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決定》。“兩案”審理期間，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出于對江青所犯罪行的憤怒，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江青罪大惡極，死有余辜，如不處以死刑……則將鑄成大錯……事關重大，故敢直言。

屈武和鄧小平握手

為什么屈武對江青如此仇恨呢？這就要說到他在“運動”期間的遭遇了。

1966年“運動”爆發后，空軍政治部的幾個造反派來到屈武家里，要他交代1946年在新疆營救131名中共黨員的問題，這本來是屈武的一大歷史功績，現在卻成了他的“罪狀”。

此事的經過是這樣的：1945年秋，屈武調任國民黨新疆省政府委員兼迪化市市長，跟隨張治中一起到新疆上任。屈武出發前專門去向周恩來辭行，周恩來叮囑他說：

有件大事要拜托你，在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期，關押了100多名中共黨員，到現在還沒有釋放。我已向文白先生提出，請他貫徹“雙十協定”中釋放政治犯的條款，到達新疆后把這批中共人員釋放出來送回延安。文白先生已經同意，不過他的工作一定很忙，很容易把這件事擱置，你必須隨時提醒他，并幫助他解決好這個問題。

周恩來（左二）和屈武（右一）

屈武到達新疆后，果然不負重托，在他的幫助下，131名被關押的中共黨員在1946年6月10日獲釋，并在7月11日安全到達延安。后來毛澤東專門稱贊屈武在新疆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此時的造反派卻聲稱屈武在新疆營救的131名黨員是已被他誘降后送到延安，在共產黨內部做瓦解工作的。屈武這才明白對方的企圖，是想通過他把這批黨員打成“叛徒”，他當即義正辭嚴地說：“你們總要尊重事實，別錯打了算盤，認錯了人，想叫我誣陷好人。出賣同志，絕對辦不到！”

空政的造反派見屈武不肯屈服，便派人向民革中央機關的造反派反映說：“屈武態度很壞，不肯老實交代問題，希望你們提供幫助，打掉他的氣焰。”

不久后的一天深夜，空政和民革中央機關的造反派一起出動，把屈武叫到一個房間，一個頭頭氣勢洶洶地對他說：“你這個反革命老家伙，今天要不承認在新疆的誘降問題，我們就揍你！”他說完以后，朝著屈武的頭狠狠地打了一拳。

晚年的屈武

屈武不禁大怒，他指著那個頭頭的鼻子吼道：“毛主席不讓打人，你為什么打人？將來咱們算賬！”他又對空政的造反派說：“你們對我搞逼供信，搞了這么久，沒有結果，今天又讓打手做幫兇，既然是采取打的辦法，就休想讓我再說一句話！”

造反派們被屈武震住了，他們既不再問，也沒有再動手，嘀咕幾句就散場了。

1968年8月30日深夜，民革中央機關的造反派頭頭陪同兩位公安人員，突然闖進屈武家里，宣布以“反革命罪”將他逮捕，并將他送進了秦城監獄。此后屈武在監獄里度過了漫長的6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秦城監獄的管制終于寬松了一些。有一天，有兩個干部來找屈武，說他們是毛主席和周總理派來的，來向屈武了解他在監獄里的生活情況。屈武回答說：

監獄里的看守沒有打過我，外面來外調的人，長時間盤問，不給我喘息機會，我的精神受到很大折磨，至于恐嚇斥罵，那是平常的事。日常生活待遇也太差了，每餐都是吃窩頭、咸菜，喝白開水，日子長了，我得了胃病，多次要求治療，沒有答復，現在瘦得皮包骨，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出去。

屈武

直到1974年國慶節前夕，中央辦公廳才派人接屈武出獄，并給他作了結論：“屈武，查無任何反革命罪行，決定恢復組織生活。”

正是有了這段痛心的經歷，屈武要求鄧小平處死江青，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