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里約熱淚奴

1908年12月2日，故宮乾清宮，3歲的溥儀登基，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皇帝。至于洪憲帝，通常認為那只是他的自娛自樂，當不得真。

從皇帝到戰犯，到平民，溥儀不但是末代皇帝，就身份的巨大跨越度而言，恐怕歷代皇帝也無出其右。滿清下架、民國出爐之際，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么，我們以溥儀為觀察標本，可以更好地理解那樣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變局”時代，究竟是一番怎樣的光景；對我們的今天，它又意味著什么。

新政權建立之初，據說溥儀有一次在登記戶口時，填報的學歷為“初中”。這是特殊歲月制造的黑色幽默。我們來看看溥儀的老師們，朱益藩，北大第三任校長；徐世昌、曾任民國大總統；梁鼎芬、陳寶琛等，均是當時名重一時的人物。雖說名師未必出高徒，但這種頂配師資，多少會對他的成長構成積極影響。

更重要的是，溥儀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外教，叫莊士敦。1919年，畢業于牛津大學的英國人莊士敦進宮正式成為溥儀的英語老師。莊士敦是一個“中國通”，知識淵博，他教給溥儀的不僅僅是語言，更有語言背后的西方思想理念與生活方式。

我甚至愿意把這看成是一次中西文化在溥儀身上的拔河，結果顯然是莊士敦勝出。我們可以來對比一下。典型的中國式教育，往往威嚴有余，親切不足。據說溥儀坐下時有抖腿的毛病，陳寶琛為此厲聲正色告訴溥儀，樹搖葉落、人搖福薄。對于如何接見欲復辟的張勛，陳寶琛也給予了耐心輔導。溥儀很尊重陳寶琛，但也僅此而已。

而莊士敦呢，他帶來了一個由先進的西方思想與現代科學構建的全新世界。對一個孩子來說，這吸引力太大了。溥儀對這位“蘇格蘭老夫子”傳授的西方事物充滿好奇。在莊士敦的引導下，溥儀戴起了眼鏡，穿上了西裝，在宮里裝上電話，騎起了自行車，幾乎讓威儀肅穆的紫禁城成了這個古老國家的時尚中心

甚至，莊士敦還為他起了個英文名“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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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他的這些舉動，每一項都稱得上石破天驚。比如，門檻的高低在我國古代是地位尊卑的象征，自秦朝以來就有忌踩門檻忌坐斗的規矩。滿族人認為門檻有神靈居住，忌諱更甚。可是，溥儀卻最先破壞了祖制，他不但不忌諱踩踏門檻，還為了騎自行車方便，鋸掉了紫禁城的不少門檻。

那時候的電話更是稀罕物。有一天，他撥弄著剛剛安裝好的電話，翻著電話號碼本，玩心陡生，四處給人打電話玩，后來想起胡適，便撥通了胡的號碼。恰好是胡自己接的電話。溥儀自己回憶的通話過程是這樣的。“你是胡博士呵？好極了，你猜我是誰？”“您是誰呵？怎么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呵！” “宣統？……是皇上？” “對啦，我是皇上。你有空到宮里來，叫我瞅瞅吧。”

就這樣，胡適第一次進宮見了作為廢帝的溥儀。兩人的談話內容，胡適后來在日記中有詳細記載。其中，溥儀對胡適說的一句話，令我聽來有特別感觸。溥儀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里很不安。”那個時代，一個17歲的少年，有這樣的認知，殊為不易，至少，比如今許多花費不菲公帑頤養天年的老干部境界要高。

當然，溥儀干過的最為驚世駭俗的一件事，是他在宮中帶頭剪了辮子。辮子是大清的圖騰，想當年，滿清剛剛奪取江山，就頒布了“剃頭令”，“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以此令漢人臣服。

沒想到，這回是大清皇帝自己將辮子給剪了。據說，得知溥儀要剪辮子，一班遺臣如聞晴天霹靂，呼天搶地，紛紛跪諫，但溥儀不為所動。最后，溥儀自己找了個小太監幫他剪，小太監一聽，直接嚇趴下了，連聲說：奴才不敢。溥儀無奈，直接自己拿起剪刀，就那么咔嚓一下，這根末代皇帝的辮子，被剪進了博物館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記載當時的情景：“太妃們痛哭了幾場，師傅們有好多天面色陰沉。”《申報》對此進行報道后，引起舉國關注，甚至轟動了整個歐洲。對溥儀來說，他剪去的不只是一根辮子，更是與整個文明潮流格格不入的舊文化。僅就這一點而言，溥儀留給我們的是一筆正資產。

今天，時間已經過去了百余年，又有多少人的腦后，其實還拖著一根無形的“辮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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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末代皇帝，溥儀一生似乎是為不斷創造紀錄而存在的。他是第一個穿西裝的皇帝、第一個騎自行車的皇帝，第一個往外打電話的皇帝……甚至，他也是第一個離婚的皇帝。前者見證了那個年代西方器物對中國的影響，后者則說明了社會觀念的進步。盡管，它對溥儀來說是一種恥辱。

1922年，13歲的文繡嫁溥儀，本來要當皇后，卻被后進宮而家世更顯赫的婉容擠掉，冊封為淑妃。1924年被馮玉祥逐出宮時，文繡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剪刀準備自殺，最后為人阻止，因此人稱“刀妃”。

文繡與溥儀共同生活了9年。因與婉容長期不和，9年里她備受煎熬。1931年秋，文繡聘請了三位律師，向法院起訴離婚，同時登報公布這一天字號新聞。時人稱之為“刀妃革命”。

對于溥儀以及遜清皇室及前清王公大臣來說，這一紙訴狀造成了相當大的震撼。

自古以來，只有皇上冊封或貶黜女人的份，哪有女人跟皇上離婚的道理?只可惜，其時帝制已塌，是民國的天下。無奈之下，溥儀也聘請了兩位律師，試圖同文繡調解，撤回訴求。當時大部分民眾也反對她與溥儀離婚，但文繡鐵了心要離，“刀妃”非浪得虛名。

為避免“皇帝”被法院傳喚出庭的一幕出現，最終雙方還是達成了協議，在天津律師事務所里簽訂了離婚協議書。其時，溥儀雖然被趕出了紫禁城，但作為末代皇帝，他畢竟擁有無與倫比的人脈網絡，更何況，輿論也站在他這邊，但他就是奈何不了一個文弱女子，甚至阻止不了她在報上刊登對他而言羞辱萬分的聲明，所能做的，無非是請律師交涉而已。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了法治的力量，在帝國的廢墟之上，現代文明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

順便說一下，離婚后，文繡與一個名叫劉振東的國民黨少校結婚。后因時局動蕩，劉振東辭去國民黨軍職，靠租三輪車過活。1953年，文繡因突發心肌梗塞去世。末代皇妃的命運，也堪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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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春秋、盛唐、民國為我國歷史上三個思想開明、文化活力奔涌的巔峰時期，我大體上認同這個說法。或者具體說，在這里，民國主要是指北洋軍閥時期，其時帝制剛剛坍塌，在這個所謂三千年所未有之大變局面前，整個社會似乎從沉睡中醒來，風云激蕩，各種新思想、新事物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蓬勃氣象。

體現在溥儀身上的一系列變化，包括他對西方新鮮事物的好奇、在皇宮內率先剪辮子，乃至破天荒地經由法律程序而離婚等，都是其時社會覺醒的一種折射。從更大的視野下來看，同樣是末代皇帝，相比法國路易十四被推上斷頭臺、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滅門，溥儀乃至整個愛新覺羅家族的命運要好得多，某種程度上，這何嘗不也是一種文明的寫照。

那是一個需要我們從教科書中走出、重新認識的時代。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問題是，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究竟進步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