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蹄》篇，其文字的運用思想的發放，我既須將其定義于戰國紛爭、禮崩樂壞的特定語境，理解其批判鋒芒所指；又須清醒認知，所謂“天放”之境在現代社會結構中的烏托邦性質，避免以今非古或以古非今的簡單化傾向。唯有如此，方能把握其哲學內核與歷史局限。

戰國之世，諸侯征伐無度，百姓輾轉溝壑，而儒墨諸家高倡仁義禮法，常淪為權力粉飾或道德枷鎖。《馬蹄》開篇描繪馬之“真性”——蹄踐霜雪、毛御風寒、龁草飲水、翹足而陸——此“天放”狀態，正是對自然生命本然節奏的禮贊。而伯樂“燒之剔之，刻之雒之”的“治馬”之術，導致“馬之死者十二三”，實為對一切人為強制干預的控訴。此喻直指時代之病變：

統治者以“仁義”為名，行“規訓”之實，如同伯樂般以“我善治馬”的傲慢，將萬民納入其預設軌道，其結果非但未達至善，反致“死者過半”。莊子借馬喻人，痛斥“圣人”以“蹩躠為仁，踶跂為義”推行禮樂，實為“毀道德以為仁義”，其后果是“天下始疑”“天下始分”。此批判，非虛無的反秩序，恐怕更是對當時統治者治理下的國家社會的血淚控訴，對在“禮義”幌子下生命被扭曲、被犧牲的深切悲憫。其鋒芒所向，正是那個時代以道德之名行壓迫之實的虛偽禮法。

然而，文本自身亦需置于《莊子》整體思想中審視。《馬蹄》激烈否定圣智仁義，鼓吹“絕圣棄智”“攘棄仁義”，回歸“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禽獸成群”的“至德之世”，其行文之直露，主張之極端，與內篇玄遠深微、圓融超越的風格確有齟齬。內篇如《逍遙游》之“無待”，《齊物論》之“喪我”“兩行”，《養生主》之“緣督以為經”，皆指向個體心靈超越是非、泯合物我、順化自然的“游世”境界。其核心關切在于個體如何于亂世中“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如何在精神層面實現與“道”的冥合，而非如《馬蹄》般具象化地描繪一個無制度、無技術的原始社會藍圖，更非如此激烈地否定一切文明建構（“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

《應帝王》雖涉政治，然“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立乎不測而游于無有”的“明王之治”，其神髓在于“無為”之化，仍是精神境界的政治投影，與《馬蹄》對“禮樂”“仁義”制度性存在的全面否定，存在微妙而本質的差異。內篇思想如浩瀚的銀河系，可是《馬蹄》卻未必在此星系之中。其與內篇最深的共鳴在于對“自然本真”的捍衛（如《駢拇》之“任其性命之情”），對“人為偽飾”的厭惡（如《人間世》之“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其最大的偏離則在于將“自然”等同于原始狀態，并將“無為”推衍為對一切人文形式的徹底消解。故將《馬蹄》視為莊子后學對莊子核心精神（尤其對異化的批判）的激進化、具象化發揮，或更為允當。

郭象與王夫之的注解，雖然跨越千年，但是在我看來，他們在對《馬蹄》的批判性詮釋中達成了驚人的一致。他們共同構建了一條“自然為根，人治為葉”的中道，既汲取莊子對自然本性的洞見，又揚棄其否定文明的極端。郭象以“適性逍遙”為綱，強調萬物“自性”各異，“駑驥各適于身而足”，反對外力強求一律。他釋伯樂之過為“以己治物”的僭越，深契莊子“殘生損性”之旨。然郭象之卓見在于其“無為”的辯證詮釋：他反對將“任馬之性”誤解為“放而不乘”，指出善御者當“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即“因性導用”。此“盡能在於自任”的實踐智慧，已隱含對莊子極端無為的修正。

王夫之則立足“天下惟器”的實學立場，將郭象的“因性導用”推向歷史哲學的高度。他同樣痛斥伯樂式治理為“以意之所趨，矯人之固不然者合之于己”的“逆天”之舉，肯定莊子對“常性”的尊重。但他敏銳指出，人類生存即不斷與“器”（制度、技術、文化）互動、“治器”的過程，此乃文明“日新”的引擎。他提出“奉常以處變，變不失其常”的治理精髓：“常”乃事物內在規律、人性恒常之基（如仁之惻隱、義之羞惡）；“變”則是隨時代而調整的具體制度。真正的智慧，在于深諳此“常”，使制度革新（“處變”）不悖根本（“變不失其常”）。

王夫之進而批判莊子“絕圣棄智”的虛妄，指出“道因言而生”，語言、制度、典籍作為“器”是文明延續的命脈。他更以“道因時而萬殊”的歷史觀，區分“真仁義”與“偽禮法”：仁義本身（“道”）必須內在于具體歷史情境（“器”），隨時代而更新其形式。郭、王二賢，一倡“適性導用”，一主“道器合一”，共同指向一種“以自然本性為根基，以人文制度為枝葉”的共生智慧：治理當如園丁，順應生命內在節律（根），輔以必要的修剪扶持（葉），而非如伯樂之強扭，亦非放任于洪荒。此乃對《馬蹄》批判精神的深刻繼承與創造性超越。

然而，通觀莊子內篇，其思想核心確如明鏡高懸，映照的是個體心靈通往“道”境的幽微路徑，而非構建人間秩序的政治藍圖。老子之“道”，常具宇宙生成論色彩，其“無為而治”乃最高政治智慧，如“我無為而民自化”的君人南面之術。郭象之解，雖精妙闡發“適性逍遙”，但其“自生獨化”“名教即自然”論，本質是為士人在魏晉亂世尋求“在秩序中得自由”的政治哲學方案，其重心仍在人倫日用的調適。王夫之更是旗幟鮮明的儒家，其“道器合一”“經世致用”論，旨在為變革中的儒家秩序提供哲學根基，其“自然”常為歷史中的“勢”與“理”所中介。反觀莊子內篇，《逍遙游》之“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齊物論》之“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大宗師》之“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其終極關懷皆在于個體如何突破形骸、智識、是非、生死的重重桎梏，實現與宇宙大化的精神冥合。其“游世”態度，如“虛己以游世”“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是一種在無可逃遁的亂世中保持精神超脫的生存策略。

政治于莊子，若非“涉亂世自全”的權宜（《人間世》），便是“順物自然”的化境（《應帝王》），絕非其思想軸心。內篇中的“道”，是彌漫宇宙、化生萬物的終極實在，更是心靈體悟、回歸的至高境界；而老子之“道”，郭象之“自然”，王夫之之“理”，則更多指向人間秩序賴以建立的形上依據或歷史法則。故郭象、王夫之以政治哲學視角解讀《馬蹄》并構建其中道，實為一種卓越的“創造性轉化”，將莊子對個體自由的深邃思考，嫁接入構建合理人間秩序的永恒追求，但其思想重心已悄然從內篇的“心靈體道”轉向了“經世致用”。

對于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而言，莊子筆下那匹被伯樂“燒之剔之，刻之雒之”的野馬，其悲鳴穿越兩千余年塵埃，仍在叩擊著現代人的耳鼓。伯樂引以為傲的治術——修剪其鬃毛，釘上鐵掌，套上韁繩，鞭策其奔馳——在莊子眼中，正是世間一切以“善”為名，行扭曲、規訓之實的絕佳隱喻。那“馬之死者十二三”的慘烈，豈非人性在繁復精巧的文明枷鎖下傷殘凋零的永恒圖景？《馬蹄》篇中鋒芒所向的“仁義禮樂”，在戰國語境下，是諸侯爭霸時用以粉飾野心、束縛人心的工具，是“毀道德以為仁義”的虛偽表演，是“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的精神桎梏。它揭示了一個可怖的悖論：那些旨在提升人性、構建秩序的道德規范與制度設計，一旦脫離其滋養生命的本源，淪為僵死的形式與強制的教條，便成為戕害生命本真（“殘生損性”）的元兇。

王夫之在注解《馬蹄》時痛斥的“偽禮法”，其悲哀在于，它并非歷史的偶然遺毒，而是人類組織化生存中如影隨形的幽靈。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科技昌明，制度繁復，信息奔涌，然而“形式化”的怪圈，如同一個更龐大、更精密的伯樂系統，并未消散，只是轉換了其規訓的形態與說辭。績效指標成為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標準化的流程扼殺了創造的活力，社交媒體的表演人格取代了真誠的交往，消費主義定義了幸福的模樣，甚至“個人成長”也被包裝成必須遵循某種模板的競賽。我們如同被精心馴化的馬，在無形的“衡扼”與“鞭筴”下，日復一日地沿著預設的軌道奔跑，疲于奔命卻不知為何而奔。王夫之所處的明清之際，理學教條僵化為空談心性、壓抑人欲的牢籠；而我們的時代，效率、數據、流量、標準化的“成功”定義，何嘗不是一種新的、更為隱蔽的“偽禮法”？它同樣在“以己治物”，試圖將紛繁復雜的個體生命，強行納入一個單一的、可量化的、便于管理的模型之中。其后果，便是心靈的普遍焦慮、意義的普遍匱乏、創造力的普遍枯萎，以及那無處不在的疏離感——我們與自身本真需求的疏離，與他人真實聯結的疏離，與自然生命韻律的疏離。王夫之的悲哀，在于他洞見了禮法異化的毒瘤，卻只能寄望于“道因時而萬殊”的禮法內部革新；而我們的悲哀，在于即使擁有超越古人的知識與力量，似乎依然深陷于形式主義的泥沼，難以自拔。

而對于我們如今的一個個個體，在肉身或許難以掙脫現代社會的精密網絡，無法如野馬般馳騁于無垠原野之時，郭象所言的“適性逍遙”與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孤絕勇氣，便成為在精神上重獲“天放”的唯一途徑。郭象的卓見在于，他洞悉“御馬非不乘馬”，真正的自由不在逃避社會角色與責任（“放而不乘”），而在于在承擔中不失本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

這指向一種內在的解放：“識其性”并“適其性”，而“越名教之執”。

如郭象強調萬物各有其“自性”，個體首要任務是深刻地認識自己——我的稟賦何在？我的熱情所系？我內在的節律如何？擺脫外在標準的綁架，傾聽內心深處那最真實、最獨特的聲音。這不是自私，而是生命得以充分展開的前提。

認識我們自身的可能性之后，在其所指向的范圍內，依據對自我的認知去選擇、去創造生活。選擇一份能發揮所長、滋養而非消耗心力的工作；建立真誠而非功利的關系；在繁忙的縫隙中，守護那些能讓自己靈魂安寧的愛好與沉思。即使身處格子間，心靈亦可如莊子筆下的鯤鵬，“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

“越名教之執”，即是效法嵇康的孤傲風骨，但我們并非要離群索居、對抗一切，而是精神上對“偽名教”——那些被普遍接受卻空洞無物、壓抑生命的價值標準、流行觀念、社會期待——保持一種清醒的疏離與批判。不輕易被消費主義裹挾，不被成功學的單一敘事定義，不因社交媒體上的喧囂而動搖內心的尺度。在精神上，做自己王國的主人，守護一方不為外物所役的“天放”之境。

這種精神上的“天放”，是一種內在的定力與澄明。它是在喧囂中保持靜觀的能力，在隨波逐流中保有獨立的判斷，在壓力下守護心靈的余裕。它意味著即使戴著社會角色的“面具”，內在的“真我”依然鮮活、自由、不被異化。

《馬蹄》篇的價值（前面的《駢姆》以及后面的《胠篋》、《在宥》等文章），正在于其作為中國哲學思想史上，發散并引導出“自然”與“人文”、“自由”與“秩序”這一永恒命題的多重視角。莊子，或者應該說是他的某位后學，以其激烈的姿態，批判了形式化的禮義道德；郭象、王夫之則用他們的的辯證思維，在尊重自然本根與承擔人文責任之間架起名教與儒家的治世之學。理解《馬蹄》，既要傾聽其對扭曲本性的歷史控訴，汲取其守護生命本真的永恒啟示；亦需清醒認知其解決方案的歷史局限，更不可將后世賢哲的創造性詮釋等同于莊子思想的全貌。

回歸莊子內篇的幽谷，其真正的光輝，仍在于指引個體在浩瀚宇宙與紛擾人世中，如何持守一顆“游心于淡，合氣于漠”的超越之心。我們無法退回莊子幻想的“至德之世”，也未必能徹底重構王夫之理想中的“道器合一”的完美秩序。但每一個個體，都可以在認識自身“常性”的基礎上，在精神上實踐一種“天放”——在心靈的曠野上，卸下無形的“衡扼”，掙脫內在的“鞭筴”，讓生命的本真如野馬般自由奔騰。

這并非消極的避世，而是一種積極的守護與創造：守護心靈不被完全格式化，守護內在的野性與生機；并在可能的范圍內，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去影響周遭的小環境，成為抵抗形式化洪流的微小而堅韌的礁石。當越來越多的人能在精神上“翹足而陸”，以內在的自由去生活、去創造，或許那外在的、更合乎“天放”精神的社會土壤，也將在點滴的累積中，于堅冰之下悄然萌發。

最終，在尊重“天放”之根與培育“人治”之葉的永恒探索中，莊子的最高遺產，或許并非提供現成的社會藍圖，而是為每一個體在靈魂深處開辟一方不為外物所役的、逍遙無待的精神凈土。這，或許是我們在伯樂的規訓與野馬的天性之間，所能尋找到的最具現實意義的救贖之路——在心靈的曠野上，先讓自己自由地呼吸。

2025.7.5 5:13 于抱月齋

此文根據我《淺析郭向對 <馬蹄> 的理解》、《試解王夫之 <馬蹄> 注》、《淺述理學對 <馬蹄> 的批判》三文而作，《馬蹄》雖是外篇第二，但個人卻認為其思想更能體現莊子后學對當其時代的悲鳴和吶喊，所以以此為總為首而論之～

而我將在《外》《雜》之后發微《內篇》，用我有限的認知，去嘗試理解那個我最最喜歡的，跨越了2000之久的偉大的思想者～

冷月的詩和遠方

身邊的朋友總是和我說，真的好羨慕你們這樣的人。能夠自由自在的享受生活，去經歷、去冒險。

可我也總說自由的美好，我還沒感受到。為了詩和遠方，我放棄了生活，去追尋，去尋找。常常緊衣縮食，遭遇失溫，落石，獨行是家常便飯。

但那里有純潔的朝露，那里有已逝的熱土。我總是兩手空空，因為我觸摸過所有。折桂而來，迷情而往。這是獨行者的悲哀和幸福。

經得起這孤獨的詩，耐得住這悠長的路，拋的下世俗與紅塵苦樂，才到得了屬于你自己的詩和遠方。

▌冷月的哲學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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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幕生存與死亡

大魚飛揚 在天地的光芒中

麥浪聲響 于自由的守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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