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爾根·布勞爾

尋找戰爭中的經濟學原理，并用中世紀的戰爭實踐來加以分析，是很有趣并很令人愉快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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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眼中，中世紀盛期就是“城堡與騎士”，這樣的形象也許會讓歷史學家難堪，但其中卻的確蘊藏著重要的真實成分。可以肯定的是，那時戰爭頻發。

中世紀軍隊的刻板印象

一千年前的戰爭，盡管其規模在 21 世紀居民看來就是小打小鬧，但它們卻消耗了巨量的資源份額。這種消耗不僅包含發動戰爭的開支，還幾乎無一例外地囊括了伴隨入侵而來的對經濟資產的蓄意破壞，有時還涵蓋撤退的費用。

權力掌握在大領主手中。由于缺少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地方統治者能以幾乎一切能想到的理由發動戰爭，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可以肯定的是，傳統、騎士精神和法律（偶爾）確實為戰爭施加了些許限制，但對任何中世紀有產統治者來說，幾乎不可能在一生中完全避開戰爭。

也少有統治者愿意嘗試避免開戰。他們自幼接受兵家的訓養方式，即使是不那么好斗的人，也很少會為了避免戰爭而放棄領土或特權。

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會草率沖動地決定開戰。任何經濟學家都會提醒，資源總是有限的，中世紀統治者面臨的限制遠比今天更加嚴苛。現代國家可用于發動戰爭的工具令人印象深刻——國家稅收系統、兵役制度以及信貸，而在一千年以前，所有這些都不存在。

統治者可以征稅，但無論就經濟現實、行政能力還是傳統而言，都不允許其像今天這樣有章可循地廣泛征稅。兵役制度更是聞所未聞。的確，人們會接受號令發起戰爭，但這僅限于歷史上的特定時期。

直到 13 世紀末才出現整個國家層面的信貸，而這對小貴族來說無論如何都不是現實的選擇。1008 年的國王遠比 2008 年的總統更清楚做出選擇的必要性。

戰爭中的經濟學

在限制之下做出決定，這就是經濟學的起源，而中世紀統治者的戰爭決策，成了決策研究的沃土。我們在此掌握的，很可能是檢驗經濟學分析是否適用于軍事史的絕佳案例。

有關這一時期，簡明的流行形象——城堡與騎士——實際上大有裨益，不過二者的結合和部分細節存在誤差。因為，考慮到支出，統治者無法做到二者兼得：要么構筑防御，要么雇用士兵，換句話說，要么建造城堡，要么招募軍隊。

盡管中世紀軍隊時常被視作無關緊要的烏合之眾，其中真正重要的只有騎士，但近來的學術研究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看法。

乘馬騎士的統治地位尤其受到質疑。我們將會看到，在進攻城堡時，身穿甲胄騎在馬背上的士兵毫無用處。即便在戰場上，情景也發生了變化：“中世紀騎士右臂夾騎槍、左手執盾牌和韁繩，統治著這一時期的軍事計劃和戰略，這一觀念只是史詩的材料。”中世紀的軍隊遠不止裝甲騎士，也遠為復雜。騎兵的主導地位言過其實。

中世紀的勾鐮槍兵、長弓手、長矛兵

加深這些誤解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與其統治者不同，這一時代的指揮官鮮少發動戰役。比起在戶外交戰廝打，中世紀的武裝部隊更常上演機動部署、劫掠和圍攻。這源于一種相當有條不紊的謹慎軍事策略，不過其效果卻出乎意料，令當時的軍隊和指揮者給人留下了不善戰的印象。一直以來，中世紀軍隊都遭到了誤解和低估。

而那些（今天仍舊）星羅棋布于歐洲大地，造價昂貴又無處不在的城堡則得到了中肯的評價。在軍事史乃至歐洲史上，城堡的重要性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城堡是貴族或王室的寓所、政府所在地、防御工事、進攻行動的基地、避難所，也是實施壓迫的手段。

對整體歐洲社會而言，城堡的總造價究竟幾何，我們不得而知，甚至不知道這種計算是否可能。我們所能做的，是思考統治者在其工事上投入的經費，這些資金將無法再用于召集軍隊。

最強大的統治者當然有能力同時建造城堡和召集軍隊，但為一方撥款必然會減少另一方的資金。結果不容小覷。在某些情形中，建造城堡耗費的巨資剝奪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機會，撥款者依靠防御工事的防守力量來消耗敵人。

在極端情況下，這些支出會使統治者破產。但城堡并非一項糟糕的投資。靠武力征服一座城堡，困難重重，既危險又耗時，就連火藥的引入也并沒有立即淘汰它們。

當然，火藥最終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豎直聳立的高墻成了靶子而非障礙物。1450 年之后，在將英國人驅逐出法國時，重型火炮在“幾小時內”便可推倒城墻。而用于抵御大炮攻擊的防御工事，如棱堡，“造價高昂，只有最富有的國家和城市才能負擔得起數十門大炮和大量建筑勞力”。

然而，這一切的出現都要晚于本章研究的時代。事實上，要晚得多：雖然歐洲在 1326 年便引入了第一門火炮，但直到一個世紀以后，火藥的效力才超過了投石機。

然而，火藥只是加速了業已出現的趨勢，政府的集權化，開支的日益增加，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都與這種趨勢相關。在城市擴張的同時，君主也以犧牲貴族為代價穩步獲取權力。

例如，在意大利，有些城市甚至在文藝復興之后還保持著獨立。一些德意志城市直到拿破侖時期才并入更大的單位。

中世紀的城市擴張招致了頗為復雜的軍事后果。雖然個體貴族無法攻破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鎮，但貴族對鄉村的控制也并未受到嚴重威脅。隨著大國的資本不斷積累，戰爭規模和成本不斷增加，強權依靠“壓榨其經濟”來資助戰爭，小國最終臣服于大國。

本章所研究的時期——公元 1000 年至 1300 年——在軍事史上的分期相當明確。這一時期的戰爭不同于此前和此后時期的戰爭。這一時期可以被稱為“城堡時代”。石制防御工事變得普遍。

到 13 世紀末，城堡的發展基本上陷入了停滯。14 或 15 世紀，設計沒有出現重大改進。但這究竟是由于戰爭性質的變化，還是因為設計的可能性已經窮盡，超出了我們的討論范圍。

有足夠的理由重申，典型的中世紀統治者常常選擇建造城堡，而放棄僅剩的另一個相關軍事選擇——雇用軍隊。選擇建造城堡，便會失去創建軍隊的機會。

研究城堡與戰爭的經濟學還可以告訴我們許多關于那個時代的信息。以“復雜”或“眾說紛紜”描述某一時期雖是常有之事，但很難想出還有哪個時期比中世紀更適合這種形容。

信息零碎散亂，數據往往有誤。界限清楚的中央政府也不存在。即使是最常用來描述當時生活的術語——封建主義——也會引發爭論。

一些歷史學家完全拒絕使用這個詞。另有一些人對那個時代“制度”的真正含義存在異議。例如，這是“契約政府”（與公法相對），抑或僅僅是暴力團伙對其權力的合法化？后者統治著土地，并將純粹的力量轉變為人人都必須遵守的傳統和原則。后一種主張認為，那些有能力組織暴力活動的人，也最理應擁有自身利益去組織政府。

小群體間更有可能締結和約，因為大家都能看到共同安全的益處，而在比較大的實體中，個人無法非常清楚地看到好處，只能看到成本，因而不太可能自愿為城堡、武器和其他雜七雜八的事項支付費用。如果這一主張是對的，那么它將能夠解釋這一時期為何內戰頻仍。

中世紀統治者在戰爭上耗費巨資（事實上，他們似乎很少在其他事務上花錢），這意味著戰爭的每一個面向都對經濟趨勢有著重大影響，反之亦然。

稅收制度的改善（當然，“改善”是對統治者而言的）使軍事支出得以可能，而戰爭十分需要此類改善。在 10 或 11 世紀，一個地主也許能獲得足夠的收入，以修建一座簡樸的城寨城堡—由一個土丘、一堵或數堵圓墻，以及中央作為最后撤退點的防御塔樓構成——但較逐漸攀升的戰爭成本而言，地產收入不過杯水車薪。

隨著擁有土地對君主而言變得沒那么重要，統治者們變得越發富有創意。英國國王征收古老的土地稅，經營空置的主教區，從鑄幣中獲利，收取一切能想到的封建應繳款，為發動十字軍向信眾征稅，并奠定了轉向普遍征稅的基礎。

這一模式——因戰爭而產生的稅收現代化——也可見于法國和西班牙。在法國，1180 年至 1290 年間，普通財政收入從 86,000 圖爾里弗爾 * 增至 400,000 圖爾里弗爾，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用于資助戰爭和十字軍的特別稅。西班牙王室也達成了類似的結果，通過貨幣貶值進一步擴充國庫。君主的權力和財富俱增。

只有神圣羅馬帝國沒有遵循這種模式，因為帝國“政府”缺乏強制支付的手段。

君主因而能夠獲得建造城堡和軍隊的資金，使戰爭成為強者的專屬，普通貴族無法與之匹敵。但這也需要時間。

中世紀的歐洲君主幾乎沒有合法的征稅權力，其組織和制度也太過薄弱、雜亂無章，無法維持穩定的資金流。用付款替代服務的做法很普遍，但由于掌控起來格外困難，這種做法在 14 世紀消失了。

然而，王室財務官的創造力是無限的，他們向城鎮收取特許費，接管教會財產，行使征用權，用現金以外的手段購買物資，貶值貨幣，借貸，攤派公債。然而這些仍然不夠，戰爭蠶食著國家的財富。

本章將以如下形式展開。我們首先圍繞以城堡為基礎的戰事，研究機會成本的概念。其次，我們將介紹城堡的數量，尤其是與英王有關的那些。然后，我們將評估建造城堡的成本，并說明為何盡管開支巨大，收益仍高于成本。

軍隊并非無關緊要，但其成本高昂，卻收效甚微。最后我們將討論，除了機會成本原理，城堡建造史還體現了哪些經濟學原理。

* 圖爾里弗爾（livre tournois），中世紀法國流通的貨幣之一，也是早期現代法國使用的一種計價單位。

機會成本和戰爭

機會成本是一項基本的經濟學原理。這一成本并不是購買某件商品的花費，而是指本可購買的其他選擇中價值最高的一項。

例如，在此時閱讀本章節，意味著放棄利用時間從事其他事情的機會——比如閱讀其他書籍、下廚、打掃、賺錢、和家人共度時光，或者單純享受靜謐的閑暇。做任何事，都意味著放棄做其他事情的機會，這就是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原理雖不難理解，卻又難以應用，部分原因在于，每個人為替代的行動方案賦予的價值都不同。就戰爭而言，機會成本可以應用于數個層面。這里考慮的層面涉及支出決策，不過資源的相對稀缺性并非事情的全部。

20 世紀，政府支持戰爭的能力大大提升，但不斷變化的技術使選擇過程變得更加艱難。

首先，必須決定購買哪種武器系統，這在軍隊內外引發了爭議。軍中的不同部門紛紛爭搶資金，競爭有時甚至蔓延至部隊之外。重大計劃引來外界關注，而支持的聲音可能時漲時落。例如，美國的 B-1 轟炸機由尼克松—福特政府批準，后被卡特政府取消，又經里根政府重新批準。

第二，技術變革帶來的潛在成本不斷增加。更大型的計劃自然需要更多資金，但當今武器的性能和強大戰力已經發生了變化。軍用飛機的性能和成本都迅速攀升，以至于某次計算曾預言會出現“獨一架飛機的空軍”——僅此一架天價飛機，就足以掏空全部采買預算。選擇這種路徑，就失去了一切發動現實戰爭的機會。

機會成本原理的另一應用層面是作戰領域。一支被派往北方的部隊無法同時向南行進。部署在某區域以抵御進攻的后備部隊無法在其他區域抵御另一場進攻。

軍方領導人試圖避免或至少緩解這一難題，例如，將決定性的部署延宕至最后關頭。當然，最終還是要做選擇，不過，通常是在關鍵時刻保留了強大后備力量的一方在戰斗中取勝。

另一個方法是讓敵人難以防守，例如，通過機動部署使敵人不知所措，直到為時已晚。改進機動性也是緩解機會成本問題的方式之一，因為良好的機動性能夠進一步延遲最終的決策。但是，選擇必須做出，次優的選項必須放棄，因此，機會成本總會產生。唯一的問題是，被放棄的這一選項究竟有多大價值。

當然，機會成本可以很低：移動緩慢、能力低下的部隊可以被“完全消耗”，而無需放棄什么高價值的機會，至少從指揮官的角度來看是這樣，在那些受決策影響的士兵眼里情況則并非如此。

所有這些分析都還只停留在表面。機會成本原理在戰爭中還有其他應用。發動戰爭的決定也許是最重要的。應考慮多種機會，如打不同類型的戰爭，考慮選擇發動或解決沖突的非戰爭選項。

在軍事體系中，不同“選擇者”面臨的機會成本不同。對于統治者、最高統帥、下級軍事指揮官和普通士兵來說，侵略性或任何其他性質的軍事戰略所涉的機會成本也都不同。這一原理看似簡單，應用起來卻有著幾近無限的潛在復雜性。

即使將機會成本原理的應用限定在一個方面，例如中世紀盛期的城堡建造，也涉及許多困難。中世紀的稅收、預算和支出情況只能用 “毫無章法”來形容，由于缺乏記錄，至少看起來如此。

若能了解中世紀君主們在本國防御工事上的花費， 那將非常有趣。眾所周知， 城市為建造城墻、構筑壁壘、挖鑿壕溝投入了大量資金。不幸的是，完全沒有這一時期與費用相關的資料。

上述引文出自一部這一時期軍事史的權威著作，揭示了該研究所遭遇的一些挫折。幸運的是，學界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盡管關于確切數值的爭論還將繼續，但中世紀防御工事所需的勞動力和資本成本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推算。

關于總體費用并無太多爭議。中世紀統治者在支付戰爭費用方面遇到的困難最大，而強大的君主——盡管最初有更多的啟動資金——也面臨同樣的麻煩。“所有人都被迫采取極端的權宜之計來實現收支相抵。

”雪上加霜的是，擁有更多的權力和領土，也就有更多東西需要保衛。城堡和軍隊都很必要，因此人們想出了各種各樣的辦法來籌集資金。“從西塞羅和塔西佗的時代到 15 世紀乃至以降，作家們總說，若無軍隊，國家便無寧日。若無軍餉，便無軍隊。而若無貢金，軍餉也無從談起。”

尋找資金導致了一種“更接近掠奪而非稅收的制度”，這絕非比喻。例如，在英格蘭，商人有時會被沒收貨物， 直到他們繳納“ 稅款”后才予以歸還。然而，這永遠都不夠。

戰爭促進集權

盡管擁有英格蘭史上最強力的稅收制度，愛德華一世（1272 年—1307 年在位）仍不斷超支。1294 年至 1297 年間，英格蘭與蘇格蘭、法國和威爾士開戰，需要征收繁重的戰爭稅，信眾和神職人員因而一齊反抗，引發了一次嚴重的憲制危機。

這不僅僅是王室的貪婪使然，糟糕的政策是另一重誘因。在愛德華統治的最后幾年，王室司庫（負責軍隊開支的部門）的賬上甚至難有千鎊，而在其統治初期，該機構可以一次性向出納員撥付 5,000 英鎊。

信貸也并非長久之計。自 12 世紀以來，信貸制度在整個歐洲穩步普及。愛德華一世動了心，采取了兩步措施：他先從銀行借錢，然后不還，至少不完全還。他通常從意大利銀行家那里貸款，其主要債主里卡爾迪銀行，未能收回 18,924 英磅借債；弗雷斯科巴爾迪銀行差了 25,000 英磅。

然而這也只是杯水車薪：愛德華一世在死后留下了約 20 萬英磅債務，幾乎是王室歲入的 4 倍。公正地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國王的政策，這位國王不僅頻頻發起戰爭，他所奉行的政策也幾乎必定導向更多的戰爭。

不難意料，和平時期使得財政狀況有了顯著改善。但事情的真面目不僅僅關乎國王過度且公開的好斗行為。更有意思的是，盡管在法國、威爾士和蘇格蘭反復征戰，他仍選擇傾盡錢財，建造城堡。

本文節選自《城堡、戰役與炸彈：關于戰爭的七堂經濟學課》，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是別開生面的“戰爭經濟學”著作，有助于大眾從經濟學角度加深對戰爭決策的體會，推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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