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心，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方志學家，是晚清民國間荊楚大地知名學者中的杰出代表。從23歲第一次到武漢至71歲回到羅田，王葆心來往于武漢48年，其中長居于武漢的時間約為28年，歷任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武昌師范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其間兼任湖北國學館館長、湖北通志館籌備處主任、《湖北通志》總纂。大江學術特轉發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文化與歷史研究所莫晸博士新著《王葆心評傳》的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清道光三年(1823),湖北天門文人熊士鵬為“飄零書劍，輕狂詩酒”范鍇所著的《漢口叢談》作序。序中對范鍇的才氣、文筆極為贊賞。《漢口叢談》是第一部敘述漢口城市興衰的鄉邦史書。凡是與漢口一帶有關的前哲嘉言、荊楚人文、地理山川、災異禍患、堪輿術數等，甚至讀書心得、個人感悟均納入書中。范鍇以輕松寫意的文學筆調娓娓敘述著漢口舊事和市民生活。由于范鍇旅居漢口時留心風土人情，喜搜地方掌故，充實的內容和翔實的資料使《漢口叢談》不僅具有較強的史料價值，也是一部讓人回味的文學作品。周貞亮在《漢口叢談》跋中說：“為外人重值收去，吾鄉人轉不易得，得者亦不輕出示人。”就是這位周貞亮將自己抄校的《漢口叢談》出示王葆心，王葆心后來又從徐星 槎處得此抄本，命其子王夔武寫一副本藏之，并在此基礎上寫出了《續漢口叢談》和《再續漢口叢談》。近人認為該書“雖然算不上是精心結撰的史學專著,但卻稱得上地方文獻中的佳篇”。

第一節 二十八載居留地

光緒十七年(1891),23歲的王葆心與長兄王葆周、三兄王葆和、從兄王佑祺到武昌兩湖書院學習，前后5年時間。1902年至1906年，王葆心任漢陽府學堂教習。1912年到1914年任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 同時在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供職。自1922年王葆心在湖北國學館任職至1925年。1927年任武昌中山大學國文教授。1930年王葆心參與《湖北文征》編輯工作，1932年至1938年任湖北通志館總纂。從23歲第一次到武漢至71歲回到羅田，王葆心來往于武漢48年，其中長居于武漢的時間約為28年。

作為教授，王葆心任職于武漢的數所大學；作為學者，王葆心不少著作完成于武漢；作為歷史學家，王葆心編纂《湖北通志》的活動離不開武漢。在武漢，王葆心聆聽師長的教誨，授業傳道于后學，與其子夔強、夔武二人共同研究資料、探討學問。在武漢長時間的居住，為王葆心提供了認識武漢、了解武漢、熟悉武漢的各種契機。虛心受納、勤于筆耕，王葆心將所見所聞的武漢傳聞軼事記錄下來。在閱讀范鍇的《漢口叢談》后，王葆心又閱讀了孝感徐煥斗所著的《漢口小志》等記載鄉土風俗的書。這些書引起了王葆心撰寫與《漢口叢談》類似書籍的創作沖動，“應新聞社之請，敷陳楚故，即廣是書之旨，成《續談》《再續》二種，攜之行篋中”。

王葆心居于武漢28年，歷經學生、教師、官員、學者不同身份，與社會各個階層均有來往。王葆心為人極重道德，為學生時極尊師重 道，與同學親近，如他在兩湖書院對每位老師都十分尊重。王葆心后來的著作《藝林演雅》就有鄧繹先生《云山讀書記》的味道。1914年，王葆心接受湯薌銘聘請在湖南官書報局任總纂，了解到鄧繹先生去世后，家人病的病、死的死，祖傳產業變賣殆盡。鄧繹的孫子鄧伯雍人品好，書也讀得不錯，在生活極度困難中還不忘整理祖父的遺稿。王葆心親自登門拜訪鄧伯雍，并托人解決他的工作問題，對老師可謂竭盡學生之誼。王葆心對胸懷大志、學術精深的同窗非常敬重。如童樹棠以“吾學不成，何以救世”勉勵自己，在學習上“凡書皆具其目，各定董治之條例，約以次第、識別、考訂、抄錄四者，賅其程途；以誦讀、體察、精研、旁考、略觀、涉獵六者究其心得”①。童樹棠的學習方法對王葆心很有啟發。童樹棠還關心國事，對于強國治國均有獨特之見解。王葆心認為，“樹棠以一書生屏跡坐論空山，而已道其要于數十年前”,確實值得人敬重。童樹棠去世后，王葆心親自整理、編輯其遺著,刻印《童氏類稿》。此舉對死者是追懷，對生者是慰藉，彰顯了王葆心對同窗的緬懷之情。

王葆心對待師友一片誠摯，他就是以這種誠摯之心在武漢生活了28年。

一 、在漢經歷與交往

盡管王葆心不善交往，不喜攀附權貴，但“人到無求品自高”,以學問、教學、事業為重的人生標準使得在王葆心身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交際圈。

在武漢，王葆心的交際圈首先是對他有過教誨之恩的師長圈，如梁鼎芬、易順鼎、楊銳、王康年、姚晉圻、沈曾植、鄧繹、周樹模、陳三立、周錫恩、楊守敬等。這些師長不僅在學習上引導王葆心，在待人接物上也為他進入社會提供了借鑒。其次兩湖書院的同學及經心書院的同學，有鄭邦驥、哈漢章、吳元澤、王錦芳、權亮、黃興、陳英才、李書城、李步青、周澤春等人。盡管王葆心不利用同學的關系來追求自己升遷，但同窗之誼使他在志書編纂和《湖北文征》資料搜集中得到幫助。再次王葆心在教育界的同事，像黃福、帥畏齋、黃侃等人。這些人不僅學術精通，且具備“不媚俗、不媚權、不阿貴、不阿眾、是所是、非所非、愛所愛、憎所憎的典型中國文人”的高尚品德。以黃侃為例，黃侃對王葆心主持湖北國學館積極支持。他贊成王葆心繼承宋明書院傳統，師生朝夕共處言行互見，精神與情感互通，融教書育人于一體。有這樣的同事不僅可在學術上相互研討，也可在精神上互相安慰。

王葆心的社交圈最重要的應該是他的學生圈。以在湖北國學館時的學生為例，較有名的學生就有徐復觀、聞聰、聞惕生；在國學講習會的函授學生有談瀛。就拿徐復觀與王葆心之間的交往來說，徐復觀1924年在湖北國學館招生考試中與聞聰、聞惕生并列第一，王葆心知道徐復觀家庭貧困后，主動為他提供生活費用；知道他沒錢買書，就主動為他借書或買書送給他。總之，王葆心對徐復觀關照愛護有加，徐復 觀也始終不忘他的關懷和教誨。

1930年，王葆心、甘鵬云、龔耕廬共同主持《湖北文征》的資料搜集和編纂工作。元明兩朝的資料搜集和編纂由王葆心和甘鵬云共同 責。甘鵬云逝世后，《湖北文征》的原稿仍存甘宅，甘鵬云的孫子甘厚甫撰其祖父行狀，謂甘鵬云：“近年以來用力最勤，視為身心性命之事，刻不容緩者，厥惟《湖北文征》。先已成之明文二百五十卷，凡遺事軼聞，有見于群書者，悉加甄采，附諸小傳之次。擬續諸清文三百卷。贊助者為石丈蒽年，已寫定目錄二十卷，猶未敢以為定本也。”王葆心見到甘厚甫寫的行狀非常氣憤，因為甘厚甫在其祖父的行狀中只盡力描繪甘鵬云在搜集《湖北文征》資料中的作用，未能將王葆心與甘鵬云在搜集資料和《文征》編纂上的合作狀況寫明。王葆心及精廬同仁認為甘厚甫是有意抹殺王葆心的全部努力，也是對精廬同仁為纂成《湖北文征》所付出辛勤勞動的否認。為此，精廬同仁中有人寫了一封氣勢咄咄逼人的信函給甘厚甫，對此函甘厚甫置之未理。故而，楚學精廬的同仁認為甘厚甫是想獨占書稿。

1946年4月，徐復觀聽說此事，趁來京之便帶同士兵親自到甘宅論理，甘厚甫才將元明兩朝《湖北文征》書稿全部交出。事后徐復觀在 同鄉會上報告索稿經過說：“我能報師恩于萬一，心里也得到一點安慰。”

除以上四個社交圈外，王葆心通過家人、親屬也建立起了一個了解社會的社交圈。街坊鄰里盡管來往不密切，街頭巷尾之議往往有反映社會之作用。如《再續漢口叢談》卷二中“今日漢市，物值無不昂于二十年前十倍有奇，較二百年前更不可臆計”。這種物價信息多來自街坊之談吐。

融于武漢的生活為王葆心續寫《漢口叢談》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二、《漢口叢談》的啟迪

王葆心在《續漢口叢談》卷一即將自己所作與范鍇的《漢口叢談》做了這樣的比較：“范君生盛世，意主發抒性情；我生值危亂，意在網羅放矢。故范書愛文藻，此作重見聞。”《續漢口叢談》共六卷，八萬余字；《再續漢口叢談》四卷，六萬余字。這兩部書除分卷外沒有分篇目，也沒有小標題，信手而書，性至筆至，顯得沒有頭緒、缺乏條理。但從資料的來源來看，《續漢口叢談》與《再續漢口叢談》并非無章可循。

例如《續漢口叢談》卷三中，記述據喻石農所言乾嘉中漢陽藏書家黃氏，家中有好的抄本500多種，“愚谷、云素、根石次第傳抄”,“根石”即《知不足齋叢書》刻錄的《泣蘄錄》中之王根石。其后一則又介紹了王根石擅長書法，并用喻石農對王根石的評價來表明王根石的學術地位，后文王葆心又寫出“余兄文伯曾以示漢陽關季華先生棠，先生甚賞之。尤愛帖中《化度寺碑》一種，今尚藏舍侄處”,以示王根石的影響。繼之第8則中又以喻石農引出了寒香老人段嘉梅。第9則用《喻石農詩話》引出葉廷芳和胡紹鼎。第10則記喻石農作詩詠嘆孝婦冤死、榴花復生記述漢陽西門外一石榴花塔來歷。第11則用喻石農的談話點明寄軒的來歷，并引出漢陽知府紀淑曾。第12則用喻石農、陳愚谷引出孫琬。據此可以看出，第三卷有7則與喻石農有關。

喻石農，即喻文鰲，是乾嘉道年間的讀書人，與蘄州的陳詩(愚谷)、漢陽的葉云素并稱為“漢上三杰”,為清代文學史上性靈派代表詩 人之一，號稱“光黃一大家”,詩名隆著,播及塞外，“高麗人尤重其 詩”。對王葆心而言喻文整是鄉賢、是前輩，喻家后輩與王葆心的家族 有所往來，故凡與喻文整有關之記載要么來自于喻文鰲的著作，要么來自于后人對喻文整的回憶與記載。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王葆心在寫《續 漢口叢談》與《再續漢口叢談》時，對資料的審定十分嚴格，雖不能說 “無一字無來歷”,但確實做到了“無一事無所本”。

既“無一事無所本”,就可看出范鍇的《漢口叢談》引發了王葆心撰寫鄉土里俗之書的寫作動機，王葆心又根據生活的社會環境之異，確定了與前書不同的寫作重點。比較不難發現二書均采用筆記體，均重視武漢的沿革，且都能根據時代變革寫明武漢在不同時代的社會狀況，從地理位置、周邊環境、經濟交通、地名掌故、園林建筑、寺廟樓閣、名人名作、地方物產來記述武漢一隅。更為難得的是王葆心有過撰寫蘄黃四十八寨農民起義和元末徐壽輝起義史的經歷，故而可見其掌握的從元末直至清道光年間湖北農民起義的資料較多。總而言之，王葆心的《續漢口叢談》和《再續漢口叢談》從多方面受到范鍇《漢口叢談》的啟迪，但王葆心以資料之翔實、觀點之新穎突破了《漢口叢談》一書的限制。

王葆心多年來搜集湖北地方志和鄉邦文獻，范圍之廣人所罕及。他擅長于對資料的鑒別使用，僅《續漢口叢談》卷一之第3則敘江漢大市場的起源即引用了《三國志 ·吳志 · 陸遜傳》、《三國志 ·魏志》、唐李吉甫所編《元和郡縣圖志》和清代所編《黃陂縣志》諸書。通過引用闡明了江漢大市場的歷史沿革，顯示出該市場因“舟楫成市”的特征。如非對這些資料了如指掌，焉能利用資料間的內在聯系做出大篇文章。

三 、傳聞逸事的搜集甄別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言：“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王葆心在其從事學術生涯的活動中，從不輕視從各個方面搜集而來的資料，基于他知識之廣博和見解之高明、使用資料的技巧之嫻熟，不僅不輕棄“匹夫之思”，且能從街談巷說中發掘出風雅之旨。

例如《續漢口叢談》第5則，從《浙江巡撫許公神道碑銘》中記載 許兆椿任松江知府時“游擊楊天相誣拿海商張茅等十七人為盜，提鎮鋪 張入奏，楊升擢參將，弁員皆遷。案下，制府轉檄公，訊得實，立平反之，讞成，十七人得不死”。王葆心通過其他的資料和詩文，證明了 “此書事不確，且變易是非”。王葆心引用包安吳在《齊民四術 ·書三案 始末》中所言：“天相之禍，起于提督陳大用欲擅功單奏，不會總督蘇 凌阿銜。”洪亮吉在《上成親王書》中稱：“參將楊天相有功駢首，降盜某等漏網安居，皆由總督蘇凌阿貪贓散法。至今人民言之痛心切齒，而洋盜則公然上岸，無所顧忌，皆此事所釀成也。”在后文中，王葆心引用了沈學淵所著《樓船行》一詩：

樓船將軍今楊仆，同人先笑后號哭。將軍執手擒盜渠，俘囚晨向軍門縛。……尚書寶帳宿醒醒，怒氣直上排天扉。自從去年節鉞至，海疆已報銷烽燧。如何縛此狂奴來，將弁無乃不解事。呼盜與坐問盜因，盜言非盜皆良民。良民誣盜罪無赦，大車檻檻征將軍。將軍欲訴不得剖，三字風波莫須有。……婦豎云屯泣送君。獨有渠魁齊拍手……將軍一去大樹傾，誰復入海鞭長鯨。……古來黑白類如此，今見武官不惜死。嗚呼!奈何獨有武官不惜死!

在引用這首詩后，王葆心加上按語：“此詩即指楊天相……天相就戮吳淞，觀者萬人，皆持紙錢也。”一樁冤案，王葆心借他人文字述清始末，澄清事實；又借楊天相同時代人所作的詩歌，寫明蘇凌阿與盜賊勾結造成了楊天相冤獄。通過詩中的“莫須有”反映了“古來黑白類如 此”的社會黑暗，最后用老百姓“萬人皆持紙錢”表明是非自在人心， 從而反映出王葆心對貪官污吏的鞭撻，對蒙冤者的同情。

《續漢口叢談》并非王葆心精心撰著的史學著作，但這類筆記因作者學養頗深，故信筆寫來文中自有褒貶，也有“借他人杯酒，澆自家塊壘”的寄托。正如曹植在《與楊德祖書》最后所言：“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王葆心確實做到了。

來源：《王葆心評傳》之第十章《武漢史料鉤沉》，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莫晸，湖南桃源人，歷史學博士，武漢市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區域文化史和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承擔湖北省社科項目“國學大師王葆心名人文化資源研究”，國家“十三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革命家家風》。出版《物阜匯通——長江流域的商品與集散》《拳劍縱橫——長江流域的武林與流派》等著作，發表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