、時間、用途后全部做好注明解釋。在完成遺物的整理工作后，發現在總理的遺物里，只有帶著補丁的衣物、日用物品、照片、手稿文件以及一些其他雜物。

時至今日，大多先前被親屬拿走的總理遺物與其他整理完善的遺物，皆被回收置放在各地的周恩來紀念館中。這些遺物簡樸至極，經過幾十年存放，有的或許已經褪色甚至變得脆弱，但周總理的形象與精神卻沒有因為時間蒙上塵土，反而被歷史實踐擦拭的更加奪目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