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只有告別孔子，中國才能進入現代文明世界！

自漢代以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一直處于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受到以皇帝為代表的國家政權的大力支持，可以說尊孔一直是中國歷史的主流。當然也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如漢代的王充、明代的李贄都曾批評過孔子的學說，外來的佛教對儒學學說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但這些不同的聲音都非常微弱，而且主要也是以與孔子相同的思維方式反孔，所以，沒有產生顛覆性的后果。

對孔學真正有力的反叛發生于近代西方文化引進之后。隨著列強的大炮，西方文化也強行進入了這個典籍如山的文明古國，帶來新的思想參照系。自從1840年以來，迄今為止，中國已經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反孔高潮，每次高潮都以西方文化作為工具；但每次反孔之后，又都出現了尊孔勢力的回潮與復辟。近代中國的反孔與尊孔，表面上看起來是西學與儒學的沖突，其實質卻是面對發源于西方的現代文明帶來的強大壓力，中國人調整思維方式以求適應的心靈掙扎過程，三進三退的反復過程，既反映了自我革命的艱難，也顯示了這個古老民族力圖新生的勇氣與毅力。

第一次反孔高潮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不過洪秀全反孔僅是出于屢試不中的個人憤懣，接受基督也僅僅是因為想找一個外來的“新神”來顛覆這個他“巴結”不上的“舊神”孔子。他的思維方式仍然是中國傳統式的，所以，他所描述的夢中的耶穌居然穿戴得和孔子一樣。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之后，他照樣仿照儒學的樣子開科取士。洪秀全的反孔更多具有私人泄憤意義，在政治上，他將反孔作為一種造反的動員手段，對于那些科場失意的讀書人，或野心勃勃、想通過改朝換代坐一坐龍椅的舊式地主，頗有效果。至于本來就沒受過教育的廣大下層貧苦農民，他們本來對儒學的支撐就比較脆弱，放棄儒學并非難事。不過，這些群眾以他們的思維能力將基督教理解成為中國民間的一種具有法力的巫術，真正維持拜上帝教宗教權威的不是靠原罪與救贖之類的經典教義，而是中國南方民間巫術的鬼神附體和扶乩等神秘手段。

在文化方面，洪秀全的反孔具有一種象征性的符號意義，自此以后，一切反對中國政治統治的力量都以舶來于西方的文化符號作為旗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共產黨的馬列主義莫不如此。但在精神實質上，洪秀全并沒有與儒學發生任何實質性的沖突，相反，他以正宗的中國傳統思維，將基督教改造成冠以洋上帝名稱的中國儒教。

洪秀全反孔激起了那些科舉出身的朝廷命官們捍衛儒教的道德使命，這種道德使命與他們維持自己在現有秩序中既得利益的現實追求水乳交融。曾國藩就是以捍衛圣人學說、維護孔學道統為動員旗號，聚集起一群漢人子弟兵，撲滅太平天國起義的。這場較量是以儒學的全面復辟為結果的。當然，這場較量也有更豐富的內容，因為曾國藩這位“大儒”也開始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了，通過曾國藩，西方文化的力量從另一個角度，開始瓦解儒學。

第二次反孔高潮是著名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胡適、魯迅、吳虞等人在歷經清末民初的革命與復辟動蕩后，開始對中國歷史進行了初步的理性反思。在反思過程中他們看到了儒學的內在矛盾，即他們所說的殘忍與虛偽：嘴里說著仁義道理，手中干著“吃人”的勾當。

實質上，這次反孔才真正具有了文化沖突的意義。但這種理性討論并未深入下去，那批頭角崢嶸的人物也還帶著太多傳統思維的烙印，他們還沒有更為深刻的文化識別能力。所以，反孔言論多囿于經驗層面的道德批判，反孔的主要現實著眼點在于所謂個性解放、婚姻自由上。

我們前面已說過，孔學不是一種強調共性的學說，而是一種極端張揚個性的學說，新文化運動諸公在這方面也是以孔學之思維方式反孔學。這場運動在文化上的余波一直綿延數十年，貫穿了20世紀前40年中國文化思想界的主要活動，如東西方文化論戰、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等，但多流于一種激情的爭吵，在爭吵的過程中，又常曲解事實以為已用，比如將西方文化等同于科學，割裂了西方文化的內在整體性，虛擬一個脆弱之敵以證明儒學的強大等，直至40年代，這場反孔運動在文化上都沒有更為縱深的發展。

以反孔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在政治上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個觀點出于中國共產黨的自我認證，因而成為今天史學界的一種主流正統敘述。不過就是在今天，當我們以客觀的態度梳理那段歷史，發現這種敘述仍然站得住腳，盡管有些史料細節需進一步加以疏證，但它所揭示的文化實質卻是真實準確的。

這場反孔運動自然也引起了又一次的尊孔復辟，不僅有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借尊孔祭天，試圖用這種傳統的政治理念重整政治秩序；就是以激進的來自西方文化的三民主義為口號的蔣介石集團在打敗軍閥獲得初步統一之后，也發起了一個較持久的尊孔運動。1934年7月，國民政府規定每年8月27日的孔子誕辰日為國家紀念日，通令全國各機關、學校，遵照規定舉行紀念。1934年11月，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又特別通過了“尊孔祀圣”的決議。廣東、湖南等省份還規定從小學就要學習儒家經典。這期間的高潮是1934年2月蔣介石親自發起的“新生活運動”，這個蔣介石標榜的“以道德的復活來救民族復興的運動”所推崇的主要理念就是儒家的四維八德。四維為“禮、義、廉、恥”；八德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蔣介石對儒教倫理的熱衷是認真的，在1943年3月發表的、可作為其個人政治綱領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他就把儒家學說的“四維八德”作為“立國的綱維”；傳統的宗法家族組織，作為“施政立教的基礎”。他盛贊中國的倫理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為崇高的體系，比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儒學已成為他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武器。

《中國之命運》據云是學者陶希圣代筆，陶希圣本人是主張“中國文化本位”的，即所謂不能放棄本國文化的的好處，可以學習西方文化的好處，但不能學習其壞處，其思想基本上可歸之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類的，與蔣介石的想法頗為一致。陶希圣的思想受到五四時期力主“全盤西化”的胡適及稍晚些的學者陳序經等人的激烈批評。這種文化上的分歧，可以說明，蔣介石的尊孔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次反動，他也是在重整政治秩序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儒學這種思想武器的，在很大程度上蔣介石是看中了儒學外表上的實用性以及傳統上的號召力，在這一點上他很像曾國藩。由此看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治沖突背后掩藏著更為深刻的文化沖突，這是以往史學尚未給予足夠關注的地方。

第三次反孔運動發生在中國共產黨當政后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作為五四時期反孔健將陳獨秀、魯迅的崇拜者的毛澤東，親自發動了一次又一次全民性的批孔運動，這些批孔運動因為與復雜的政治人事斗爭攪在一起，還因極具感性色彩的大眾參與，顯得復雜膚泛，至今沒有人對其內在的文化含義進行理性的探析，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毛澤東的反孔態度是始終如一的，他一直未背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孔立場。他自言“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想，至少在反孔這一點上，兩人始終如一。也許現時的政治文化生態還不允許我們對這段糾纏了太多政治是非和個人恩怨的歷史進行理性清理，但僅從現在能觀察到的史料來看，我覺得這場與執政黨內部斗爭粘連在一起的批孔運動蘊含著更為深刻的文化含義，它可能真是黨內斗爭的一個真實的原因、而不僅僅是個借口，是近代中國自我反省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隨之而來的自然又是一輪反復。不過這次回潮十分溫和、且不帶政治色彩，而是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開放，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內地各種尊孔活動悄然復興，近十幾年來，有些地方的政府每年都組織祭孔活動，對傳統儒學的推崇不斷升溫，從小學到大學都有人試圖把儒家經典納入正規的教育體系。這次的尊孔回潮帶有強烈的商業色彩，和市場經濟重商言利的時風頗為吻合。比如中國孔子基金會，2006年借紀念孔子誕辰的機會，推出孔子的標準畫像，他們明面上講的理由是，推出一個統一的畫像標準可以還歷史的真實，以表示對這位圣人的尊重；其實際的目的在于以此開辟財源，誰要想使用這個標準畫像必須經過他們的認證，借此收取認證費和授權使用費。這種例子很有代表性，事實上，今天的這次尊孔回潮，主要還不是借孔子之名整合政治秩序，而是將孔子作為吸引外來投資、爭取旅游門票收入的經濟資源。

在純思想的層面上，也有很多企業家和學者試圖借助孔子的思想，進行易為中國人接受的企業管理。在更為底層的大眾文化中，則如同以往一樣，將孔子當作可以祈福禳災的神靈加以供奉，比如很多家長在高考之前領著孩子到孔廟燒香，以求孩子能金榜高中，然后升官發財。

近代中國的反孔與尊孔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值得進行專門的研究與討論，我所做的粗線條的過程描述，自然是掛一漏萬，有太多需要進一步推敲的地方。但我們仍可以得出一個較為宏觀的結論，即三次反孔運動一次比一次更具有文化意義，越來越接近思維方式沖突這一實質；而反孔復辟的力量一次比一次弱化，孔子的影響越來越向淺表處飄移。這一趨勢意味著隨著物質生產及生活方式的變化，中國人的思考對象和思考內容，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孔子的思想因與這些新的對象和內容毫無牽連，影響也逐漸式微。但是，每次的尊孔回潮也說明，大多數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仍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他們還在用舊的思維方式思考新的物質對象，總試圖用老思路解決新問題。隨著新的生產方式及生活方式的進一步積累，變革最終會觸及到真正的核心，用詩意一點兒的話說是觸及靈魂，即觸及思維方式。思維方式的變革不僅是必然的趨勢，而且也是這個人口共同體能否真正成為現代群體的關鍵！通俗但有失準確的說法就是，這個國家能否真正實現現代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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