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劃寧歸康”，也就是將寧屬地區（現涼山州部分地區）規劃給了西康省，駐軍劉元璋弟兄軍政一脈相通，下令種煙，初春的田野煙花怒放，年復一年，農民不種還要罰“懶款”。還開展煙會，公開買賣，煙會那是人山人海，人頭攢動，如現在的糖酒會一樣。

不久，代表老蔣的西昌行轅軒建立，主任張篤倫，老蔣是嚴厲禁煙的，所以西康主席劉文輝（24軍軍長）也不得不“聽命”。隨即建立了西康省西昌禁煙督辦公署，劉文輝任督辦，張篤倫任會辦，開始施政禁種鴉片，大街小巷到處涂上“種煙槍斃，田畝充公”的字樣。但沒有什么用，只是表面消停一下，暗地里大家看火色行事。農村里也僅是大道兩旁種上糧食外，往深山一走，還是阿芙蓉的天下。畢竟這是24軍地盤，中央軍也是強龍壓不過地頭蛇，禁煙那是中央軍的事。

中央軍嚴厲鏟煙的別動隊，區區幾百人，見各縣握有武裝勢力的土司、頭人、士紳、地方武裝是不敢得罪的，像會理的蘇紹章，德昌的張漢壁，凹老的張家，鹽源的張義林，鹽邊的諸葛紹武等都握有重兵，那是一個也不敢惹。有一回準備去會理鏟蔡三老虎的煙，路上有一區長告誡這人鄧秀廷都奈何不了，你們去怕是危險。聽了這番話，別動隊折回德昌，找了個地痞槍斃交差。

但中央的政策得貫徹，貫徹了“六·三”禁煙節。就在貫徹“禁煙節”的不久，西昌縣政府確實判決了一個煙毒犯的死刑。犯人被押到南門河壩(今勝利大橋頭)執行槍決。被處決的人穿得像乞丐一樣。后來問明犯罪原因，罪犯是開煙館的，有煙本六兩。

禁煙決心最大的一次表現是1941年的七月七日，為了紀念抗戰四周年，西昌各界人士在倉街公共體育場舉行紀念大會，當然是由行轅主任張篤倫主持。會后就當眾燒煙，由官方不知從哪里弄來的一些鴉片，當眾燒毀(鴉片用火燒成灰后，仍可使用)，虎門是銷煙，這倉街可是燒煙。大火一燒，煙氣沖天，張篤倫大聲說：“好臭”！

販煙可是暴利行業，軍政人員免不了分一杯羹。1940年夏天，由馬裕儒作介紹，云南下關的一批煙毒販組織了四十一馱鴉片運到西昌。公開販毒畢竟是危險的，因此，這批大煙通過云南時，木箱上貼的是《云南省民政廳》的封條。當馱馬渡過金沙江到會理境內時，立即撕去云南省政府的封條，改貼《西康省民政廳》的封條。

就這樣，大約是七月的一個半夜，馬摘去銅鈴，由東街土司巷運到馬裕儒家門口。王此貨賣出后，據說是收不到煙款，于是賣鴉片的人胡天喜、王阿旬等就住在東街清真新客寺里等著收賬，一住就是幾年，這應該是碰上了黑吃黑。

1941年秋，西昌師范附小由師范本部遷移到火神廟(今西昌市初一中)，前院有駐軍一排，共34人。吃飯時擺五桌，32人吃四桌的菜，剩下兩人吃一桌，兩人吃一桌的優厚待遇是士兵們輪流享受的，他們的餐飯比起其他部隊來明顯的好得多。

他們的任務是干什么呢？誰也不知。可是，有一天人們終于發現了，那是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駐軍押運來了三十一個馱子，作一字長蛇陣擺在院壩中，好奇的學生們圍著去看，結果發現：一二兩馱是洋紗(備關檢查之用)；三、四兩馱是熟煙；最后三十七馱全是生煙。這就是軍界的武裝走私販毒啊！

軍政人員販煙那可是無法數清，但鬧得最大的一次是1943年夏秋之間，西康省二十四軍西昌屯墾團(駐防在德昌、黃水、河西、黃聯關一帶)的一營二連連長帥興，奉命率本連部隊，護送五十四箱鴉片煙到省府所在地的雅安繳納。采用騾馬馱運，分為二十七馱，自德昌出發后，為避人耳目，便沿著安寧河西岸順山邊小路上行。至樟木箐時，已是晚飯時候，人餓馬乏，便入馬店投宿，起炊做飯，又因安寧河洪水上漲，只等次日水勢減弱后再渡河北上。

安寧河

在這期間，被當地人士向西昌行轅報了信。行轅政治部主任張篤倫、行轅二組少將組長(軍事指揮官)程冠珊，并行轅特務營少校營長江煜章共同商議，當即議定給予攔截。江煜章提議：先由他化裝著便衣前往樟木箐，探明實情后再出兵。

張篤倫與程冠珊合議，同意江煜章的意見，但要江帶一個排的部隊，到樟木箐場口外隱蔽待命。江堅持只帶兩名隨從，也是著便衣，抄小路到了樟木箐街上，看見一家馬店里的馬馱子，捆著的木箱上，都寫有“軍需品”字樣，并有軍人持槍看守，又發現其領隊的只是一個中尉連長和兩個少尉排長，其余約有八、九十個士兵。

江煜章心想，他的官銜比自己的官銜小，便想以官銜壓服，硬要對方卸馱開箱檢查，忘記了自己身著的是便服，完全是一個老百姓的裝束，當然不肯。雙方開始爭執扭扯起來，街道上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大片。護送鴉片煙的部隊，仗著人多勢大，江煜章加上兩名隨從只有三個人，勢單力弱，連長帥興喊聲打，對方在場的士兵立即一轟而起，用拳頭、槍口、槍托朝著江煜章身上亂揍，這時江煜章才亮出他的少校營長官銜證件，但為時已晚。

帥興發現江煜章的官銜是西昌行轅特務營，不是二十四軍的番號，更是火起，遂萌發了一不做二不休，殺人滅口之念頭，便用自己的手槍，對著已經被毒打成重傷，躺在地上的江煜章接連打了幾槍，江煜章當即斃命。江煜章帶去的兩名隨從，一名為了護衛江煜章，而遭到毒打，也一命嗚呼；另一名隨從，在對方一轟而起，動手打江煜章的時候，見勢不妙，趁對方驅趕街上看熱鬧的行人的混亂時機，跑出樟木箐場口，直奔安寧河涉水回城報信，剛出場口不遠，就聽見后面幾聲槍響。

跑回城的這一名江的隨從，由特務營二連侯連長帶至張篤倫處，報告了詳細經過，張篤倫痛心疾首，拍案而起。想到江的夫人無子，所生四個女兒，長女只有十二、三歲，小女兒只有三歲，三女還患了軟骨病，不能行動，江煜章這一死，她們母女五人的生活，確是一個大問題。

因此，當張篤倫聽到如此慘死的噩耗之后，十分悲痛，立即去請程冠珊共同商討出兵彈壓之事。心想一定要奪回江煜章的尸體，抓回兇手，截住鴉片煙，并將實情報告“總裁”。

程冠珊對于這個出兵彈壓的問題，確有幾分猶豫，原因是西昌行轅和特務營官兵加起來不足五百人，二十四軍西昌屯墾團(屯墾委員會的下屬建制)是一個整團。如果惹翻了臉，這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只同意派出一個連的部隊，并由他親自統率指揮。決不能讓那些一心要為營長報仇的連長們帶著部隊去處理這一事件，以防事態擴大。

屯墾團的這個連長帥興，自打死江煜章以后，不敢久留，即組織全連連夜渡河。怎奈渡口上，只有一只小船，白天馬匹牲口都是涉水過河，不能上船，這天安寧河又漲了洪水，外地來的馬匹，不識這兒的水性，趕馬人就不敢冒失趕著馬匹涉水了，只好一匹一匹地牽上船擺渡，當渡過十幾匹馬時，帥興命令立即上馱，由一名排長帶隊，向禮州方向出發。

安寧河

緊接著渡剩下的十多馱，剛渡過兩、三馱時，發現鍋蓋梁方向人聲嘈雜，塵土飛揚，知道事情不妙，已渡過河的兩、三馱去路被堵，再一馱一馱地返回樟木箐也來不及了，只好將裝鴉片煙的木箱掀下河去，未渡河的就縮回樟木箐，卸馱后，將裝鴉片煙的木箱分散隱藏，兵力也分散守護。

行轅部隊行至鍋蓋梁時，得知護送鴉片的部隊，押運著十幾馱向禮州方向去了。程冠珊只好分兵兩路:一路由侯連長帶領向樟木箐進發，一路由程冠珊帶領向禮州方向進發。

禮州

侯連長帶著的行轅部隊，趕到安寧河邊時，船已被對方抬上對岸，隱藏起來了，船工也不知去向，即命幾個會游水的士兵過河找到渡船后，隨即組織渡河。并由知道樟木箐路徑的士兵潛入街上，找到鄉保紳士，說明來意，要鄉保及紳土們給這支護送鴉片煙的部隊施加壓力；場口外，行轅部隊又在高喊:“交出江營長的尸體，交出兇手，不然要血洗樟木箐....”。

帥興的這支部隊，一部份人馬去了禮州，剩下的也分散守護著鴉片煙木箱，也處于沒有能力對抗的地步，更不了解行轅部隊究竟來了多少人？又怕行轅部隊開炮。因此，只好將江煜章的一名隨從的尸體抬出來，后又抬出江煜章的尸體。

連長帥興想聲明事態發生的原因，剛一開口，就被跑回城報信的江的另一名隨從認出，行轅部隊在機關槍的掩護下，一擁而上，捉住了帥興，繳了帥興的槍，又奪回了江煜章的手槍，隨即沖進街查看馬店，那些捆著寫有“軍需品”字樣的木箱的馬馱子不見了。

追問帥興，又進行拷打，帥興只好說出掀下河去了，還有隱藏在樟木箐附近的郊外。在這深更半夜，到處是一片漆黑，為防備萬一，不便詳查，便抬著兩具尸體，押著帥興到安寧河邊，又想打撈掀下河去的鴉片煙木箱，但是在這么大的洪水中，到處都是一片漆黑，連一點痕跡都看不清楚，又怕時間拉長了，又會出現什么問題，只好派出兩名人員到禮州向程冠珊報信，其余連夜回城。

奔向禮州的行轅部隊，了解到馱運鴉片煙木箱的一些馬幫，把木箱卸在關帝廟，護送的部隊也駐在廟里，即將關帝廟包圍起來。廟里護送鴉片煙的部隊，領隊的是一名排長，早已卸馱，將裝鴉片煙的木箱分散隱藏起來了，并且命令部隊作好戰斗準備，上房的也有。打洞挖槍眼的也有。程冠珊見此情景，心想，要截住廟里的鴉片煙，并不那么容易，只好就事論事，與廟里的部隊隔墻對話。不久廟里走出一個軍人，行部隊上前綁了，隨即撤退部隊回城。

第二天上午，張篤倫和程冠珊親臨樟木箐查看現場，詢問了馬店主人、鄉保紳士、街坊近鄰，了解到昨天發生的事件經過。回城后，對帥興及另一名兇手進行拷問。第三天晚飯時處決。在處決前十幾分鐘，西昌行轅為了防止“劫法場”，特務營部隊突然出動，在西昌老城的石塔街與倉街的岔路口、什字街路口、四牌樓、涌泉街與府街交岔路口，東側城墻上都站了崗哨，隨即將帥興等兩名兇手，推出城東門處決，槍響后，撤除崗哨。這次事件就此了結。

這種結果是村村有煙館，戶戶有煙鬼，抓的壯丁通常也是煙癮者，毫無戰斗力，訓練時長官甚至會說：“大家排好后，我才發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