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一部追述上古事跡的匯編，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對應虞夏商周四代，其中夏書第一篇為“禹貢”，里面提到“九州”，即第一句話中“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以尚書記載看，大禹與夏朝已經進入“九州時代”。但問題有二：一方面，大禹時代國家疆域不大，真能劃分九州？一方面，近代疑古派考證認為《禹貢》是戰國著作，“九州”是戰國才出現的地理概念，是托古假設，因此不管大禹存不存在，大禹時代自然也就沒有“九州”概念，這一觀點影響甚大，那么真相是不是這樣呢？

首先：文獻可追溯到西周中期

疑古派認為禹貢、九州始于戰國，盡管有一些考證理由，但其實存在很多問題。而以傳世與考古文獻來看，“九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期。

其一，對于禹貢成書年代，不同學者結論不一，疑古派考證認為始于戰國，但近代王國維卻考證為成書于西周初期。

其二，禹貢中出現了很多貢品，著名學者辛樹幟考證發現“多以龜為貢物”，因此論斷認為必作于“寶龜年代”，成書于西周早期。因為春秋戰國時代，“龜”已經不重要了。

其三，《左傳》襄公四年，在引述辛甲《虞人之箴》時，明確提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可見在左傳之前，已經出現了“九州”概念。據說，辛甲是商朝紂王臣子，但其人歷史難以考證，《虞人之箴》是不是他的作品也難說。

其四，北宋宣和五年，即公元1123年，在青州臨淄縣齊國故城，偶然出土“叔夷镈”和“叔夷鐘”，其中明確提到商湯滅夏之后“咸有九州，處禹之都”。叔夷鐘是春秋中晚期齊靈公時的銅器，可見當時已有“九州”概念。

其五，本世紀初發現的“遂公盨”，斷代為西周中期，其中雖然沒有提及“九州”，但與禹貢內容高度相似，據此可以論斷禹貢出現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期。

因此，“禹貢九州”最遲出現于西周中期，如果結合禹貢內容、文辭風格等來看，則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

其次：現代考古取得重大發現

周代文獻中的九州，目前只能追溯到西周中期，而甲骨文中沒有出現九州，因此在文獻中追溯九州似乎已經很難了。但禹貢中留下了九州信息，而這一點與考古結合，就讓大禹九州傳說逐漸成為現實。

上個世紀80年代，社科院學者邵望平結合考古發現，重新梳理了禹貢九州風物，指出其是對黃河長江流域九個區系山川、土壤、植被、物產、手工特產、人文等的記載，反映的是黃河長江流域人文地理情況，而巧合的是，現代考古發現的龍山時代，龍山文化圈恰恰與禹貢九州的范圍大體相當。

也就是說，文獻上的禹貢九州與考古學文化，可以大致對應起來，因此邵望平指出“考古學上的這種不同的現象，就是禹劃分九州的根據”。關于九州劃分，有說是大禹劃分，有說是五帝時期已有，這一點爭議無傷大雅。

對此，連顧頡剛的弟子劉起釪也認為：“古代九州的劃分，是一種客觀存在。即是說，公元前2000年前后黃河長江流域古代文化區系的劃分，與禹貢九州的劃分，基本符合。”

除了禹貢九州風物可與龍山文化圈大致對應之外，過去數十年的考古發現，也可予以佐證，比如冶煉青銅材料問題。

根據禹貢記載，位于南方的揚州、荊州，位于長江中下游，最主要的貢品是銅、錫、鉛。巧合的是，湖北銅礦與錫礦資源都很豐富，上古揚州區域也有很多金屬資源，比如無錫古代產錫，還有考古發現的江西瑞昌商朝早期銅嶺采礦遺址（該遺址表明當時已經掌握十分成熟的深井采礦技術），江西德安彭山地區商周錫礦等。

上個世紀，在湖北隨州發現曾國的“曾伯桼（qī）簠（fǔ）”，銘文記載“克狄淮夷，抑燮繁湯，金道錫行，具既卑方。”其中，“金道錫行”是古人將冶煉青銅的原料從南方運往中原的特定通道。雖然“曾伯桼簠”是春秋曾國青銅器，但其記載的“金道錫行”，如今考古表明最遲應始于五帝晚期。

上圖為“星球研究所”繪制的“金道錫行”路線圖，其中周朝“宗周”應在陜西寶雞周原遺址，而非在西安。

迄今，北方發現的最早銅礦開采遺址，是山西絳縣西吳壁冶煉遺址，為商代早期，更早的銅礦遺存尚未見到。但在五帝時期，中原已有中國風格的青銅器，而南方銅礦、錫礦等資源較多，考古也發現不少早期采礦遺址，制陶業發達又帶來足夠的爐溫基礎，因此結合“金道錫行”的歷史，不難看到五帝夏商周時大量南方銅料通過“隨棗走廊”運輸到中原。

隨棗走廊連接中原與江漢平原，如今考古已有許多發現：位于湖北的石家河文化突然衰亡，里面又突然出現大量洛陽王灣三期文化因素，應與堯舜禹征三苗歷史相關，位于河南南陽的八里橋遺址是夏朝重要諸侯遺址，位于武漢的盤龍城遺址是商朝中期之前遺址，位于湖北隨州的有周朝南宮曾國。因此，夏商周是高度重視隨棗走廊，分派重要諸侯坐鎮此處，以確保“金道錫行”暢通。

也就是說，從禹貢的貢品角度出發，可以看到在五帝大禹時代，揚州荊州地區是被高度關注的，由此也就有了將之劃區管理的基礎；而鑒于銅料的重要性，將之劃分管理顯然勢在必行。

最后，關于本文話題，還有三點值得一提：

首先，大禹或堯舜劃分九州，肯定不可能像后世劃分的那么具體細致，但他們劃分若干不同區塊，或是為了征稅、或是為了管理，顯然是可信的，并非戰國時的托古偽作。既然禹貢九州已從傳說變為現實，那么史書上的堯舜、大禹、夏朝，還會是周朝人虛構的嗎？

其次，禹貢也存在與時代不合的問題，其中提到“梁州貢鐵、銀”，顯然就不太可能是大禹時代的，而應是后世添加的，這也是疑古派認為禹貢始于戰國時的證據之一。不過，先秦文獻中這種現象并不太多，且漢代之后，一般使用“注釋”，而不是在原文上直接添加或修改。相比之下，歐洲文獻上這種現象極其常見，最終寫作時代徹底被搞亂。

第三，關于中國青銅技術來源，如今“西來說”比較盛行，但屈家嶺與石家河文化所在區域，要銅錫資源有資源，要爐溫有爐溫，且考古也發現銅料、銅銹、銅片和冶煉遺存，以及后續高超的青銅技術來看，說明此地早已掌握了青銅技術。再結合禹貢貢品、九州劃分、蚩尤“以金為兵”等來看，中原青銅技術極有可能源于南方。

參考資料：《尚書》、《左傳》、《方輝：九州時代的長江文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