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日本人 死為中國魂》

記日本八路——小林清

作者：小林陽吉

第五章 在《日本工農學校》學習

八路軍不但沒有把父親當作敵人，而且還給他充分的自由和平等，尊重他的人格，尊重他的信仰，把他當作朋友、階級兄弟和同志對待。八路軍膠東軍區政治部決定送他和其他幾名原日本士兵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

日本工農學校在革命圣地延安。他們踏上行軍路途。他們以前也行過軍，但路程只不過幾十公里，走上一兩天就完了，并不覺得有多累。而現在每天要走50余公里，從早晨走到晩間十點多鐘。下了一座山，又爬上一座山。他們背著背包和行李，背包里是食品，還帶著一些零用的東西，一個勁兒地行軍。這次行軍可以說是他到八路軍里來，不！簡直就是有生以來最艱苦的長途行軍。

每日吃過早飯，就馬上出發，途中休息也不充分，再加上午飯也吃不好，他們幾個日本士兵很快就感覺累了。而保護他們的八路軍戰士，卻總是以急行軍的速度前進著，到前方宿營地去號房子。有時，他們實在走不動了，他們之間的距離也就漸漸地拉大了。

到了下午六點鐘，太陽落山了，在暮色蒼茫中，他們幾個人都一身塵土，垂著頭，一句話也不說，互相做著鬼臉，也不知是哭還是笑。走在前面的戰士們做好飯，等待著后面掉隊的人。他們追上來后，餓得要命，簡直不能再走了，愁眉苦臉地斜靠在地下。吃飯了，大家覺得小米飯的滋味也是香噴噴的。

“這樣的鳥食也能吃嗎？”過去曾說過這樣話的父親，現在卻連聲說：“不錯，不錯，很香！很香！”

他用漱口缸子盛飯，連著吃了四五缸子。吃飽小米飯又精神起來，他和孟凡同志交談著行軍中難受的情景，不禁破涕為笑。飯后，孟凡同志說：“只有四五公里了，馬上就到宿營地。”

于是他們又出發了，走著走著，一個鐘頭過去了，兩個鐘頭過去了，似乎走出足有幾十公里，但還不到宿營地。已經是夜間十點鐘了，還在繼續走著。最后，他們在一座山腳下的一個小村里住下了。在一間臟得要命的房子里，他們和八路軍同志們躺在炕上和鋪著鋪草的地下。大家實在疲勞極了，剛剛躺下，就呼呼地進入了夢鄉。

剛開始行軍時，他們幾個日本士兵感到非常疲勞，你一句我一句地說開了：“休息一下吧！”、“快點宿營吧！”當走的道路和方向有了偏差時，父親埋怨說：“唉！怎么老是出這樣的錯誤呢？”

總之，他們對于行軍沒有好感。特別是過封鎖線，因為日軍防守嚴密，暫時不能過，需要等待時機，或是在一個地方連著幾天宿營時，卻又感到很無聊，因為他們不能和老百姓交談，也不能亂走動。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就又發牢騷說：“快走吧！在這樣寂寞的村莊里等待，實在是討厭死了。”

進入根據地以后，每到一個地方休息，都有許多老百姓圍著他們觀看，他們有的人發脾氣說：“不要圍在這里看！”

有時行軍路過八路軍駐地，八路軍戰士朝他們的隊列笑著，父親卻感覺是嘲笑他們的。但是見了面八路軍戰士都熱情地說：“你們辛苦了！快休息吧！”

八路軍戰士把好房子讓給他們住，做好飯招待他們，以實際行動歡迎他們。對于這些，再糊涂的人也會感激涕零。有了覺悟后，在離開宿營地時，他們都勤快地掃院子、砍柴、擔水，幫老鄉做一些事。

隨著覺悟的提高，父親他們幾人逐漸和保護他們的八路軍同志們有了感情，也樂于和八路軍同志接近了。在行軍中，他們往八路軍戰士的背包上悄悄地放些小石頭，小樹枝，互相開玩笑，一起唱歌。唱歌時，還比誰唱得好。八路軍拉他們唱日本歌，他們拉八路軍唱中國歌。這樣的生活使他們感到愉快，消除了行軍中的疲勞，不斷增強了他們與八路軍戰士之間的友誼和信任。

最后一次行軍通過日軍的封鎖線，他們十分緊張也十分疲憊。領隊的一位八路軍的干部說了句:“今天真夠嗆！”。讓父親聽到了，他立刻追問:“夠嗆是什么的意思？”

八路軍的干部想了好一會兒，解釋道，是辛苦的意思。他恍然大悟地點點頭。過一會兒他又問:“你們唱的歌里有呼兒嗨吆一句，又是什么的意思？”。

八路軍的干部勉為其難地解釋，是高興的意思。父親又學到新的漢語，興高采烈地繼續行軍。

到了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后，敵軍工作部設“晚宴”慰勞大家。父親和一位日本人手舉酒碗，魚貫而入，向八路軍首長和干部們致辭表示謝意:“同志們，今天，你們都大大地夠嗆！見到你們，我們大大地呼兒嗨吆！請大家舉杯，讓我們一起呼兒嗨吆！”

其實，父親說“夠嗆”，八路軍同志心里都明白，都在那里偷笑，但是對“呼兒嗨吆”卻是一時摸不著頭腦，都以為這是日語。所以，那天晚上，大家都以“呼兒嗨吆”相互祝酒干杯。沒想這個“呼兒嗨吆”的詞義，在那天晚上達到了高峰，宴會場上氣氛極其熱烈。

八路軍總政治部的敵軍工作部同志把父親他們送到建立在延安寶塔山腰的日本工農學校。

日本工農學校是在延安的日本共產黨領袖——野坂參三（1940年春從共產國際來到延安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人，化名岡野進，中國名字叫林哲)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由八路軍總政治部于1940年10月在延安寶塔山腰創立的，校長由野坂參三擔任。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農學校在延安文化溝八路軍大禮堂正式舉行開學典禮。

在開學典禮上，毛澤東親筆題詞：“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

朱德總司令、傅鐘、馮文彬等同志出席了開學典禮，朱德總司令作了講話。此后，學校的教學便走向正規，各種規章制度日趨完善，并建立了一條完善的行政組織機構。

日本工農學校是一所教育、改造日本士兵的學校。最初有學員11人，到1945年8月増加到三百多人。副校長趙安博；1943年4月后，改由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李初梨兼任副校長。

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來源，以八路軍在戰場上俘虜的日軍士兵和下級軍官為主，也有少數是受八路軍政治攻勢和俘虜政策的影響而投誠過來的敵軍士兵。他們大都是被壓迫被奴役的勞動人民。從職業上看，主要是工，農勞苦大眾。從文化程度上看，主要是小學和高中程度，也有少數大專畢業或肄業者。如1944年5月15日，該校有學員六十九名，其中農民占15．9％，職員占13.1％，店員占7．2％，商人占5．8％，勞動者(工人)占56．5％，漁夫占1.5％。(《解放日報》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

中學程度者十人，大專畢業或肄業者三人，小學程度者九人，高小程度四十七人。中學文化程度以下者占全校總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日本工農學校開設的課程有：日本問題，時事問題，政治常識，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聯共(布)黨史和中國話等。這些課程分別由岡野進、趙安博、王學文、李初梨、何思敬等同志任教。

學校的任務，首先對學員進行初步的思想教育，啟發學員的階級覺悟，使他們明確戰爭的性質與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礎上，進行革命理論的教育，轉化思想，爭取他們為反法西斯斗爭服務。

日本工農學校教育的目的是啟發日本士兵階級覺悟，爭取思想上傳化，使他們成為反侵略戰爭和為日本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斗的堅強戰士。

學校教育分三個階段；父親剛入校時，首先進行為時一個月的審査工作，看他是否有入學愿望，并考察是否具備入學資格。審査合格后，他在預科受教育兩個月，后進入本科學習十個月。

學校鑒于學員們的年齡、閱歷、入校時間及文化、政治水平的差異，將學員們分編為A、B、C三個不同層次的班級。以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提高教學效果。通過預科學習后，小林清分在Ａ班。Ａ班主要是新入校的學員，這一班的教師為趙安博同志，1943年以后由老學員梅田照文(香川孝志)擔任。

A班的教育內容：初步了解社會主義理論，解剖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在這個學科，徹底摧毀了小林清和學員們在日軍和日本學校里學的有關的歷史神話。趙安博同志講解了日本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是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發展到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階段的；還觸及到人類不是神創造的，階級和戰爭是怎樣發生、發展、消亡的，它的必然性等問題。

聽了這個講授，父親憤慨地說：“日本國內教的歷史，是小孩子需要的，都是反動統治階級偽造出來的。自己現在才真正弄懂了階級和階級斗爭這個概念，弄懂了反動階級的剝削實質和侵略本質。”

A班還設有中國語這門課，由中國同志王曉云同志任教。父親對學中國語非常有興趣。到新中國成立時，他的中文基本上聽不出是外國人，大家都以為他是山東人。

父親在Ａ班畢業后升到B班。B班的程度稍高一些，學員都是來到八路軍一年以上的。他們學習理論上更深層次的有關帝國主義時代政治、經濟的分析。教師由能流暢地講日本話的王學文同志擔任。他教授方法深入淺出，深受父親以及學員們的歡迎。

父親在B班畢業后升到C班。C班是由水平最高的學員組成，主要課目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個講授，不僅學習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而且聯系日本的情況和問題。由精通日本問題，有豐富斗爭經驗的林哲（岡野進）同志親自執教。他講解俄國共產黨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由怎樣的戰略、戰術和準備，實現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他們不僅學習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而且還聯系日本的情況和問題進行討論。

除了上述學習內容，還有三個班的共同課程：中國語、常識講座、時事問題等。時事問題課主要由岡野進（野坂參三）同志講授。他講課內容豐富，分析精辟，語言通俗。他聯系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的崩潰，講解社會發展的規律，說明日本東條英機法西斯內閣的必然失敗。聯系蘇聯紅軍勝利的消息，論述社會主義國家偉大力量的源泉等。還把修養、鍛煉和“坦白運動”等內容插入講課中。并且教導學員們如何正確地觀察、思考問題，正確地分析、處理問題。學員們對時事問題課有濃厚的興趣。

在一次討論會上，父親提出疑問：“現在我們都明白日本侵華戰爭是不正義的，為什么日本國內的工農群眾不起來反對這場戰爭呢?”

岡野進（野坂參三）同志思考了一下后，覺得這是學員們普遍存在的疑問。

他回答說：“現在日本國內的工農群眾，已經開始覺醒，起來反對戰時的生活惡化。當然，日本人民的斗爭，并不僅是為達到經濟上的要求，還包含著反戰的意義。1937年7月7日，日軍向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以后，日本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在政治上進一步欺騙，經濟上進一步剝削、壓榨。日本工農大眾從殘酷的現實生活中，親自體驗到戰爭給他們帶來的只有家破人亡，他們不甘心坐以待斃。他們看清日本統治階級正在強化欺騙手法，加強剝削程度，驅使他們為掠奪他國人民的財富，侵占他國人民的土地，奴役他國人民而流血犧牲。他們開始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日本軍閥、法西斯政府身上，為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正進行著堅決的反抗。”

有一位學員小泉三郎（大城盛德，后來在大連和父親一起工作）接著問：“連國內的人民都起來斗爭了，那我們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爭，不是很快就能取得勝利嗎?”

岡野進（野坂參三）同志回答：“不，還不能很快地取得勝利。第一，現在日本統治階級的欺騙宣傳還能起一些作用，還能暫時模糊日本人民對戰爭本質的認識。第二，軍部對日本人民的不滿，采取殘暴的高壓政策，武力解散進步組織，逮捕進步分子。第三，日本國內的經濟，還沒有達到完全崩潰的程度，國內人民革命斗爭總爆發的條件尚未成熟。第四，日本在軍事上還沒有遭到盟軍和中國的致命打擊，還沒有瀕臨失敗。所以，日本國內人民的反抗活動直到今天，發展還是不平衡的，沒有形成真正統一的反戰勢力。因此，現在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的全體盟員，日本工農學校的全體學員，就成了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骨干和中流砥柱。你們要認識到肩負的重任。這是歷史賦予你們的使命。”

每一次這樣的討論會，都使父親和學員們得到新的收獲。學校每隔一段時間，還要舉行由全體師生甚至從前線歸來的日人反戰組織成員來參與的各類討論會，通過自學、自講，達到自悟、自省。

一天上午，學員們又舉行座談會，酒井站起來說：“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是與中國人民的心相通的。我的腦瓜不能再僵硬了，我要努力學習，迎頭趕上去。”

酒井的話，使在座的學員們很高興。酒井當時已42歲，在學員中年齡最大。他來中國戰場前，是日本一家工廠的工頭。他性格倔強，遇到不稱心的事，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鬧。當了俘虜后仍一直堅持敵對的頑固態度。他剛到日本工農學校，因一點小事就以絕食威脅學校，要離開延安。他公開說：八路軍的教育是“利用”。1940年11月3日“明治節”(日本國紀念日本明治天皇誕生的節日)那天，他帶著五個日本士兵，爬到寶塔山頂，遙拜日本東京皇城。

現在連酒井也覺悟了，開始痛悔以前的言行，在學員中引起很大反響。特別是那五個曾隨他一道遙拜的人，也開始認真讀書和思索問題了。1941年10月26日，這六個人，在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開幕式上，舉臂宣誓參加了八路軍。

學員佐藤過去深受日本軍部宣傳的毒害，他到日本工農學校之初，經常穿一身日本黃呢料軍服，誣蔑八路軍是“野蠻的共產軍”，是“靠掠奪人民的小米過日子的乞丐軍隊”。在講座會上，他說：“過去我誣蔑八路軍，是非常荒唐的。八路軍是我們的好朋友，我要認真向他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這以后，他穿上了自己洗得干干凈凈的八路軍軍裝，認真讀書，改造自己的思想。后來，他被選為學校的文化娛樂干事，指揮學員們高唱《八路軍進行曲》等抗日歌曲。

瀧澤三郎發言說：“我經常聽到關于勞動者、國際主義精神的講話，但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在開學典禮大會上體驗到了。當我登上講臺，受到中國同志熱烈的歡迎時，我的呼吸短促，眼眶發熱。我幾乎流出眼淚，我平生從未有過這樣的激動。來到八路軍后，中國同志從沒有把我們當做俘虜，可是俘虜這個觀念卻像惡魔似地盤踞在我的腦海里，我被這個惡魔苦惱著，使我憂郁，不斷嘆息。但昨晚，這惡魔竟然離開了我，我再也不覺得自己是個俘虜，而是被中國同志所歡迎的嘉賓了。”

這天夜晚，他在校部的窯洞前徘徊了很久。最后，他鼓起勇氣走進去，把一張紙條遞給學校的負責同志。他在紙條上寫著：他本來有一兄三妹，在填表時沒有寫；他本來住在神戶某區的第三町目，在表上寫成第四町目；他本來在大學只念了一年，卻寫已經大學畢業。

一切課程都舉行討論會。討論不限于教課內容，還要討論怎樣正確地把握、領會問題，如何應用于實際，盡力避免陷入教條主義。

日本工農學校學員，還和八路軍敵軍工作干部學校的學員，建立一對一的朋友關系。他們不僅相互學習語言，而且學習對方國家人民的思維方法、感情、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等。

小林清和八路軍敵軍工作干部學校學員李振中（解放后是天津調查部副部長）結成一對一朋友關系。通過和中國同志的交往，父親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隨著學員們思想覺悟、理論水平的提高，教育內容也逐步由淺至深。到1942年，僅日本問題一門課程，就增設25個具體講座。這些講座涉及日本深層次的現實矛盾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與軸心國兩大陣線交戰的癥結所在，日本士兵在戰爭中的切身命運及前途等。

上課時，教師一般都用日語講授，而在討論時，學員必須講中國話。父親的中文水平雖說有很大提高，但是涉及到復雜的深層次理論問題，用中國話講得不很明白，只好用一半生硬的中國話，其中夾雜著日語參加討論。

日本工農學校的教育宗旨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貫徹中國共產黨俘虜政策的精神，通過在政治上、物質上的優待和思想上的教育轉化，達到學員立場世界觀根本轉變的目的。

為使日本士兵思想上得到醒悟，就首先必須消除他們對八路軍的敵對情緒，才有可能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逐步達到思想轉變。敵我雙方，在政治上的接近，往往總是由感情上的接近開始，有了感情上的某種程度的融洽和諒解，就為政治上的接近奠定了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對他們再進行系統的宣傳教育，使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得到提高，認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歷史使命，從而達到世界觀的根本轉變。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在教育、改造日本士兵的過程中，始終遵循著這一原則。

首先，在精神上，尊重其人格和信仰，不設高墻衛哨，不使用體罰、打罵等強制和壓服的方法管理學生，而是用赤誠的階級友誼，以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來幫助他們消除法西斯思想的毒素，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中國人民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反動成見，逐漸地把其民族自尊心引向正確的方向。

其次，在物質生活上，給以優厚待遇。當時，八路軍自己的月津貼分為五等，即；士兵一元五角，排級干部兩元，連級干部三元，營團級干部四元，師級以上干部包括毛澤東和朱德等同志均為五元。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按連級干部供給，即每月三元。

父親屬于日本工農學校新來的學員，給予特殊優待：第一月份發給津貼5元，被氈都是新的，毛巾及肥皂各一條，牙刷一把，牙粉及煙各一包，旱煙袋一根，碗筷各一份，單衣單褲、襯衣襯褲各一套，鞋襪各一雙。以后每隔四個月，每人補充牙刷一把，毛巾一條，肥皂兩塊，煙草二斤，鞋襪各一雙。

從政治和集體生活上，也給他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例如1941年11月在陜甘寧邊區舉行第二屆參議會時，要從日本工農學校、敵軍工作干部學校、魯迅藝術學院及抗日軍政大學四校推選出的三名候補人中，選舉一人為邊區參議會議員。選舉結果，魯藝的周揚同志當選，日本工農學校和敵軍工作干部學校的候補人森健（吉積清）名列第二。但陜甘寧邊區依據“三三制”原則，作為特例，吸收森健為邊區參議員。

同時，日本工農學校學員中小路靜男（中村善太郎）也當選為延安市參議會議員。他們直接參與民主政府的工作，并有權監察及弾劾邊區各級政府之政務人員。

在對學生的管理上，學校采取一切學生的學習生活、課外活動，皆由學生自治的原則，校方只站在領導與幫助的地位，使學生們充分呼吸著民主的空氣。學校設有學員自己推選的學生會組織，學生會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組織，管理學生，開展各種政治、文娛活動。這不僅激發和調動了學員的興趣和熱情，而且使學員的生活充滿民主，愉快的氣氛，促進了他們的學習和思想轉變。

在學員思想得到一定轉化后，1942年秋，學校又提拔部分學員直接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如中小路靜男（中村善太郎）和大山光義被任命為學生正、副隊長。森健（吉積清）、杉本一夫（前田光繁）被任命為正、副政治干事，茂田江純與梅田照文（香川孝志）被任命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又提拔森健（吉積清）為教務主任。森健1944年被派往一二〇師擔任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晉西北支部支部長，教務主任職務由高山進接替。

當時，在整個陜甘寧邊區財經困難的形勢下，日本工農學校的生活供給，不僅有保障，而且相對于八路軍總部和政府其他部門的生活更優越。

在延安，部隊、政府機關、學校都實行供給制。邊區政府制定的供給標準共分10類40余種。在延安的日本、美國、蘇聯、朝鮮等外國友人被列為第一類。日本學員也被視為外籍朋友對待，供給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豬肉3斤、蔬菜30斤。

此外，學校還特別供應每人每月豬肉2.5斤，另加優待面粉每人每月10斤。逢年過節或遇到日本的重要節日，由供應機關批準發給一定的會餐費。

學員的主食，原來是小米，后來改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二三個菜。星期六晚餐，有時加菜，還有各類邊區自產的白酒。

最熱鬧的是每星期一次學員們自己動手包餃子。從廚房領來面和餡，大家七手八腳地搶著干，不是把餃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餡放得太多包不起來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鍋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國同志的幫助、指導下，過了一段時間，父親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餃子的要領。

父親在延安時，居住的地方很有意思。這里的人由于土質、氣候等關系都住窯洞。不僅本地居民，連軍隊、機關、學校的人員，也幾乎都住在窯洞里。他們日本工農學校的窯洞，是在寶塔山一個絕壁的側面，往山里挖進寬2.5米、深4.5米左右的洞。五六個學員住一孔，就在這里生活。他們的窯洞六個一排，面向南面的舊市區。最大的窯洞，是教室、圖書館。

窯洞的入口，是像日本障子似的白木門，安全問題是不用擔心的。窯洞冬暖夏涼，冬天用陶盆燒木炭取暖，也不怎么怕日機轟炸。他們住的窯洞沒有電燈，這個時期，連中共中央首腦機關的窯洞也沒有電燈。他們在器皿里放入燈油，拿細棉線捻成燈芯，用油燈照明。一到晚上，五六個學員，圍著這小小的燈火，辛勤地學習著，熱烈地討論著。有時，沒有油了，在黑暗中也能討論。

日本工農學校的教員，大部分住在校外。校長岡野進（野坂參三）住在王家坪八路軍總部機關，離校較遠。但他一直風雨無阻，堅持來學校處理校務，給學員們上課，參加學員們的討論會。學員們經常把自己想不明白的問題，提出來和他討論。

學員們的思想轉變，不僅表現在口頭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他們和八路軍一起，在前方和后方，積極從事瓦解日軍的各種工作，宣傳八路軍優待俘虜的政策，揭露日軍暴行，鼓勵日軍士兵向八路軍投誠，在瓦解日軍的工作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日本工農學校教育，爭取了一大批日本士兵的轉變，并通過他們的反對侵略戰爭和瓦解日軍等各種宣傳和活動，爭取了大批日軍士兵脫離反動軍隊，進入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斗行列，形成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從而加速了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進程。

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們畢業后，分赴各個抗日根據地進行抗日工作，有的直赴前線。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是培養在華日本人反戰人才的搖籃。1944年春季后，八路軍、新四軍相當一部分對日軍的工作都由學校的學員擔負。以這所學校為主體而組織起來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解放聯盟，成為幫助八路軍、新四軍進行抗日戰爭的堅強的一翼。

1945年9月初，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結束了其歷史使命，大部分人員奔赴東北、華北、華中戰場，幫助八路軍、新四軍接受日偽投降，爾后回國。有些人一直留在了中國，有些還參加了解放戰爭。

日本工農學校不僅爭取了一支反戰力量，鞏固、擴大了國際革命統一戰線，而且培養了一批為日本人民解放事業奮斗的革命干部。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史上寫下光彩奪目一頁。它將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頑固戰俘，教育、改造成堅強的革命戰士。這不僅在世界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無此先例，堪稱偉大的創舉。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創立，在東方人民的解放史上揭開嶄新的一頁，給東方受壓迫受奴役的民族以極大鼓舞，并提供了可貴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要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爭取本民族的盡快解放，就必須聯合日本的工農群眾，結成牢固的革命統一戰線。同時，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謀求人類的最后解放，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和國際主義的立場。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不僅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而且對于廣泛建立統一陣線，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加快革命步伐，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日本工農學校根據山東軍區反戰同盟的需要，分配父親和兩名學員回山東開展工作，進一步加強膠東根據地的反戰同盟工作。

在臨行前的日子里，父親一遍又一遍地仰望著巍峨的寶塔山。越是臨近出發的時刻，他那難舍難分的依戀心情，就越是不能平靜。是在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習生活使他的思想和立場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使他深深地相信，這場戰爭的最終結局是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必敗，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正義事業必勝。

他是多么急切地盼望著這一天能早日到來呀！生他養他的故鄉啊，他日日夜夜都在深深地懷念著！他相信，投入故鄉那溫暖懷抱里的日子不會太遠了，因為，日本工農學校賦予他新的信仰和希望，給了他無窮的勇氣和力量。

他們告別了校長岡野進（野坂參三）和朝夕相處的同學們以及中國的同志們，踏上了重返山東的歸途。啊！再見了，寶塔山！再見了！

從延安到山東，再從山東軍區的沂蒙山根據地到膠東，必須從日本軍隊嚴密封鎖的膠縣和高密縣中間越過膠濟鐵路。膠濟鐵路是敵人重兵把守的要道，在這一段地區，敵人沿著鐵路線兩側每隔不遠就設一個碉堡，彼此呼應。他們只能從兩個碉堡中間穿過去。

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濃煙似的夜霧籠罩著大地。半夜十二點鐘以后，他們悄悄地出發了。這個時候正是敵人哨兵最容易發困，打瞌睡的時候。

他們剛接近鐵路線，從前面偵察回來的交通員，向擔任護送任務的張排長報告情況，張排長立即領著他們在一塊洼地中隱蔽好。

這時，從遠處傳來“轟隆、轟隆”的聲響。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近，接著一道耀眼的燈光像一把利劍，穿透了平原上的夜霧。燈光起處，只見一個黑色的怪物——日軍的裝甲巡道車，“轟隆，轟隆”地開過來。

他們一動不動地緊貼著地面趴著，身體感到大地都在微微顫動。裝甲車氣勢洶洶地用探照燈四下亂照著，向前急駛而去，轉眼消失在遠處的黑暗中。大家松了口氣，站起來輕輕地向前，迅速地穿過鐵道線。

鐵路兩側的村莊、田野和碉堡都被黑暗吞噬了，只有伸向遠方的兩條鐵軌像兩條蜿蜒前伸的長蛇，發出兩縷淡淡的白光。他們一個緊跟著一個，沒有一點兒聲響地快步向前跑去。負責護送他們的張排長最擔心馱東西的毛驢發出叫聲，盡管五匹毛驢的蹄子早在出發前就用草包裹好，料袋掛在驢嘴上，但張排長仍放心不下，不斷叮囑牽牲口的戰士要小心，千萬不能大意。他跟在毛驢身邊，以防萬一。

走在前面的部隊剛越過了鐵路，臨近村莊時，突然狗吠起來，引起隊伍中毛驢的共鳴。他們趕緊把毛驢的嘴塞住，但是已經發出了聲響。碉堡里的敵人哨兵聽見了，喊起話來：“什么人？干什么的?”緊接著就是一排子彈掃射過來。

這時，父親和十幾名同志被封鎖住，沒能沖過鐵路。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鐵路邊盡是碎石子，無論怎么小心，還是發出了響聲。敵人碉堡里的探照燈和槍彈同時射了過來，被堵著嘴的毛驢早已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嚇驚了，一邊憤怒的吼叫著，一邊狂奔亂跳地在探照燈光的照射下跑散了。他們緊緊貼在路基下面黑暗處，一動不動地隱蔽著。槍彈聲，驢叫聲，狗吠聲攪在一起，打破了深夜的寂靜。

過了一會兒，隨著驢叫聲的消失，狗吠也停了，敵人的槍聲也稀疏下來。他們趕緊試探著匍匐前進，敵人的槍聲剛一停頓，他們便一躍而起，在戰士們的保護下，連奔帶跑地沖過了鐵道。

當父親和前面的同志會合時，已經離開了危險地區。檢查隊伍人數，有一名八路軍戰土負傷了。反戰同盟中除了近視眼的吉尾次郎跌倒摔傷以外，其他同志全都安全無恙。

到達膠東五支隊司令部后，他們對這次行軍作了總結。反戰同盟的全體同志，深深為一路上八路軍戰士對他們舍生忘死的保護和無微不至的關懷所感動。這次行動，他們每一個人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們更加倍敬佩八路軍同志們的高尚品質。他們決心在今后的反戰工作更加倍努力工作，用實際行動學習他們的革命精神，來報答八路軍對他們的關心和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