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6日，加拿大聯(lián)邦總理暨聯(lián)邦自由黨黨領杜魯多（Justin Trudeau）冒雪在首都渥太華里多官邸外冒雪發(fā)表演講，承諾“一旦產生新黨領，將辭去總理和黨領職務”。

盡管理論上此時此刻杜魯多仍然是加拿大聯(lián)邦總理，甚至也還是聯(lián)邦自由黨黨領，但在國內外支持率下跌到接近個位數(shù)、黨內高層和各地分支也紛紛倒戈的情況下早已“跛腳”，“杜魯多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天然執(zhí)政黨”曾因他東山再起

我是2005年以魁北克省提名技術移民（舊類別，在杜魯多時代被取消）身份獲得加拿大移民資格、當年“短登”后返回非洲工作，一年后才真正定居的。由于妻子不諳法語，提前一年赴加定居的妻子選擇了西海岸的大溫哥華地區(qū)生活，而并沒有按原移民項目要求去法語區(qū)魁北克省居住——杜魯多時代也已不再允許，省提名移民跨省搬家，需要“冷卻”至少三年。由此可見，杜魯多時代帶給移民家庭的影響，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潛移默化地存在著。

我們夫婦的移民面試是2003年10月在香港中環(huán)的加拿大領事館進行的，當時我從西非貝寧的科托努、我妻子從上海飛至香港匯合，當天就參加了完全用法語進行的面試（也因此整個面試我妻子只說了一句話）。當時移民官問我“對加拿大政治了解多少，有幾個主要聯(lián)邦政黨”，做過一些準備的我準確答出“聯(lián)邦自由黨、聯(lián)邦保守黨、聯(lián)邦新民主黨、魁北克人集團，四個”（當時加拿大聯(lián)邦下院只有這四個黨，如今有兩個議席的聯(lián)邦綠黨當時沒有議席），移民官表示滿意，并特別稱贊我把聯(lián)邦自由黨放在第一位，因為它是“天然執(zhí)政黨”。

什么是“天然執(zhí)政黨”？

加拿大獨立于1867年7月1日，聯(lián)邦自由黨和加拿大“同年同月同日生”，1873年就首次執(zhí)政，是加拿大歷史上執(zhí)政累計時間最長的政黨，以“不左不右”的中間路線和重視商業(yè)、堅持中庸但不過激的福利化政策著稱，是加拿大中產階級、工商業(yè)者和小業(yè)主普遍支持的政黨，也因此在工商業(yè)較發(fā)達的東部各省和西部大溫哥華都會區(qū)有深厚的基礎。華人移民的特點正是小業(yè)主多、中產多，因此在我剛移民的時候周圍“新僑”（對華裔新移民尤其大陸移民的當?shù)厝A人稱謂）、“老僑”（在當?shù)爻錾娜A裔，多為“粵語系”），支持自由黨的幾乎在關心政治華裔熟人、鄰居里“三分天下有其二”。實話實說，我對福利醫(yī)療體系和“獎懶罰勤”的大福利機制并不感冒，加上移民之初參與創(chuàng)辦“中華文化學校”，在場地等方面得到聯(lián)邦保守黨籍華裔政治家黃陳小萍女士（后當選聯(lián)邦下議員，擔任過聯(lián)邦退休事務部長）不少幫助，因此個人略傾向中右和主張削減福利、低稅的聯(lián)邦保守黨，但我當時居住的列治文中選區(qū)，聯(lián)邦保守黨的活動華人面孔是非常少的，至我定居的2006年，聯(lián)邦自由黨已連續(xù)執(zhí)政13年之久。

然而就在這一年“變天”了：1993年之后就再未執(zhí)政、甚至連黨名都換掉的聯(lián)邦保守黨異軍突起，酣暢淋漓地奪取了執(zhí)政權。熱衷政治的移民“前輩”指出，聯(lián)邦自由黨內李博（Bob Rae）、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兩位頭面人物分庭抗禮、互相拆臺，久久纏斗不休，給了已完成整合（進步保守黨和加拿大人黨合并）的聯(lián)邦保守黨漁翁得利的可乘之機。兩大老在敗選后又糾纏多年，且最后寧可同歸于盡也不肯向對方退讓，結果聯(lián)邦自由黨產生了公認政治能力低下、號召力“凄慘”的迪翁（Stéphane Dion）繼任黨領，坐令聯(lián)邦保守黨籍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連續(xù)執(zhí)政9年（2006-2015）之久，在此期間聯(lián)邦自由黨甚至一度跌到“行三”的歷史最低點。

我定居加拿大當年就迎來了導致聯(lián)邦自由黨下臺的選舉，因此我家的“加拿大時代”是從哈珀時代開始的。

作為華人，哈珀時代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哈珀和聯(lián)邦保守黨帶著“反華”原色上臺，但上臺后卻逐漸趨于務實，和中方各種合作比較正常，在此期間加拿大成為中國旅游目的地，“減少對美依賴”、“市場多元化”也給我們提供了更多機會，尤其在哈珀任職期間，加拿大政府歷史性地承認當年“排華法案”和“人頭稅”的錯誤，哈珀還在國會對著媒體用生硬的中文喊出“加拿大，道歉”，當時的華人社區(qū)活動，加拿大三級政府政要冠蓋云集，我參與編纂的《加中建交三十周年》紀念專輯扉頁上列滿了不同政黨、政治傾向加拿大政治家的賀詞（其中甚至有若干今天的“問題人物”），加上物價平穩(wěn)，加元匯率穩(wěn)定，可以說，我們全家（兩個孩子都在這期間出生）對這些還是比較滿意的。

但哈珀本人是加拿大石油產地阿爾伯特省土生土長的政治家，以石油、農產品等初級資源為主的“草原三省”又是聯(lián)邦保守黨根據(jù)地，該黨長期執(zhí)政的另一面，就是加拿大高科技和制造業(yè)、工商業(yè)持續(xù)萎縮（因為主要在聯(lián)邦自由黨領地），主要在這些領域“撈生活”的華裔深感不便。不僅如此，哈珀政府主張收緊移民政策，減少社會福利，也不合很多新移民胃口，周圍許多華裔開始倒向“深左”的聯(lián)邦新民主黨，他們給出的理由，則是本應更合胃口的聯(lián)邦自由黨“沒有合適的領袖”。

當時加拿大華人昵稱“小杜”的杜魯多就在這樣一個微妙時刻悄然出現(xiàn)，2012年之后的電視新聞里頻繁出現(xiàn)一個相貌俊朗，英法語流利（他是法裔），辯才和反應力都相當可觀的青年政治家，對于許多本地人而言，出生在首相官邸、父親就是歷史上著名加拿大總理的杜魯多“從出生就認識”，是足以喚起回憶的“總理二代”，且此前一直當老師、主播，沒有政治閱歷自然也沒什么劣跡，一下吸引了許多眼球，由于“父一代子一代”的關系，他的從政很快結束了黨內混戰(zhàn)，聯(lián)邦自由黨的戰(zhàn)斗力又回來了。

我不是聯(lián)邦自由黨的支持者，但也不希望一黨獨大，雖然對妻子直呼“真帥”的“小杜”能力有所保留，卻也希望他能整合聯(lián)邦自由黨重新崛起，多少牽制一下當時已有些“飄”的哈珀政府。

2015年的聯(lián)邦選舉，第一次作為黨領參加的杜魯多帶領4年前一敗涂地淪落到下院議席第三的聯(lián)邦自由黨大獲全勝，甚至奪得下院議席過半，組建了聯(lián)邦自由黨多數(shù)執(zhí)政內閣，對此，素以“政治算命準”自矜的筆者當年也直呼意外，并在當?shù)孛襟w上直言“‘天然執(zhí)政黨’聯(lián)邦自由黨，此番千真萬確因他一人而東山再起”。

我們的杜魯多時代

我的杜魯多時代開始之初，至少身邊家人和許多朋友、同事是高興的。

杜魯多把“增加兒童福利”當成主打政綱，上臺后大幅增加了“牛奶金”等兒童福利，放寬了青少年教育基金（RESP）等青少年福利的條件，在這個時代有兩個學齡孩子的筆者家庭確實因此減少了不少負擔，就在幾天前，加拿大皇家銀行（RBC）負責對接我家RESP的客服經理還建議我們補齊RESP未繳缺額（因為長子跳兩級已提前升入大學，我們未繳納他最后一部分份額），因為“一旦聯(lián)邦自由黨下臺就不好說了”，這也可以折射出公眾對杜魯多時代增加兒童福利是普遍支持的。

當然他做得未免有點過頭：因為“牛奶金”政策過于優(yōu)厚，一些家庭寧可多生孩子吃福利，也不愿去從事低薪工作。因為低薪工作收入不多，因“有工作”而增加的賦稅等負擔、同樣因“有工作”而減少的福利享受可抵消這些菲薄收入而有余，這樣就在客觀上造成了我一直擔心的“獎懶罰勤”效果。我的左鄰（華裔）妻子算賬之后果斷辭去花店兼職，成了一個宅家從事“灰色職業(yè)”的三娃專職媽媽，住稍遠一戶印度裔鄰居更是一口氣生了十幾個，全家僅爸爸一份工作，一副“死吃福利，吃死福利”的架勢。

杜魯多上臺后一直不遺余力推動加拿大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在他上臺前，加拿大絕大多數(shù)省份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8加元，他上臺九年后已提升至15加元左右。對于這一政策，我周圍的許多朋友一開始幾乎都是支持的，我卻一直堅決反對，因為日漸萎靡的小商業(yè)（溫哥華又是個以小商業(yè)為就業(yè)主體的城市）是負擔不起大幅上升的小時薪資標準的，業(yè)主若不歇業(yè)就只有裁員，或讓自己親屬“義務勞動”，最終許多人實際收入反倒會下降。如今這一事態(tài)的演繹被我不幸而言中，不僅如此，此舉還推波助瀾地讓通脹變得更加嚴重，中低收入者的生活無疑壓力更大了。

“小杜”的另一個“招牌”是環(huán)保。他上任后停掉了許多“增排”項目，還給出了淘汰燃油車的限定期限，贏得加拿大社會不少歡呼（全球包括“綠色和平”等許多國際性環(huán)保組織起源于加拿大），他在全國力推更嚴格的垃圾分類和“限塑令”，在各種動保、低碳等平臺表現(xiàn)高調活躍，也深刻影響了加拿大社會生活。

我的兩個兒子在此期間正上中小學，每年的校慶表演幾乎都被“杜魯多環(huán)保”主題占據(jù)，大兒子在學校里扮演過海上漂浮的塑料瓶、被廢油沾染翅膀的海鳥，小兒子則扮演過被碳排放“熏死”的大樹。疫情發(fā)生前，“罷學鬧環(huán)保”的瑞典“小闖將”通貝里（Greta Thunberg）來溫哥華活動，孩子學校里許多同學和家長在學生中發(fā)起聯(lián)署支持信、串聯(lián)去其活動現(xiàn)場“站臺”，論據(jù)之一正是“總理都說了支持她”。

或許因為我們的影響，我的兩個孩子在“杜魯多環(huán)保風”中相對是冷靜的。大兒子隨學校參觀垃圾填埋場時曾詢問到場的解說職員“各家分類的垃圾你們又歸到一起填埋，那么我們分類有什么用”，在學校出演“打倒塑料吸管”小品時又拿著麥克風算賬，質疑“用紙吸管替代塑料吸管，可造紙業(yè)難道不是高污染產業(yè)么”，被學校直接“發(fā)配”去做無需開口的打鼓了。我們兩個孩子的環(huán)保觀是“重要，但杜魯多說得過頭了”，但一目了然的是，杜魯多時代以來，加拿大社會上的“綠色政治正確”無疑濃厚了許多。

“杜魯多環(huán)保”對我家的財政狀況卻有一些幫助：因為汽車排放政策的調整，滋生了從加拿大購買高檔“油車”銷往東亞各國、各地區(qū)的興旺產業(yè)鏈，“大頭”自然是被直接倒騰車的老板們賺走，但從事物流業(yè)的妻子也多少喝了點湯。

杜魯多一個顯著“成就”是把加拿大變成“加麻大”：大麻在全國范圍內合法化，哈珀時代全國只有一個（很不幸坐落在溫哥華歷史悠久的唐人街邊上，把20世紀末還十分繁華的唐人街20年里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鬼街”），奇怪的是，我身邊接觸的人無論族裔、收入、背景，對此不以為然的是壓倒性多數(shù)，近期一些民調結果也證明了這點，那么何以杜魯多時代成了“加麻大時代”，加拿大儼然“縱容毒品”反倒成了“政治正確”？我和許多朋友探討時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麻黨”等抱團、扎堆，喜歡發(fā)聲，而反對毒品者則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杜魯多卻選擇了迎合“嗓門”，二是杜魯多及其幕僚煞費苦心地用“監(jiān)管”偷換“放開毒品管制”概念，理由是“合法化才能更有效監(jiān)管”，結果導致許多人明明成了助推杜魯多“加麻大時代”開啟的分母一部分，卻還誤以為自己投票給了“支持‘監(jiān)管’”的一方。在此期間，我的一些同事致力于用不同族裔語言科普“同意‘監(jiān)管’等于同意弛禁大麻”，我本人和許多熟人參加了多次阻擊在北美華人居民比例最高的列治文市建立“毒品安全注射屋”計劃的活動，成績有一些，但總體上仍然是遺憾多于成就感：我家附近一公里之遙有了大麻專賣店，隔壁鄰居家租客（中學生）周末派對時經常飄出刺鼻大麻味我們卻束手無策（弛禁前是可以上門阻止的），而溫哥華更在短短幾年間成了北美因芬太尼類毒品致死率最高的城市之一。筆者一位老友（媒體人）為躲避這些搬到遠郊區(qū)阿波斯福，卻沒想到那里是一個以印度裔為主的大麻幫派大本營，該幫派在節(jié)日打著“敦睦鄰里”唐皇旗號公然開出“花車”巡游，老兩口直言“嚇都嚇死了”。

我對杜魯多政策的總結，就是“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具體說就是讓原本中間派、自由派的聯(lián)邦自由黨變得更“左”更“進步”，擠壓更“左”的新民主黨空間，從而占據(jù)加拿大政壇優(yōu)勢。因此有些政策在我們看來簡直匪夷所思，比如“性別多元化”，要求各公校不得限制“自稱性別者”按照自稱的性別使用校內更衣室和廁所，一些亞裔政客提出異議，卻在聯(lián)邦自由黨內遭到圍攻（我認識的一位甚至被聯(lián)邦自由黨外圍組織打著杜魯多的旗號排擠除名），我周圍幾個熟人無奈之下只好把女兒轉去教會學校，因為“那邊至少可以公開說男生是男生，女生是女生，在公校這樣說家長就會被學校約談”。筆者觀察發(fā)現(xiàn)，這項“進步”政策的社會滲透力比前面幾項更強，除了深度華人圈和宗教領域，杜魯多時代以來至少在公開場合，敢于質疑這項在我看來很荒唐政策的幾乎沒有。

許多本地人對杜魯多在移民、難民、留學生政策上先“大水漫灌”再“關閘停水”十分不滿，認為這些做法讓整個加拿大社會結構發(fā)生劇變，疫情前就出現(xiàn)針對華裔、越南裔的系統(tǒng)性仇視和排擠，疫情后印度裔又成了眾矢之的，雖然杜魯多本人一直強調“多元文化”，但普遍相信他需要為此負責：筆者孩子的美術老師工作室所在公寓樓，幾年間被塞入十幾戶中東難民，老師吐槽“搞得烏煙瘴氣”，小兒子游泳俱樂部的家長圈則認為，區(qū)域內幾個接納過多難民的小學“風氣特別差”。前年送大兒子去多倫多大學報道，新生報到處擠滿了印度裔新生，兒子說“一半都不止”，而去年夏天兒子在新生報名現(xiàn)場目測，“印度人少了2/3還多”，這一曝一寒，就連我兒子都認為是“小杜的責任”。

一些分析家在杜魯多宣布辭職后分析認為，杜魯多雖然有許多“槽點”，但一直自詡“斗士”，直到去年12月底都不愿下臺，卻最終被搞得灰頭土臉，關鍵的關鍵，是“搞不定經濟、就業(yè)和民生，甚至連一點可能搞定的念想也不給”，同期世界主要國家其他“犯這個病”的領導人，如拜登（Joe Biden）、蘇納克（Rishi Sunak,）、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也概莫能外，即便不下臺也弄到狼狽不堪。以筆者的感受，北美最常見的西式快餐麥當勞，杜魯多時代開始之初，經典巨無霸套餐折扣價是7.99加元，如今幾乎翻番（14.99加元），上周日去倉儲式超市購物，發(fā)現(xiàn)和9年前比，唯一未明顯漲價的普遍性商品是香蕉（一直是0.69加元/磅），其余幾乎都上漲八成、一倍甚至一倍有余，以廉價著稱的社區(qū)內某理發(fā)館，門前廣告上“每位7.99加元”墨跡未干，實際單價卻已攀升到15.99加元。“錢越來越不值錢，偏又越來越沒錢”，大家對杜魯多時代的觀感，自然會下滑至冰點以下。

對我們華人而言最不方便的，就是上任之初曾打出“伙伴關系”旗號對華示好的杜魯多，在孟晚舟和“兩個邁克爾事件”發(fā)酵后被反對黨步步“將軍”，從而走上了高調與中國甚至華人“切割”的道路。筆者去年在某同鄉(xiāng)會管理群詢問“有沒有人參加上月國內某會”，便被幾位熟人“小窗”好心提醒“這問題不能公開問”，一位出任省議員候選人的老朋友也感慨，如今華人社團活動他們“能躲就躲”，以免“說不清道不明”。我的一位老朋友、老同事曾參加省議員選舉，因來自中國大陸被對手“扣紅帽子”，僅僅曾與他“同框”多次的本人也被三番五次“喝洋茶”，試圖從我這里套出一些朋友的“黑料”，我以“只會說法語”推托，他們甚至專門派來了兩位法裔盤問。不能不說，2019年之后的杜魯多時代，對許多華裔而言真是一言難盡。

如何迎接“后杜魯多時代”？

杜魯多時代最后期已嗅到風險，開始“走聯(lián)邦保守黨的路”，如比后者更起勁的表態(tài)反華、更收緊的留學移民政策，我們能做的，則是盡可能將也許會隨著杜魯多時代結束而結束的福利“吃干抹凈”，如我家住宅去年先后更換了屋頂、隔熱層、雙層窗、鍋爐，安裝了環(huán)保型空調，享受了許多補貼，這些雖然是省級福利，卻都是在杜魯多時代大環(huán)境下催生的，如果不及時“兌現(xiàn)”，一旦“鼎革”，說沒有也就沒有了。

對我們還有父母在國內的華裔而言，杜魯多時代最大的“副產品”是加中航班密度和價格的恢復速度，在全球范圍內排在了最后一位，每周往返兩地的直達航班數(shù)至今只有疫情前的零頭，且復原遙遙無期。真誠期待“后杜魯多時代”能復制我們抵達加拿大之初哈珀時代開始時的軌跡，讓在杜魯多時代陷入低谷的加中互聯(lián)互通，至少先正常起來。希望這不是一種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