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與主流經濟學不同的是，迪爾德麗阿姨提倡的經濟學是“非主流經濟學”。你可能在經濟學教科書里見慣了各類理論和模型，覺得自己手里的計量工具頂呱呱，習慣了坐在電腦前對著一堆數據薅光頭發，最后拼拼湊湊得出一個還算不錯的實證結論，然后游走于各類經濟學研討會，覺得自己的研究好像還像那么回事兒。而這就是迪爾德麗阿姨嗤之以鼻，甚至花了整本書的篇幅來抨擊的經濟學研究范式，是的，她的描述比我這里的過激多了。

讓現代經濟學家驕傲的工具，在迪爾德麗阿姨眼里不過是男孩兒手里的沙盒游戲，甚至被她稱為經濟學家的“三大惡習”。她的攻擊，時而讓人高呼太妙了，時而讓人捧腹大笑，但最后會讓人陷入沉思：經濟學家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他們忘了自己為何出發……（注意，他們主要就是指男性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的惡習

作者：[美]迪爾德麗·N. 麥克洛斯基

出版時間：2025年1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1

無關緊要的統計顯著性

背景知識：

統計顯著性是一種用來判斷某個影響在統計學意義上是否顯著（重要）的工具。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如果我們想要知道因素X（例如最低工資大小）的變化是否真的顯著影響了因素Y（失業率大小）的變化，我們會列出A與B之間的回歸分析式：Y=A+BY+e（通常是線性的，同時包含其他變量），然后查找相關數據，輸入回歸分析軟件（例如Stata、R語言），并用軟件給出的t值、p值等數據，來判斷因素X是否在統計意義上顯著影響了因素Y。

20世紀40年代的自負導致的第一個悲劇是“統計顯著性”。這一概念于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被深諳數理統計學的人引入經濟學，其中一位領軍人物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經濟學家勞倫斯·R. 克萊因。

一個雖然滑稽但很貼切的例子是溫度。假如有人告訴你，她那非常精準的儀器顯示今天外面的溫度是32攝氏度。那么，外面是熱還是冷？習慣于華氏溫標的人可能會經過一番計算后得出結論——“哦，90華氏度。是的，很熱。”他以為計算已經解決了一切。但32攝氏度或90華氏度是熱的，這是人的判斷。住在金星表面的生物可能會覺得那是冷的。一則《紐約客》的漫畫展示了兩個水龍頭，一個標著“冷（一個相對的概念）”，另一個標著“熱（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過度專注于數據和計算，而忽視了做出人類判斷的這一基本任務，那我們就會忘記我們到底在做什么。這就是現代經濟學出問題的地方。這是第一個，也是典型的統計顯著性的悲劇，是克萊因的惡習的悲劇。

這里有一個更要緊的例子，它來自醫學研究。問題是：女性應該在多大年齡開始每年進行一次探測乳腺癌的乳腺X射線攝影檢查？目前，有一場關于“四十歲”和“五十歲”的激烈爭論。支持“五十歲”的研究人員希望靠統計顯著性來解決這個問題。在一個由美國護士組成的大樣本中，他們沒有發現（按照常規的顯著性水平）四十歲開始進行年度乳腺癌檢查與五十歲開始進行檢查的女性在減少癌癥死亡率方面有統計顯著的差異。而支持“四十歲”的一方回應說，“等等，我們想知道的是救命的重要性，而不是在我們碰巧有的樣本大小下，救命比例的差異是否符合某個所謂（即統計上）‘顯著性’的常規水平。”一個不理解“這些統計工具的使用必須由研究者決定”（如奈曼和皮爾遜所言）或者多大才算大“將完全取決于他的調查的特殊目的”（如瓦爾德所言）的醫學研究人員，是在害死病人。我知道這聽起來太令人震驚了，但不幸的是，這是事實。

克萊因和現代科學界都在尋找一種機械化、無爭議的方法來判斷某個影響是大還是小。脫離人的主觀判斷，拜托——我們是科學家。一些科學家討厭爭議。他們成為科學家就是為了尋求確定性，以及“像機器一樣完成工作”。克萊因便是其中之一。

2

黑板經濟學的徒勞無功

背景知識：

黑板經濟學，顧名思義，就是指用黑板上的理論（高度抽象的簡化模型）來推演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例如，微觀經濟學假設人都是理性、自利、企圖最大化個人效用（Utility）的個體（迪爾德麗阿姨戲稱他們為“ MAX U 機器人”）。微觀經濟學的絕大多數理論均建立在該假設上，例如典型的消費者理論認為，這群“ MAX U 機器人”會選擇自己的預算線上能實現效用最大化的那個消費組合。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往往是非理性的，人性也不止利己這一個面向。

經濟學的第二個惡習，即薩繆爾森式惡習，聲稱黑板上的證明是經濟科學家的主要工作。我認為外人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看出它有什么問題。這很好，因為它甚至比克萊因式惡習更重要。薩繆爾森式惡習深深植根于經濟學之中。我說過，統計顯著性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成為悲劇。相比之下，由于相信真理來自粉筆，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是“數學家”，盡管他們不像薩繆爾森教他們的那樣使用那么多的數學。

薩繆爾森式惡習總是停留在理論的世界里，在學術生涯中想象著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海水滾燙，豬長著翅膀。換句話說，所謂的惡習只是普通人對學者、詩人和藝術家的抱怨：他們無休止地理論化，毫無意義。在與學術界聽眾交談時，普通人的抱怨并沒有得到太多的傾聽。作為學者，我們也厭倦這種空泛的批評。然而，有時普通人是正確的，他們對現代經濟學的看法當然也是正確的。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希望采取薩繆爾森這樣舒適的研究范式。這就是薩繆爾森的卓越成就成為惡習的原因，它在經濟科學職業中已如此盛行。如果只有少數幾個人搞純理論研究，而且這些人沒什么名望，倒也無傷大雅；然而，如果大多數人都這么做，這就是惡習。我的老師亞瑟·史密斯（Arthur Smithies）開過一個玩笑。他說，起初他想成為一名應用經濟學家，但發現這太難了，因為必須與商人和統計數據打交道。然后他嘗試研究經濟史，但無法忍受經常去圖書館。于是他決定做一個理論家，只需要紙筆，根本不需要踏入現實世界。

國際貿易理論這個舊領域長久以來就是這樣，至少從李嘉圖第一次實踐李嘉圖惡習后就是這樣。一直到現在，國際貿易中典型的“科學”工作，就是從黑板上的圖表中得出關于政策的結論。直到20世紀80年代，“產業組織”這個經濟學子領域，還一直在名副其實地研究產業組織。然而，目前產業組織開始研究起了“博弈論”的某些數學性質。博弈論或稱“游戲論”，名字起得真好，毫不避諱自己是沙盒游戲。學術經濟學的一個又一個領域都走上了這條路。經濟學中大約一半的科學工作都發生在黑板上。

3

社會工程學行不通

背景知識：

社會工程學是指，企圖用從經濟學模型和理論中得出的預測和政策建議，來設計和運行我們的社會，從而達到期望的結果。即期望社會像機器一樣，擰動或改變某一部件，它就會按照既定的齒輪傳動方式準確地運作。

第三個惡習也是最大的惡習，那就是社會工程學，我稱之為廷貝亨式惡習，以經濟學家揚·廷貝亨的名字命名。揚·廷貝亨（1903—1994）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他的弟弟尼古拉斯·廷貝亨獲得過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三種惡習都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史上。太陽底下無新事，克萊因、薩繆爾森和廷貝亨在經濟學中提出的三大思想也不例外。克萊因的想法來自亞里士多德和培根：如果你折磨大自然，它也會開口講話。（很不幸，這是屈打成招。）薩繆爾森的觀點是畢達哥拉斯式和笛卡爾式的，認為坐在溫暖的房間里認真思考，就可以解決世界上許多問題，如果不是所有問題的話。廷貝亨的想法是柏拉圖式的和孔德式的，認為你可以像設計橋梁一樣設計社會。不幸的是，它不可行，即使可行也不該這么做。

來自工程內部的答案簡單而充分：根據工程本身的標準，它不可行。預測和控制要想正確，當然必須在我們的生活和社會中進行計劃。正如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試圖將美國經濟從大蕭條中解救出來時所說的那樣，我們無法知道這個或那個會起作用，但我們必須嘗試。審慎的實驗是好的。超越務實精神進行預測和控制的錯誤在于，人類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預測的，這對經濟模型至關重要。有利可圖的預測是不可能的。

經濟學家中最著名的反例據說是已故的奧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他是一位非常審慎的優秀經濟學家（很久以前，他教我們經濟學原理，我應該就是從他那里學到了那個“美國問題”）。他將克萊因和廷貝亨的大規模經濟統計模型的想法擴展到商業用途，將數據資源公司（Data Resources, Inc.,）打造成了一家成功的公司—其1984年的收入為8400萬美元。然而該公司并沒有使用自己對價格和利率的預測來進行投資。它把預測信息賣給了其他人，主要是賣給那些想要知識神話的公司，這些公司想要用這樣的資料緩解它們面對世界不確定性時的焦慮，以及用來應付不開心的股東—“我們獲得了最好的建議”。類似的，法國有很大一部分公司接受占星家的建議。如果占星家或數據資源公司相信他們自己的預測是正確的，他們可能會變得比現在更富有。即使奧托·埃克斯坦或保羅·薩繆爾森或其他小道消息提供者變得更富有，但這并不能回答那個“美國問題”。埃克斯坦和薩繆爾森，以及華爾街的路易斯·魯凱瑟（Louis Rukeyser）和百老匯的熱馬赫比，通過出售建議（以模型和統計方程式以及其他迷人的談話形式）而賺錢，而不是通過使用它而賺錢。老加圖（Cato the Elder）報告說，在羅馬，一些人用類似計量經濟學的專業知識來檢查肝臟，這些人一見面就忍不住大笑。

經濟學家的惡習

作者：[美]迪爾德麗·N. 麥克洛斯基

出版時間：2025年1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美]迪爾德麗·N. 麥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經濟學、歷史學、英語、傳播學榮譽教授，曾在芝加哥學派最輝煌的年代執教于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除經濟學領域，迪爾德麗也涉足女性主義、倫理學、哲學等，她稱自己為一名“文學的、量化的、后現代的女性”。著有《經濟學的敘事》《芝加哥大學寫作課》《跨性別者回憶錄》等。

譯者簡介：

曹乾，東南大學經濟學副教授，略通經濟學、數據科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等。代表譯著若干，在學生中廣泛流傳。

吳小康，南京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南京理工大學副教授。在《世界經濟》、《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經濟學動態》、Economic Modelling 等中英文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內容簡介：

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認為，現代主義的惡習源自驕傲和對不確定性的抵御，蔓延到經濟學領域，則成了三大惡習：統計顯著性、黑板經濟學、社會工程學。統計顯著性尋求用一種無爭議的方式判斷某種影響的大小，忽視了人類判斷的重要性；黑板經濟學尊崇數學公理的優雅和一致性，陷入了形式主義的泥沼中；而社會工程學企圖讓一切變得簡單可預測，但人類本質上是復雜和不可預測的。

在麥克洛斯基看來，過度依賴這些惡習的主要是男性經濟學家，因為女性經濟學家更關心現實意義。在本書中，她幽默地以“姑媽”自居，戲謔地稱男性經濟學家為“可愛的侄兒”，苦口婆心地勸他們離開機械化的沙盒游戲。她提倡用一種人文、謙卑、自由，甚或是女性氣質的美德，來取代現代經濟學中貴族和男性氣質的惡習。

- End -

成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