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日本人 死為中國魂》

記日本八路——小林清

作者：小林陽吉

第二章 來到中國

在日本國內受訓的時候，教官就對他們講過：“在小學課本里，就明確寫著中國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你們去中國，是一次非常好的官費旅行。到中國華北，沒什么仗可打，中國的軍隊已經被皇軍打敗了，你們只是去做些肅清殘匪的工作。”

然而，父親來到中國后，到處看到的是殘墻斷壁，瓦礫廢墟，經濟蕭條。他不禁懷疑：“啊！美麗的地方？為什么是一片焦土？”

1937年天津街頭

新兵被分配到各作戰部隊，他被分配到獨立混成第五旅團步兵第十九大隊第二中隊。

二戰時期，日軍部隊戰斗編制有軍、師團、旅團、聯隊、大隊、中隊、小隊等。其中，獨立混成旅團是后來形成的，是屬于比較特殊的一個戰斗單位。

獨立混成旅團是日軍的基本戰術單位，直接隸屬于軍或方面軍，旅團長一般為少將軍銜 ，最早的獨立混成旅團出現在關東軍的作戰序列之中。1934年關東軍組建獨立混成第1、11旅團。第1獨立混成旅團集成了步兵、戰車、炮兵、工兵部隊，編制人員不過4750人，卻擁有774輛汽車，是日軍第一支機械化野戰部隊。

隨著戰爭的不斷擴大，日軍面臨兵力短缺的困境，四單位制師團的編制也不夠靈活，加上日本的武器生產能力所限，開始出現大量獨立混成旅團編制。成為有固定編制的合成作戰單位，其火力僅次于師團。從1938年2月組建獨立混成第二旅團開始，直到戰爭結束，日軍共組建了104個獨立混成旅團。

獨立混成旅團是日本戰爭資源不斷枯竭的產物，雖然編制幾經變動，但整體趨勢是戰斗力不斷下滑，武器始終沒有更新。日軍的戰敗不是偶然的。

獨立混成第五旅團轄5個步兵大隊與1個炮兵隊、通訊隊、工兵隊、輜重隊等，總人數約5000人。

步兵大隊轄3個步兵中隊與1個機槍中隊；炮兵隊轄1個山炮中隊與2個野炮中隊，配備六門野炮與十二門山炮。

旅團司令部有27人，馬6匹；獨立步兵大隊有782人，馬40匹；炮兵隊有596人，馬366匹；工兵隊有176人，馬6匹；通信隊有175人，馬27匹。屬于地方守備旅團規模。

第十九大隊駐防在煙臺，而第二中隊駐防在離煙臺不遠的福山縣。第二中隊中有關東的士兵，還有北海道的士兵。

來接他們的是一個個子不高、很壯實，肩佩著曹長軍銜的軍人。他走到他們面前，上下打量著他們，用關東的快語說話，一看就是江戶老油條。

“我叫崗山，是來接你們的，你們明白——嗎?”他拖長聲音，意味深長地說。新兵們明白他的意思，就把從家里帶來的魚罐頭和肉罐頭拿出來，奉送給他。有的人邊遞東西邊說:“我是新來到部隊的，有許多不知道的事情，請你日后多多關照。”

“很好，很好！我會幫助你們的。”崗山曹長不客氣地收下罐頭，臉上露出了笑意。

在坐汽車去駐地的路上，崗山曹長在車上占著兩個人的座位，用父親教訓兒子的口氣對他們說：“我在這里已打了十幾次仗了，你們這些新兵，別看經過了訓練，中國人會譏笑你們是娃娃兵，是看不起你們的。你們見到中國人，要好好地打他們，也可以殺死他們，這樣他們就不敢瞧不起你們了。”

戰地的軍隊生活，和在國內時大不一樣，完全不是教官講的那樣輕松，而是非常艱苦的。他們經常要出去討伐，奔波在山地、平原。每天忙于頻繁的演習、作戰、掃蕩。軍官對士兵，老兵對新兵的虐待和打罵，比在國內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稍不留意，犯一點小錯都要受到嚴厲的處罰和令人難忍的侮辱。

父親小林清的第二中隊駐防在福山縣城內。在這里，父親看到老兵們煩悶時就拿新兵開心，作為他們的娛樂。

有一天，父親一時疏忽，衣服最上邊的扣子沒扣上，崗山曹長便把父親叫過去：“小林一等兵，你到這里來！”

父親走到崗山的面前立正站好，崗山惡狠狠地從床上站起來，一把將扣子扯了去，說：“你大概不需要這扣子吧！不然為什么不扣起來?”

說著劈頭蓋臉打了他兩個耳光，父親的左頰右頰，馬上紅了兩塊。隨后，他要父親在肩上掛上破布條，舉著破掃帚，像游街一樣，一面走一面叫喊：“小林清升為‘參謀長’，特來參拜諸位！”

老兵們看著父親向他們拜見，開心地哈哈大笑。父親懷著憤怒和屈辱的心情，請求崗山曹長把扣子還給自己。因為扣子上有著象征天皇的菊花圖案，在外面是買不到的。經父親百般央求之后，崗山才把扣子還給了他。

還有一次，聽到隔壁曹長的房間里，小隊長在大聲訓斥和打別人耳光的聲音。仔細一聽，原來是因為機槍沒有擦干凈，彈道里有灰塵。該著崗山曹長吃耳光了！士兵們都幸災樂禍。可是又一想，連曹長都挨了耳光，恐怕他們也逃脫不了懲罰。果然，沒等多久，曹長崗山吃完耳光后，氣勢洶洶地闖進他們住的房間來，繃著一副剛挨過打的臉，不問青紅皂白，打了他們每人幾耳光。

他們幾個人臉上火辣辣的，心里恨得咬牙切齒，悄悄地到廁所里罵他。軍曹瀨古說：“以后打仗時，想辦法從后面給他來一槍。” 他說完后，怕被別人聽見鬧出事來，悄悄溜走了。

新兵經常挨老兵們拳打腳踢，不但吃不上一頓好飯，而且還經常要替他們執行勤務、站崗放哨。

軍官經常打他們罵他們。要士兵給他端飯菜、洗衣服、擦皮鞋的崗山曹長還一再警告大家：“不要一個人往外蹓跶，當心八路土匪，他們要是抓住你，要殺你的頭呀！殺頭啊！多可怕呀！”曹長故意用手劈父親的脖頸，加重語氣恐嚇他：“八路的抓住你，砍下你的頭，懂嗎?”

聽他經常這樣說，父親的情緒漸漸低落了。他才是個二十歲、未領略人生奧秘的年輕人，但是卻已經了解到戰爭的可怕、悲慘和殘酷，知道了軍隊生活的艱辛，以及軍隊內部的矛盾。生活的折磨使父親更加深了對祖國的思念，每天都想著回到故鄉的懷抱中去。他痛恨那些酗酒打人、專門欺侮、虐待新兵的老兵，更恨那些欺壓、處罰士兵的長官。要不是為了忠于“天皇”，他真想和那些不講理的人干一場！提到了天皇，又使他想起了書本上寫的武士道的光榮，而他自己就是“光榮的武士”。為了不玷污武士道的榮譽，他只好無可奈何地忍耐下去。

在日本軍隊中，士兵對長官都是順從的，執行禮節的。但有時士兵沒有留神，長官走過時，沒有向長官行禮，雖然不是故意的，但長官在事后仍然把士兵叫去罵一頓，或者打一頓耳光。“軍人勅諭”中明確規定軍官對士兵“除執行公務以外應親切對待之。”然而在軍隊中，軍官們不執行“軍人勅諭”的事情簡直太多了。

《陸軍刑法》上嚴格規定：犯掠奪罪者處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勞役。犯強奸或殺傷罪者處七年以上勞役，重者處死刑。犯放火罪者，處死刑。以上各種罪行，長官們自己直接或間接的全都犯了。

在作戰或“掃蕩”中，長官們命令士兵把中國老百姓的糧食、有用的東西都拿走，把鍋打爛，把活的東西全殺死，把房子燒毀。而且還借口為了試驗膽量，強迫不愿殺戮的士兵去殺害手無寸鐵的中國老百姓。凡任務沒有執行好的，都要受懲罰。

步兵第十九大隊在煙臺守備時，抓住一個中國人，年紀約二十七八歲，像個商人。但憲兵隊長一口咬定他是敵探，把他交給軍醫“動手術”。軍醫叫士兵剝去他的上衣，仰臥在地上，又叫士兵按住他。軍醫拿一灌滿了水的注射器戳進他的胸部，又抽滿了血拔出來，接著又繼續把水打進商人的身體里去。血開始從這個喊著的人的口中流出來，連按著商人手腳的士兵們都轉過頭去不忍看，軍醫卻笑嘻嘻地欣賞自己的“杰作”。商人全身發腫，昏了過去。軍醫又注射一種藥品，那商人又慢慢醒來，仰起身子向軍醫求饒。軍醫皺起眉頭說：“討厭。”一腳把商人踢倒，又用水注射進去，反復多次，直至把這個中國人折磨致死，那個殘酷的軍醫才拿起他的東西走開。

有一天，步兵第十九大隊第二中隊的山本中尉對士兵們說：“你們還沒有殺過人，今天我們來一次殺人實習。你們不要把中國人當人，把他們當作比狗貓還不如的東西好了。勇敢些！現在，自愿參加殺人實習的，向前一步。”沒有人動，中尉發火了。“你們這些膽小鬼！沒有一個配作日本軍人！沒有自動出來的嗎?好！我命令你們！”于是他開始喊名字:“三村—吉川—上野—田島！”

“天吶！沒有我的名字。”父親喘了口氣，在心里默默慶幸。在中尉瘋狂咒罵逼迫下，士兵們用戰栗的手舉起上刺刀的步槍，慢慢地走向站在土坑旁邊神情恐怖的中國人，那個土坑是他們被迫為自己挖掘的墓地。父親閉上眼睛。 中尉在一邊罵著，士兵們把刺刀刺進那呆若木雞的中國人身上。當父親睜開眼時，中國人已倒在土坑里了。“殺人兇手！罪犯！” 父親這樣在心里叫著自己的戰友。

他暗暗地想：這樣對待中國老百姓，永遠達不到“東亞和平”和“中日親善”的目的，相反地，只能激起中國人的仇恨，而更加頑強地抵抗日軍，這樣就會延長戰爭時間，推遲日本士兵回國的日期。

一九三九年春天，父親被調到大隊部機槍射手訓練班學習。在訓練班里，他們學習使用日本重機槍和擲彈筒等軍事技術。訓練班里有一百名學員，配備十挺重機槍和十門擲彈筒。他們每天反復地進行瞄準、射擊、拆裝、修理等技術訓練。經過兩個月緊張的訓練，他們每個受訓的人，都能熟練地使用和修理這些比較先進也很有威力的武器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父親在機槍射手訓練班經考核合格結業后，回到原部隊。

步兵第十九大隊第二中隊已經調防到威海衛，各小隊分別駐守在威海一帶的縣城。父親回到中隊不久，又經過全面軍事項目考核，升為上等兵機槍射手。

在日本軍隊中，升到上等兵就算有一點地位，可以命令管教新兵了。但是上面還有伍長、軍曹等，所以士兵們都拼命地苦練軍事技術、提高兵業，爭取作戰立功，以便獲得更高的軍銜，這樣就可以少受別人欺辱，少挨打罵。作戰時，自己可以督促其他士兵沖鋒。

日本軍隊是很重視軍銜的。剛一入伍是二等兵，經過一段時間的軍事訓練之后，提升為一等兵，再提升就是上等兵了。上等兵上面是伍長、軍曹、曹長，相當于中國軍隊的下士、中士、上士。再往上是準尉和少尉階級，一般擔任小隊長職務。中尉和大尉階級一般擔任中隊長職務，而大尉階級以上，就是少佐、中佐、大佐了，相當于中國軍隊的少校、中校和大校。

還有一種特殊的軍官，叫“宣撫官”。“宣撫官”是隨軍的政治工作軍官，大多數是由懂中國話和中文的人擔任。日本軍隊占領一處地方后，“宣撫官”就利用中國的民族形式，如演說、散發張貼傳單、標語等形式進行宣傳，對占領區的中國老百姓進行教育。

日本軍隊中還有一個特殊角色，就是隨營和尚。和尚的主要任務是念經、做佛事，超度陣亡將士，附帶也做宗教宣傳。

生活方面，按規定每人每頓糧二合(約半斤)。平常倒是夠吃，如有演習或者長官們舞弊，把糧食私自賣給日本僑民時，士兵就不夠吃了。老兵還能想點辦法，新兵們卻餓得夠嗆，往往偷老兵們的殘羹剩飯。尤其是晚上站崗的時候，肚子餓得特別難受。一般都是兩人站崗，肚子餓時，一個站崗，一個人到外面街上去找東西吃。

有一次，父親在外面街上買了燒餅回來，不敢在大眾面前吃，只能等到熄燈后，躲在被窩里吃。這時，他只能把嘴閉起來，輕輕地磨動牙齒，以免發出咀嚼的聲音，怕長官看見了挨打。有的士兵偷偷地搞到食品沒法吃，就把食物帶到廁所里去吃，避免別人看到。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政府想在亞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這一美好的愿望，是建立在戰爭勝利基礎上的。于是誕生了“滿洲國”，彼此間共存共榮。由滿洲國供應在中國的日本軍隊后勤，而日本則保護滿洲國的主權。

日本的鋼鐵年產量當時只有四百萬噸，而東北的工業基礎相當不錯，彌補了日本鋼產量不足。而且沈陽兵工廠是中國當時最大最先進的兵工廠，成了日本派遣軍的軍事裝備供應后勤地。

九?一八事變時，中國軍隊幾乎沒有進行抵抗，就退進關內，拱手把大片國土讓給了日本關東軍。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私家軍”體制。不管張學良的軍隊，宋哲元的軍隊，還是其它軍閥的軍隊，都是“私家軍”。對于私家軍來說，他們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保衛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保衛他們軍隊司令的個人利益和個人安全。所以在國家遭受外敵侵略時，私家軍首先考慮的是保衛自己而不是國家，都希望別人出頭和敵人拼死一戰，自己坐享勝利果實。

中國在九?一八事變中，拱手把東北讓給日本，實際上是張學良和蔣介石的責任。當時中國的很多軍閥和政治家，口頭上大喊要抗日救國，實際上自己并不肯出力，只想讓張學良軍和日軍拼死一戰，自己坐享漁翁之利。孫科政府請各路將軍援助張學良，竟沒有一人考慮把自己的軍隊派到東北前線和日軍作戰。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憤而撤軍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上海事變時，大家一致稱贊蔡廷鍇十九路軍英勇抗日，卻沒有一支軍隊前往增援十九路軍。

1945年初，美軍正和日軍在海上苦戰，作為盟國的中國政府軍本應該配合美軍向日軍發起反攻，有所作為。可是擁有2億多人口的地區和600多萬中國政府軍卻在一旁隔海觀戰。由于蔣介石奉行保全實力在先，抗戰為次的避戰方針，致使正面戰場在日本于1944年春發動的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中，嚴重失利。１９４５年７、８月份，日軍已成強弩之末，中國完全有可能出兵東北收回失地，根本沒必要等蘇聯人來解放東北。可是中國政府軍都想著不出力而坐享勝利果實，不要說反攻收回失地，就連一個反攻收回失地的軍事計劃都沒有制訂過。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軍事力量的迅速增強，和日本消除了私家軍，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國家軍隊有密切關系。九?一八事變中，一伙關東軍的年輕軍官們在沒有中央政府的命令下發動對外侵略，并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也不是為了關東軍司令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種對國家前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關東軍的侵略是非正義的，中國軍隊保衛祖國是正義的。可是在某種意義上，那些非正義侵略者的內心世界，反而比正義的祖國保衛者更無私單純一些。

九?一八事變，區區兩萬日軍就把十六萬中國東北軍驅逐出東北。抗戰前夕，日本曾有“三個月滅亡中國”之說。蔣介石私下議論：“哪里用得著三個月，一個月就夠”。他知道這仗沒法打，所以盡量拖延，以待天時。他盼著日本和別的列強打起來，中國好坐收漁人之利。還有，“九·一八”事變前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團結御侮，抗日救亡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蔣介石國民政府卻違背全中華民族的意志，對日本的進攻采取不抵抗的方針，集中兵力進行“剿共”的反革命內戰，致使日本軍隊乘虛而入。繼占中國東北之后，又進犯上海，并炮制偽滿洲國，把中國東北變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

抗戰時期，日軍在膠東的大本營主要設在青島，然后，從青島派兵到膠東各地。

1938年1月10日，日軍第二艦隊及海軍陸戰隊在飛機掩護下侵占青島，司令部設大學路萬年兵營。此后，日軍華北方面軍第2軍國崎支隊先頭梯團、日本海軍第四艦隊、第5方面軍第5師團鯉城支隊先后到青島駐防。

1938年2月，該部派出3000余人自萊陽、棲霞沿青煙公路北犯煙臺，并占領煙臺。

1938年4月29日，日軍第5師團將膠濟路沿線的警備任務移交獨立混成第5旅團。

這個日軍獨立混成第5旅團。之后主要擔任青島特別市、登州道以及膠濟沿線、濰縣以東、以南地區及沂州道的守衛任務，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父親就是日軍獨立混成第5旅團的一名士兵。

第5旅團又稱桐部隊。司令部代號為桐4270部隊。直屬隊為桐 4271 部隊。 各大隊代號依次為桐4272-4276部隊。轄第16、17、18、19、20共5個獨立步兵大隊以及炮兵隊、工兵隊、通信隊3個兵種直屬隊。

這支日軍的編制層次是旅團、大隊、中隊、小隊。

1個步兵大隊約850人，下轄4個步兵中隊,每中隊滿額210人。

1個中隊下轄4個步兵小隊和一個機炮分隊，每小隊 40-80人。

每小隊下轄2-3個分隊，每分隊15人左右。

旅團3個直屬隊：炮兵隊596人、工兵隊176人、通信隊175人。旅團司令部27人,全旅團約5200余人。

武器配備上，每中隊裝備九二式重機槍兩挺，迫擊炮1門，輕機槍9挺，擲彈筒9個，此外還配備有卡車2輛，馱馬18匹。

第5混成旅團長先后五易其人。

1938年4月為秦雅尚中將。

1939年3月為秋山義兌少將。

1940年3月為關原六少將。

1941年3月為內田銀之助少將。

1944年7月為長野榮二少將。

旅團司令部駐青島太平路29號。

進駐膠東的日軍分為陸軍和海軍兩大部分。駐防分布：第16大隊駐坊子，第17大隊駐青島(1942年11月移駐即墨)，第18大隊駐高密。第19大隊駐芝罘。第20大隊駐諸城。炮兵隊、工兵隊、通信隊駐青島及周邊地區。

其中，第17大隊大隊本部駐青島。第1中隊駐城陽，第2中隊駐即墨，第3中隊駐萊陽，第4中隊駐膠縣。第18大隊一部駐平度，負責守衛掖縣、夏邱、舊店諸點。

駐青島的日本海軍由5艘海軍陸戰艦組成，共有3700人。

煙臺方面。1941年，第19大隊接防煙臺。大隊長先后為池田、吉山、齋藤、柴山等。

第19大隊重點守備煙青公路北段、煙濰公路東段以及玲瓏金礦等要點，控制半島北部地區及煙臺、龍口等港口。下轄各中隊分別設立 3-4處據點，派駐一個分遣隊駐守。

第 19 大隊分布如下:

大隊部駐芝罘。第1中隊駐招遠，負責駐守玲瓏金礦、蠶莊、道頭、下店據點。

第2中隊駐福山，負責文登、牟平、水道、威海等據點。

第3中隊駐棲霞，負責松山、小廟后等據點。

第4中隊駐蓬萊大辛店，負責八角、黃城集等據點。

駐煙海軍有海軍陸戰部隊600余人，軍艦6艘，共1500余人。這期間，出于戰斗需要，各部有所變動。

1939-1941年，第21師團一部駐青島。1941年6月，日本華北派遣軍派駐青島1個38人的憲兵隊。1941年8月，在青島成立興亞院華北聯絡部青島出張所，作為日陸海軍協調機構，直屬日本大本營。

1941年，為了策動對膠東半島的大掃蕩，第5旅團指揮部遷到煙臺，大掃蕩結束后，又回到青島。

1942年9月，向煙臺派出芝罘特務機關，人員49人。1945年5月，獨立第十二警備隊瀧本一磨部侵駐海陽。1945年8月，駐煙日軍撤至青島。

獨立混成第5旅團，參加了對膠東的全部“掃蕩”和對山東的大部分“掃蕩”，犯下了累累罪行，是山東人民特別是膠東人民的死敵。

一九四〇年，有一個時期，第二中隊野村小隊總是吃不上好飯；要是遇上軍事行動，肚子就更難受了。大家都不高興，憋著一口氣。有一天，飯特別少，大伙氣紅了眼睛，對著飯桶罵了起來。可罵也不是辦法呀，于是大伙商量了一下，決定“罷食”。由老資格的瀨古軍曹把小隊長野村少尉叫來看，大家全站在飯桶旁邊，氣呼呼地看著他。小隊長野村很不高興，耷拉著腦袋，但是他害怕大家團結的力量，一句話也沒說，馬上質問經濟管理員。經追查才知是管理員貪污作弊的原故。從此，飯的數量開始多一些，菜的質量也好點了。

其實，管理員搞貪污，小隊長心里最明白，因為貪污的錢，有一半進了小隊長腰包。

一、二等兵在日本國內時，每月軍餉為伍元伍角，上等兵六元四角，伍長九元。到了戰地，除軍餉外增加百分之六十的戰時津貼；一、二等兵領取八元八角，上等兵十元二角四分，伍長十四元二角四分。將校們的薪水卻大得多，在戰地準尉每月一百二十元，比一、二等兵多十三倍以上。將校們除了軍餉外，一年還有兩次賞金，并且還可以在其它地方揩油。而士兵們除了八元八角薪水以外，便沒有一分錢的“外快”了。

本來，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士兵每年也能領到兩次賞金，但到了一九三九年以后便取消了，只有軍官們還保留著。

在這八元八角錢里面，還要扣去三元貯存金。這是強迫硬扣的，在發薪水之前，長官們已把貯金扣去了，士兵們只能拿到五元八角錢。貯金對于新兵特別嚴厲，老兵就比較隨便些了。長官們按規定也必須貯金，但大多數只貯金五角錢，不過是敷衍敷衍而已。貯金有兩種：一元以上的叫做“日之丸”貯金，五毛以上的叫做“報國”貯金。

軍隊中有野戰郵政局管理貯金的事宜，但是也有某些部隊長官偷偷地把貯金挪用和私自花費的現象。士兵想提取貯金是非常困難的，必須蓋有中隊長的圖章。而中隊長是不肯輕易蓋章的，誰要是請他蓋章提取貯金，他便教訓說：

“日本正處在非常時期，你們應該厲行節約，多多的貯金……誰浪費就是對父母不孝，對天皇不忠……”結果挨了教訓還是領不到錢，士兵對于強迫貯金非常不滿。父親心里常想：在戰場上打仗，不知什么時候打死，儲備了錢又有什么用呢？

除了貯金之外，還得購買公債。公債分五元一張和七元一張兩種。實際上，五元的公債，只要三元錢便可以買到；七元錢的公債，只值五元錢。這些公債，要等二十年后，由國家負責歸還。購買公債，雖然不像貯金預先克扣薪水，但是買不買卻影響到升級。日本士兵認為：來中國打仗，如果回家時仍然沒有升級，那是最丟人的事情，所以不得不硬著頭皮購買。有些士兵一旦急著要錢用時，只好偷偷地把公債廉價賣給當地日本僑民。

像上面所講的，區區八元八角錢，扣去三元錢的貯金，再強迫購買些公債，剩下來的實在寥寥無幾。日本士兵十個有九個抽煙，六分錢一盒的“槍” 牌煙，每天一盒，一個月就得一元八角。物價不斷上漲，以前一杯咖啡一角五分，后來漲到八角錢一杯；原來一瓶酒一元五角，漲到四元五角。星期日出去玩玩，一個月的薪水就花完了，更不用提逛隨軍妓院了。其實能去隨軍妓院玩的，絕大部分是軍官，士兵們只有到過年過節，有軍事行動時才免費優待一、二次。

在前線，經常有國內親屬寄來的信件。長官們不放心這些信件，要拆開檢查，看信中有什么問題沒有，唯恐信的內容影響軍隊士氣。但是又不能一封封的信都檢查到，就想辦法抽查。抽查的辦法是軍官不拆你的信，叫你自己拆，而且還要在長官面前大聲讀你自己的信。這也是十分令人難堪的事情……

他們對當地的情況逐漸也有一些了解。在山東盡是土匪，有一部分向日軍投降，被改編成“皇協軍”。現在和日軍作戰的，只有“八路匪軍”。他們不是正規軍隊，武器裝備也比國軍差得多，但是他們出沒無常，依靠地形熟悉，經常深夜來騷擾日軍。

每當在戰斗前得知出發的消息，士兵們就三個一群，五個一伙，到隨軍妓院去玩妓女，或是到酒館里去瘋狂的酗酒，以消除戰爭給他們帶來的恐怖心理。即使在喝酒時，士兵們也一個個愁眉不展，沒精打采，就像面臨一場災難似的，情緒萎靡不振。連崗山曹長都解嘲地勸大伙：“這次出去作戰，生死未知，趁此良機，諸君盡情地作樂吧!”

這里重點介紹一下日本隨軍慰安婦。日本“廣辭苑”對“隨軍慰安婦”一詞的解釋為：“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簡言之，隨軍慰安婦即隨軍妓女。她們是在中國命運最悲慘的日本女人。

中日戰爭爆發后，日本軍隊每到一地，除野蠻強奸婦女外，還頻頻出入妓女院，致使性病在軍中蔓延，戰斗力也因此削弱。同時，日軍的一些暴行，特別是南京大屠殺事件，受到國際輿論強烈譴責。日本軍部為了對士兵的性欲問題加以統制，開始建立管理賣春制度，計劃征集由軍隊直接管理的隨軍慰安婦。

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日軍強迫、掠奪送往前線的慰安婦總數達二十萬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中國婦女，也有一部分是朝鮮女性；而在朝鮮人慰安婦中，多半是以強迫和欺騙的手段征集來的。

日本軍部募集慰安婦，是由在日本做“花柳”生意的人出面進行的。最初募集到的婦女大部分來自妓院、花酒店和私娼窯子。募集者發給應募婦女每人一千元預支金，聲稱到軍隊后，伙食一律由軍隊供給，其他生活費用也由軍隊負擔；應召婦女靠賣淫收入還清一千元預支金，即可恢復自由之身。

在當時，由于日本政府宣傳鼓動和思想灌輸，日本到處可見揮舞著太陽旗的人群，“勝利歸來，勇敢戰斗”的歌曲四處飄蕩。在身穿白襯衣、斜披彩色肩帶的婦女歡送下，臉上泛著興奮紅潮、剃著光頭的出征士兵隊伍在街上來往穿行。這種濃烈的戰爭氣氛竟使妓女們受到感染。一些應募婦女說：像我這樣的身子，還能為前線將士做事，為國家盡力，感到很高興。當然，其中也不排除掙錢的動機。在應募者中，也有一部分是處女。應募者的條件，要求身體健康，無性病，年齡在十八至二十五歲之間。

這些婦女經過軍醫嚴格檢查后，被送往中國以及其他戰場。由于日本陸軍在運輸規則中，不準婦女上運輸艦，因而只得把慰安婦當作“軍用物資”運輸。

第一批渡過東海、運到中國的“活物資”，被收容進上海其美路沙涇小學。與此同時，在遠離市中心的軍工路附近的楊家宅，營建“慰安所”的工程隨之動工。

日本派遣軍中的第一個慰安所從此誕生。慰安所是一些木造簡易房屋。四張半榻榻米外加一個土地間的小屋，十間一棟，共約十棟，設有管理處。這個慰安所當時定名為“陸軍娛樂所”。

從一九三八年春末起，慰安所在中國各日軍駐地相繼建立。從此，隨軍慰安婦便在日本陸軍組織中固定下來。各地日軍部隊士兵與慰安婦的比例從三十比一到三百比一不等。

隨軍慰安婦被一些日本軍官和軍醫稱作“衛生性的公共廁所”， 慰安婦則被稱為野雞。在慰安所里，性行為凄慘無比。床上的褥子吸滿了幾千人的油汗和污垢，隨軍慰安婦只穿一條襯裙或干脆什么也不穿，用被子裹著。接待在門外排隊等候的士兵時，便赤身裸體地仰躺在床上。一個結束，嘴里便機械地喊著：“好了，下一個！”

士兵們的表現也極其粗野。在慰安婦的枕邊，用過的手紙堆得高高的，仿佛一朵巨大的花朵。每個士兵的性行為時間，根據慰安婦的多少，規定為三分鐘至三十分鐘不等。前面的人剛進屋，門外排隊的士兵就叫嚷著：“快一點！”叫進去的人心中發慌，無法從容行事。當然也有一些士兵在進入小屋子前，很有秩序地排著隊，默默地等候。進慰安所秩序的好壞，與各個部隊的軍紀有直接關系。

這些有固定“工作”地點的慰安婦，每天要接待十幾個或幾十個士兵。日本人慰安婦每五天可以休息一天，而中國人和朝鮮人慰安婦則必須連續“工作”二十天或更多的時間。

由于某些部隊沒有配給慰安婦，故有些慰安婦必須流動服務。這種情形比在慰安所里更悲慘得多。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個叫島田俊夫的御用商人奉部隊之命，帶著二十名慰安婦從上海乘軍用列車去杭州營業。原因是杭州還沒有慰安婦，士兵們正在“饑渴”中。

火車由于害怕新四軍游擊隊的襲擊，每到一站就停車，晚上停在車站上過夜，行進十分緩慢。火車在離開上海第三站停車時，站上擔任警戒的日軍發現車上有女人。問明情況后，當即要求她們就地營業。

于是島田在悶罐車里，用草席隔成一個個小小的空間，充當臨時慰安所。規定每個士兵三十分鐘，收費兩元。在有些車站上，由于警戒部隊太多，島田又規定每個士兵十分鐘，超過時間則加倍付錢。

火車走了兩天半時間才到達杭州。而慰安婦在這段時間里每人掙了一千多元，就是說每人都慰安了五百多名士兵。她們從早到晚沒有休息時間，有的身上還趴著士兵就打起瞌睡來。

青島陸軍娛樂所是借用的民宅。一天，一艘運輸船載來了三十名慰安婦。很久沒有見到女人的青島駐守日軍官兵欣喜若狂，有的竟興奮地大聲哭泣。

由于慰安婦的日程表安排得很緊，僅在此地停留兩周時間，饑渴已極的士兵們當即在陸軍娛樂所外排起隊來，然后像接受體檢似的匆忙進出。

十九大隊的士兵喝醉了，拼命地唱著悲壯的軍歌：“花開必有花落時，壯士捐軀在沙場……”大家邊唱邊發酒瘋。

由于戰爭期限的延長，有的士兵對戰爭已失去了勝利的信心，不再相信軍部鼓吹的“三個月結束戰爭”的神話了。因此，在日本軍隊中，士兵怠戰、裝病之事日益增多。

一有戰事，部隊里的老兵，特別是大阪的士兵故伎重演，下級軍官、士官到老兵紛紛入院，消極但合理地拒絕作戰。大阪人深謀遠慮，經常惦記著自己家里的買賣攤子。

當然，也有些人循規蹈矩的投入了戰斗。戰斗結束，從前線負傷的士兵轉到醫院時，那些“養病”的前輩們還要問：“你為什么要這樣玩命啊？”至于被問到為什么不愿意參戰的原因時，有的老兵竟這樣解釋：聽說這次出擊我們是擔任佯攻，這很沒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那自然要好好打一仗嘍。說得豪氣干云。

再加上從國內來的新兵，帶來了國內人民生活十分困難等消息，使士兵們更加思念家鄉，對戰爭前途感到悲觀失望。厭惡戰爭的情緒在下層士兵中間蔓延著。即將出師作戰的部隊官兵告別時，如果戰況較好，就說“武運長久”，如果情況不妙，就說“九段坂見”。 第十九大隊是大阪出身的士兵較多的部隊，所以第十九大隊的補充官兵來了以后很容易適應，而他們的老鄉也不時從別的部隊過來探望。別的部隊的官兵很快就發現第十九大隊士兵之間的告別很新鮮。日軍各部隊的臨別致詞（挨拶）都有自己的特色，不過這句“九段坂見”明擺著咒對方挨槍子兒，大有“我在九泉之下等著你！”的意思，所以第十九大隊的士兵絕對不說。

而第十九大隊的大阪官兵告別時，其詞卻是：“御身大切”。原文可以翻譯作“保重貴體”、“身體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讓別的部隊軍官們聞之啞然。 這是大阪地域的獨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會結構是普通農民，土地和人身都依附于諸侯，即大名，而諸侯服從于天皇。這種長期不變的社會結構導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級關系嚴格，尊崇對上級的效忠，富有服從精神的文化特點。這也是日本軍隊的普遍狂熱“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礎。

然而大阪卻有點兒不同，這個地方是隨著商業發展起來的，居民多與商業有關，所以對大名掌握的土地并不像農民那樣看重，對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圍繞著稅收、捐稅等等，大阪的平民幾百年如一日和大名斗智斗勇，討價還價。所謂忠誠，就有點不好說了。

于是，作為領主的領主，天皇的地位也就與其他地方不大一樣。二戰中的大阪人毫不否認自己會為“大日本帝國” 、為天皇而死，然而，大阪人卻不會急著去“為天皇而死，為大日本帝國而死”。所以，能不死還是不死。大阪人習慣性地“討價還價”、“斤斤計較”，不會像其他部隊那樣，閉著眼睛執行命令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