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在全世界持續討論《魷魚游戲》時，也許只有韓國女性可以敏銳發現它在某一方面的下滑：

“第一季海外反響熱烈時因為女演員們表現出彩，第二部爆改成黑幫電影，請了一堆狗大叔出演。海外可沒那么多男寶媽哦，到底什么時候才能認清現實。”

這條質樸的高贊評論背后，是一種更直白的宣言——受夠這個不平衡的世界了！

魷魚游戲 第一季（2021）

“韓女”，一個其實相當多維度的詞，在搜索框里輸入，得到的結果大概率會是韓國女性皮膚保養、穿搭拍照技巧，摻雜著當紅女性偶像團體的精致自拍、收藏數可觀的 “韓女文學”，然后就是“抗議”“示威”“極端”等等字眼。

一個活躍在互聯網上的中國女性會看向韓國的理由，幾乎就是以上內容。即使體制不同，中國和韓國還是無比相似，提了又提的“東亞性”即使聽起來像陳詞濫調，卻還是有其現實基礎。談論韓女，其實也是在談論她們從一個“群體”成為一種“處境”的大環境。當她們不斷吐露“整頓社會”的金句引發世界共鳴，活躍著發起一場場行動逼規則制定者妥協，當她們的某些文化態度如此鮮明，以至于中國女性忍不住評論她們為“韓國最值得申遺的物種”，這個集群對我們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韓國“苦女權久矣”，主語是“韓國”，因為如今的韓女已經在說，她們是沒有國家的女人。

就在兩個月前，韓國同德女子大學計劃轉為女男同校的消息傳出，校方拒絕與學生溝通談判，學生們在校園中擺滿校服、畢業證書和悼念花圈，并進行集體示威抗議。校園墻上被女學生們寫上“寧愿消亡也絕不開放，守護民主同德的女性教育”。不少其他女子大學的學生們也送來了支持。學生們還發現早已有外籍男性學生偷偷入學，18年同德女子大學甚至發生過外部男性人員進入校內做出猥褻行為的事件。

2024年12月12日同德大學學生脫下校服抗議男女同校

對于這些女子大學的學生來說，一個只允許女性入學的高等教育學府代表著近乎絕對的人身安全，她們在免于男性暴力的同時，進入女校也是避免求學過程中的性別歧視的最直接辦法（沒有了男同學，也就沒有了因各種原因對男學生的偏袒），女校開設的大量性別平等課程也是一般韓國院校沒有的。在百年前，中國五四運動時，女學生們打破“大學女禁”實現女男同校，是為了奪回與男性平等的受高等教育權利。而2024年拒絕女男合校的韓國女學生們，做的是相反的事，卻是向著相同的方向。目前，雖然女男同校的進程暫緩，但同德大學已經以校長名義起訴了21名參與抗議示威的學生。

2024年3月8日，首爾女性慶祝婦女節

最近被逮捕的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在幾年前總統選舉時就高舉反女權旗幟，稱“不健康的女權主義”影響了國家，甚至要廢除韓國的女性家族部，修改法律加重女性誣告罪，令他最終與競爭者李在明的年輕男性選票懸殊達到7:3。政治家的話未必是真心，因為尹錫悅上臺后就立刻翻臉不再堅持反女權，但性別議題能夠被用來左右選票，卻是真切地反映出社會的割裂。人們很容易陷入的邏輯陷阱是——當性別議題被政治家當作工具使用，它是不是就失去了正當性甚至不復存在？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對于韓女來說，不論在任的是誰，她們因性別所遭受的苦難與反抗都同樣嚴峻地存在。

2018年10月，首爾抗議者舉“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標語

韓女高舉“MY LIFE IS NOT YOUR PORN（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旗幟的手到今天都無法放下。2020年的“N號房”事件，去年的“DeepFake換臉視頻”事件，都直接導致了國家法案的改革。即使N號房主犯被判40年，即使韓國警察逮捕了近千名DeepFake犯罪者，即使高喊厭女口號的總統已經下臺，韓女依然活在被偷拍、被性剝削的風險中。2019年，韓國女藝人具荷拉自殺身亡，此前她經歷了男友長期的性暴力，并被男友拍下性剝削視頻。小紅書這樣的中文平臺上，在韓國旅游、生活的中國女性也在發布如何躲避公廁偷拍攝像頭的貼文。這些事件面前，線上線下的抗議行動，已經成為在韓女性的日常。

老婦人（2019）

近年，韓女發起了“4B運動”，即“不與男性交往（戀愛、約會）、結婚、生育、發生性行為”。在韓國嚴峻的經濟形勢下，2023年的韓國總和生育率為0.72，24年的數據是0.74，雖然有所上升，但依舊是全球墊底——令國家人口達到相對穩定的人口替代率應當是2.1左右。此時，韓女擺脫潛在的“母職懲罰”、拒絕進入家庭中心制這個“游戲”的趨勢可以說是“雪上加霜”，自然令政府頭疼。

道熙呀（2014）

意外的是，這個看似“極端”的運動在特朗普再次贏得大選后走向了美國，大選后的第二天，“4B”關鍵詞的谷歌搜索趨勢指數達到了歷史最高。在X、Tiktok平臺上，美國女性開始剃頭，拒絕服美役，拒絕與男性發生性關系和社會關系，正好和大選期間特朗普的副手萬斯對“無孩愛貓女”的攻擊形成了對應。

4B運動的本質不是“不”做什么，而是在這些角色之外，女性還可以做什么？

韓國目前失業率居高不下，2024年韓國有“400萬無所事事的大學畢業生”，考上大學也無法保證就業。但光是為了考上大學，韓國學生已經歷了非人的煎熬。紀錄片《學習的背叛》中，初三女生允葉媛為了考上私立高中，常常連續學習十幾個小時，即使手指受傷也要用橡皮筋把手和筆綁在一起寫下去，總是考第一名的她，在入學后只排在了395名學生中的第313名。

蜂鳥（2018）

韓國也曾經歷過性別鑒定后墮女胎現象泛濫的時代，而沒有生下兒子的女人們則希望自己的女兒能成為“具有男根的女兒”——“女兒必須同時滿足她對女兒和兒子的期待”，金惠珍《關于女兒》中母親的擔憂令人憤怒，但某種程度上又不無道理。

2024年，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在OECD成員國中也以大幅度的差距成為倒數第一，OECD內部平均值為12%，而韓國達到了31.1%。人們在YouTube上看到“韓女學習法”視頻，以贊賞的語氣稱其“發瘋姐”，并貼上“自律”標簽，是東亞社會階級差異下優績主義的陰霾。在這陰霾之下，韓女即使做到頂尖中的頂尖，也一樣要承受韓國社會明目張膽的性別歧視。而如果要做一個“稱職”的妻子和母親，就更難獲得任何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

下一個素熙（2022）

要了解韓女，就要了解韓國的現代性與頑固的保守傳統。張慶燮《壓縮現代性下的韓國》指出，幾十年的爆發式經濟增長使韓國縮短了社會轉型的時間，而看似高度西化、現代化的韓國社會，仍在強化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秩序，韓國女性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分工中“第一個受到壓迫的階級”——她們往往被剝奪完整的職業生活，是沒有福利和上升空間的臨時工，在家庭中進行隱形勞動，包括生育、教育后代的工作。

韓國的現代性有多么倉促？直到2005年，韓國才正式從法律上廢除男性作為法定“家長”統治全家的戶主制，但這并不意味著家庭主義的消亡。《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主角帶孩子外出卻被路人嘲笑稱其為被男人養著的“媽蟲”，是韓國社會對女性家庭勞動看法的一個縮影。韓國男警察在管控同德女子大學示威女學生時使用的話術“你們以后還要生孩子，不要做出過激行為”，則折射出韓國社會對青年女性的保守期望。

小公女（2017）

“壓縮”的現代韓國的矛盾，不止在家庭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韓女”這個詞也不止指代著激進，她們依然是極度精致的代言人。

高度發達的娛樂業和美業是韓國在世界上的標志之一，小紅書上有無數以“永遠可以相信韓女的審美”為題的帖子。韓女卷美役的勁頭和卷學習的一樣高，女性受眾們在小紅書上收藏韓女的拍照技巧，看韓女如何毫不費力地展現松弛的偽素顏造型，學習韓女前沿的整形審美。如今這些美業時常被“不為討好別人，只為對自己好一點”的“大女主”話術包裝起來。

某種物質（2024）

不斷內卷的“韓女審美”和《某種物質》一樣，都是社會文化對女性“美”的要求的極端案例，但這份“極端”始終在日常化。韓炳哲闡述當下時代的“平滑美學”的基本特性是“順從”和“不反抗”，這正是“韓女審美”的核心——拍照時需要精心設計意料之中的狼狽，才能最終展現出安全的可愛；妝容色彩不過于濃重，只有腮紅透出健康的血色；身體并不是一味的瘦弱，而是“肉很聽話”長在“該長的地方”……這種看似自然的風格背后卻下了長足艱辛的功夫。這便是布爾迪厄所說的“被統治者把從統治者視角出發建構的范疇用于統治關系，使統治關系看起來是自然而然的。導致一種系統的自我貶值，甚至自我詆毀”。

《大眾文化的女性主義指南》談到韓國女團時提到：“露骨的性感被證明并不長久，低齡而無害的少女形象開始成為性感的新傾向……之前流行的性感風格都更偏向成人化，仍殘留著一種‘我要展示我的性感’的主體性之感。”在鼓勵女性無力、無害的媒體宣傳下，娛樂產業高度發達的韓國很難不產生此番現象。雖然韓國娛樂工業把女性和男性都當作商品包裝和展示，但女團是“以幾乎能餓死人的減肥強度，讓自己的身體能力降到最低，由此被性對象化”，男團卻是以鍛煉肌肉、強壯身體的方式被性對象化。

《大眾文化的女性主義指南》

不到三個月前，韓國女作家韓江獲得了2024年諾貝爾獎，此后“韓女文學”便在簡體中文世界引起廣泛關注，這可能是大陸引進韓女文學幾年以來對其規模最大的一次討論。

不出所料，對韓女文學的批評和對《熱辣滾燙》《出走的決心》《好東西》等近年崛起的中文女性電影的批評如出一轍，女性創作往往被批評“格局小”。即使韓江的《少年來了》講述的是韓國光州民主運動，也被認為筆觸過于私人和細膩；講述女性“苦難”或是“日常”的故事情節又被認為議題先行和“賣慘”——崔恩榮講四代韓國女性故事的《明亮的夜晚》、韓江的《素食者》、金愛爛的《你的夏天還好嗎》等文學作品均以女性為主角，似乎在慣常的目光里，男性主角故事講述的是普世的人類主題，人人均可共情，而女性主角故事則只能是女性自己的，且充滿不合時宜的野心與算計。

人們對文學的態度，又何嘗不是他們對任何其他事物的態度呢？

韓女的故事，又何嘗不是另一群女人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