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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師的辦公桌被一摞摞迎檢臺賬淹沒，備課時間被切割成碎片；當家長的手機被各類“打卡任務”占據，陪孩子的時間變成了完成任務的流程；當學生在一次次承諾書上機械簽字，把應付檢查當成了課堂外的必修課。教育形式主義早已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像一張細密的網，纏繞在教育的每一個環節。它披著規范管理、創新改革的外衣，卻在不知不覺中消解著教育的本真，讓教書育人的初心在繁瑣的形式中逐漸模糊。

形式主義如何扭曲教育的日常？

教育形式主義的可怕之處，在于它并非以錯誤的面目出現，而是常以正確的姿態滲透。它從輔助教學的工具，慢慢變成主導教育的核心；從偶爾的權宜之計，演變成固化的生存邏輯，最終讓教育的重心從育人實效轉向形式合規。

（一）表演化課堂盛行

在教學場景中，形式主義表現為“表演化課堂”的盛行。一些地方推行所謂標準化教學模式，要求課堂必須遵循固定流程：幾分鐘導入、幾分鐘討論、幾分鐘總結，甚至連學生發言的句式都有統一規定。為了符合這些標準，原本靈動的課堂被拆解得機械生硬——一篇充滿情感的散文，被硬塞進“問題鏈”的框架；一場可能迸發思想火花的辯論，被掐斷在規定時長內；學生突然閃現的靈感，被視為偏離流程而遭制止。更有甚者，一些公開課、示范課變成了反復排練的“舞臺劇”：教師提前設計好每一個提問，學生背熟每一個答案，連小組討論的發言順序都經過多次演練。課堂本該是師生真實對話的場域，卻在形式主義的裹挾下，成了走流程的“秀場”，教學的生命力被一點點榨干。

（二）“留痕主義”難以擺脫

在教育管理中，“痕跡主義”成了難以擺脫的枷鎖。做事留痕本是為了規范流程、追溯責任，但過度強調“留痕”，就變成了為留痕而做事。教師家訪必須錄制固定時長的視頻，包含進門、交談、道別三個規定動作，否則視為無效；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必須提交標注時間地點的照片，哪怕活動本身只是匆匆走過場；甚至連師生間的個別談話，都要填寫詳細的溝通記錄表，注明學生反應、處理結果，并由學生簽字確認。這種極端的留痕管理，讓教育者的精力從解決問題轉向完善記錄，耗費大量時間在表格填寫、材料整理上，卻對實際教育問題視而不見。教育管理本該是為教學服務的工具，卻異化成了束縛教學的枷鎖，讓教師從教育者變成了“材料員”。

（三）過度指標崇拜

在評價體系中，指標崇拜讓教育走向功利化。一些地方的教育評價過度依賴顯性指標：課題數量、論文篇數、獲獎等級、升學率……這些可以量化的“硬指標”被捧為核心，而學生是否真正成長、教師是否熱愛教學等難以量化的“軟價值”卻被邊緣化。為了滿足這些指標，課題研究變成了湊字數的文字游戲，教研活動淪為互相吹捧的走過場，教師培訓異化為“刷時長”的任務打卡。評價本該是引導教育回歸初心的指揮棒，卻在形式主義的影響下，變成了驅趕教育者追求表面成績的“鞭子”，讓教育的重心從“培養人”轉向“完成指標”。

（四）形式主義影響學生認知

與此同時，形式主義正在悄悄塑造學生的認知。“誠信考試”主題班會后，作弊依然普遍；“志愿服務”變成拍照打卡就結束的任務；“環保教育”只停留在手抄報上——學生們會慢慢形成一種認知：表面功夫比實際行動重要，應付規則比遵守規則劃算。教育本應培養真誠的人，卻在形式主義的浸染下，讓學生過早學會了“表演”，這種對價值觀的扭曲，比任何知識缺失都更傷教育的根基。

校園形式主義何以泛濫？

校園形式主義的蔓延，絕非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教育評價失準、行政干預越界與學校自主缺失共同交織的產物。只有精準把脈這些根源性問題，才能避免治理淪為“頭痛醫頭”的表面功夫。

（一）跑偏的教育評價體系

教育評價是教育實踐的“指揮棒”，當這根“指揮棒”出現偏差，形式主義便有了滋生的土壤。當前一些評價體系陷入“重顯輕隱”“重量輕質”的誤區：過度聚焦升學率、獲獎數、課題量等可直接量化的顯性指標，將教育的復雜過程簡化為冰冷的數字比拼；對學生的健全人格、創新思維，教師的教育情懷、教學智慧，學校的人文氛圍、成長生態等難以量化的內在價值，要么視而不見，要么僅作象征性提及。這種評價導向直接催生了“為指標而教育”的畸形邏輯：學校為了升學率，犧牲音體美課程，讓學生在題海中機械刷題；教師為了考核達標，把教研精力放在“造論文”“編案例”上，忽視課堂教學的實際改進；學生為了評優評先，在各類活動中刻意表現，將真實的興趣與需求隱藏在符合標準的表演之下。當評價的重心落在表面光鮮而非實際成長，教育者自然會選擇用形式主義的快速見效來迎合評價標準，教育的本質目的被一點點架空。

（二）過度的行政干預

教育有其自身的規律與節奏，需要保持相對的獨立性與專業性，但當行政力量過度介入教育領域，甚至將學校視為行政體系的“延伸終端”，形式主義便會趁虛而入。一些行政部門將教育機構當作“任務承接者”，把拆遷宣傳、創衛打卡、投票統計等與教育無關的社會事務層層下壓，且要求“事事留痕、件件有反饋”。學校為了不影響資源分配與評優資格，只能硬著頭皮承接，用拍照打卡、表格登記等形式化操作應付交差。更嚴重的是，一些行政指令脫離教育實際，卻要求不折不扣執行。比如，不顧學段特點推行統一的教學模式，不考慮地區差異制定相同的活動標準，不尊重教師專業判斷下達細致到每節課提問次數的規定。這種“行政主導”替代“專業自主”的管理模式，不僅讓學校陷入應付不完的檢查、填不完的表格的困境，更扼殺了教育的靈活性與創新性。而學校之間為爭奪行政資源傾斜與榮譽稱號，又會陷入形式攀比的怪圈——你搞“特色活動月”，我就搞“品牌建設周”；你要求學生寫“成長周記”，我就加碼成“每日反思日志”，這些為“比過對方”而設計的形式，最終都轉化為師生的額外負擔。

（三）缺失的學校自主權

在當前的教育管理體制中，學校作為教育實踐的“前線陣地”，卻常常缺乏根據自身實際調整教育行為的自主空間，這為形式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安排，從教師管理到學生活動，許多具體事務的決策權過度集中于上級部門，學校只能在“規定動作”的框架內被動執行。面對千差萬別的生源基礎、師資結構與辦學條件，所有學校被要求套用同一套標準、執行同一種模式：薄弱學校要模仿優質學校的精英培養方案，鄉村學校要照搬城市學校的信息化教學流程，結果只能是東施效顰，用形式化的模仿掩蓋實際的不適應。當學校失去根據自身特點探索辦學路徑的權利，當教師失去根據學情調整教學策略的自由，教育便成了“按劇本演戲”——劇本由上級編寫，學校和教師負責表演，至于表演是否符合學生的真實需求，則無人關心。這種“被動執行”的狀態，讓教育者逐漸失去主動思考“如何把教育做好”的動力，轉而形成“按要求做完即可”的應付心態，形式主義自然趁勢蔓延。

這三方面的問題相互糾纏，形成了難以破解的困局：跑偏的評價體系催生了對行政指標的盲目追求，過度的行政干預進一步壓縮了學校自主探索的空間，而學校自主權的缺失又使得評價體系的偏差難以通過實踐修正。在這個閉環中，學校為了生存不得不“做表面文章”，教師為了過關不得不“走流程應付”，甚至家長和學生也被卷入其中，形成“人人厭惡形式主義，人人又依賴形式主義”的無奈現實。

如何讓教育回歸本真？

打破教育形式主義的困局，不能只停留在“反對形式主義”的口號上，而需要從制度設計、權力運行、評價導向等多個層面入手，讓教育重新回到“育人”的核心軌道。

（一）讓管理工具回歸服務本質

教育管理的初衷是為教學賦能，而非給教育者添負擔。這需要建立必要性篩查機制，定期梳理各類管理要求，剔除那些“為管理而管理”的冗余任務——比如重復的表格、不必要的留痕、形式化的檢查。同時，要改變“重流程輕實效”的評價導向，把關注點從“是否完成形式”轉向“是否解決問題”：看課堂，不看是否符合固定模式，而看學生是否真正投入；看活動，不看是否有照片記錄，而看學生是否有真實收獲；看管理，不看臺賬是否厚實，而看教育秩序是否順暢。讓工具回到服務教學的位置，給教育者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思考教學、關注學生，而不是被形式牽著走。

（二）重構權責對等的權力結構

教育領域的形式主義，很多源于權力與責任錯位。上級掌握資源卻不擔責，基層承擔重壓卻無實權。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明確權力邊界，讓“社會事務進校園”有清晰的范圍，避免與教育無關的任務隨意下壓；賦予基層學校更多自主決策空間，讓貼近教學一線的教育者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工作安排，而不是機械執行上級指令。要建立“下沉式評價”機制，讓評價者走出辦公室，深入課堂、走進師生，用真實感受替代書面材料，用實際成效替代表面指標。當權力與責任匹配，當評價貼近實際，“層層卸責”就會失去土壤，形式主義自然會減少。

（三）重建教育的價值坐標系

教育的核心價值是“人的成長”，任何形式、任何工具，都應圍繞這個核心展開。評價一所學校，不僅看升學率，更看學生是否有健全的人格；評價一位教師，不僅看論文課題，更看是否能點燃學生的熱情；評價一項教育活動，不僅看是否完成流程，更看是否真正促進學生成長。當“是否有利于人的成長”成為衡量一切教育行為的標尺，那些與這個核心無關的形式就會被自然剝離。教育者需要重新找回“育人初心”，家長需要跳出“功利焦慮”，社會需要給予教育更多靜待花開的耐心——只有這樣，教育才能擺脫形式主義的束縛，回到它本該有的樣子：安靜、純粹，專注于每一個生命的成長。

教育不是一場“達標比賽”，而是一段“育人旅程”。當形式主義的泡沫散去，留下的才是教育最珍貴的內核：教師用心教學的專注，學生自由成長的喜悅，校園里真實發生的互動與感動。讓教育回歸本真，或許就從減少一份不必要的表格、簡化一次形式化的檢查、多給教育者一點信任開始。這些微小的改變，終將匯聚成讓教育掙脫束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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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智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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