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日，毛主席派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前往上海，調查了解上海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情況。

右五為張春橋，右八為姚文元

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報紙問題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報可以停刊鬧革命。3日和4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3日報》先后被造反派“奪權”和“接管”。造反派奪取新聞輿論大權的做法，卻被《人民日報》所贊揚。《人民日報》1月9 日發表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稱兩報的奪權是 “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號召國內其他新聞機構向上海學習。新聞界的“奪權”之風迅速刮遍全國，絕大多數報紙雜志陷于癱瘓。

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到達上海。張春橋明確提出，要“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奪取中共上海市委的領導權。他向王洪文等造反派頭頭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里奪回來，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

王洪文，出生于吉林長春，貧農家庭。1950年，15歲參軍入伍，參加抗美援朝。1956年轉業，被分配到上海第十七棉紡廠，任保衛干事。王洪文等人，在1966年11月初籌劃成立“工總司”時，便宣稱“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之后，在上海接連制造了矛頭直指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

九大后的王洪文和姚文元

1966年，王洪文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并定于11月9日在上海市文化廣場召開“批判控訴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會后組織游行，進入市委大樓。

因違反當時中共中央關于工人要“堅守生產崗位，不要到廠外去串連”，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等規定的精神。“工總司”沒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承認。11月10日，王洪文等為到北京告狀，策動“造反隊員”在安亭車站臥軌攔車，并糾集數萬人鬧事。造成滬寧線鐵路交通中斷30多小時，36趟客貨列車不能從上海站發出。從安亭到蚌埠五百余公里沿線，停滿近百趟客貨列車，制造了嚴重破壞全國交通運輸的“安亭事件”。12日，張春橋從北京直接來到安亭車站，背著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代表中央文革與“工總司”進行談判。當日，造反隊員陸續返回上海。

1966年11月27日至12月9日，市“紅革會”、“工總司”等造反派，因不滿《解放日報》不配合報道聶元梓、蒯大富等人在上海舉行的萬人批判市委大會和不給“夾帶發行”造反組織的《紅衛戰報》等行為，組織人員強行占領《解放日報》社，阻止報紙發行，歷時八天九夜，迫使華東局和市委妥協，答應了他們的條件，制造了又一起震動全國的事件。

為了打垮對立的一派工人組織“赤衛隊”，1966年12月30日，在張春橋的支持下，王洪文在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制造了10萬多人參加的武斗流血事件。滅掉了有力對手，“工總司”在上海一家獨大。“康平路事件”，使中共上海市委基本陷于癱瘓，為造反派“一月奪權”掃清了道路，也開啟了全國大規模武斗的先例。

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工總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組織聯合召開“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曾支持江青組織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原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于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由陳丕顯接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曹荻秋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批斗全市各單位、各部門幾百名領導干部。大會發出的通令，公開宣布“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級機構被迫停止辦公，上海市的黨政大權隨即落入由張春橋、姚文元手中。王洪文，一個十足的流氓和小丑，也借機登上了政治舞臺，并不斷高升。

1月8日，毛澤東召集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開會，贊揚上海造反派的奪權行為。稱:“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這個談話實際上成了在全國進行全面奪權的號召。1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并加《編者按》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上海造反派的一月奪權，也因此被稱為“一月革命”。

1月11日，經毛澤東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肯定上海的“一月奪權”行動。此后，《人民日報》《紅旗》雜志連續發表社論、文章，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宣傳和介紹上海“一月奪權”的“經驗”，號召“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斗爭”。“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1月12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劃下，上海召開了有數十萬人參加的“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

1月14日，《文匯報》發表社論，說：“許多單位內的革命造反派起來奪了權。這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個標志，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面臨死亡的一個標志。”并宣稱：“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權，把報紙等一切典論工具的領導權，把經濟命脈的領導權，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統統從那些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手中奪過來。”

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認為，“一月風暴”是“今年展開全國全面階級斗爭的一個偉大開端”，號召“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奪權”。

不過，張春橋等人的奪權活動也遭到了許多群眾的反對。從24日到29日，許多紅衛兵組織不斷貼出大字報和“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的標語；并且同張春橋、姚文元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幾個造反組織聯合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并舉行游行示威。但在陳伯達、江青的支持下，反對派被迅速壓了下去。隨后，張春橋對參加炮打活動的人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將不聽話的群眾組織清除后，張春橋等人開始著手籌建自己的政權。

2月5日，張、姚、王等經過策劃，成立了上海市臨時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2月7日，《解放日報》、《文匯報》刊登文章《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12日，毛澤東為此召見了張春橋、姚文元，說，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慮到國家體制改變的問題很復雜，因此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一些。2月23日，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市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姚文元、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等任副主任。

上海的“一月革命”引發了全國性的奪權風暴，加劇了動蕩不安的混亂局面。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等省黨政領導機關先后被所謂“造反派”奪了權，建立了軍干群“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1月18日，北京新市委也被造反派奪了權。4月20日，北京舉行了有十萬人參加的革委會成立大會。五大紅衛兵頭子聶元梓成為副主任之一，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則成為常委，另外還有三個造反組織的頭頭也是常委。　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奪了江蘇省委的權。由于內亂被軍管，直至3月才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許世友為主任。

從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開始，經過持續20個月“全面奪權”的動亂和反復，到1968年9月，全國（除臺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都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