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像一個紐帶，連著家鄉和我的精神世界。每年，我會離開這里，走出村道的水泥路，駛過柏油馬路，來到看不見黃土地，也看不見麥子和玉米的城市，兀自生長著，步履匆匆，疲于奔命。

文丨新京報記者 趙敏

編輯丨楊海

校對丨趙琳

?本文3789字閱讀6分鐘

不知從何時起，“自留地”已經成為了一個高級詞匯。它通常與精神生活有關，意指干凈、純粹，與世俗相對。時間久了，很多人已經忘了它原本的含義：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之前，分給農民的小塊可自由支配土地。

在父親眼里，它從來都沒有多余的引申義，自留地就是一塊不足半畝的“場邊上的地”。作為一個地道的農民，這塊地有太多讓他偏愛的理由。

場，在魯中南山村的方言里，是指用來晾曬、堆放糧食的開闊平地。上世紀七十年代，父親還小的時候，這里是村人民公社的麥場，人們為集體忙碌，掙工分。

整個麥場是一塊不規則的方形，鋪開在南山腳下。它的北側靠近河流，土壤含水量高，東北角有一眼泉水和一汪像沼澤的澇灘，夏天，那里會長出兩米多高的蘆葦。南側土壤干燥，靠近通往南山的大路。

父親的這塊自留地位于麥場的東南角，面積不到半畝，準確地說是四分半，還不如現在的一塊籃球場大。

1997年，村里重新分地，整個麥場被劃成七八份。我們家三口人，每口可以分到三分山地，這塊地作為其中一塊，被分到我們家。

作為這塊地的主人，父親有播種的自由。近三十年間，這塊地上開出過大朵的棉花，結出過圓胖的黃豆，養育一茬茬玉米拔節開花、一茬茬麥子抽穗灌漿，土里也埋藏過顆粒飽滿的花生、個頭兒勻稱的地瓜。

父親站在場邊上的地里。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父親喜歡這塊地。南山上的泥沙被沖下，經年累月沉積在這里，形成沙土，俗稱“沙窩包”。

“沙窩包”吸水性和透氣性極好，種出來的花生和地瓜更大；刨地時，一镢頭下去，土又松又軟，花生和地瓜不費力氣就被撬出來。

父親提起花生秧，晃一晃手腕，整棵花生帶著泥土被揚起來，展示在我們和過路的人面前，“你看看，這花生，滴溜搭掛的。”

鄰居也會夸贊：“了不敵（得）！老十你這花生真好啊。”

父親笑著露出他常年抽煙熏黃的牙齒，黝黑的臉上褶子一道道堆起，像花生殼上的紋路，夾著黃色的泥土。

老十是他的諢名。他在東山的趙家排行老十，同輩中年齡最小。

我們的村子過于微小，省、市、縣、鎮、村一路數下來，才是我們這個只有15戶人家、聚居在山窩里的東山大隊。自清朝末年老祖先逃荒到這里，已經繁衍了6代，生老病死是這里最大的變化，其他的，一切如舊，面朝黃土背朝天，祖祖輩輩在地里刨食。

東山上的小隊，還有15戶人家。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我一度羞于提起它，它總是和“土”離不了關系。

帶著口音的方言很“土”，在社交媒體上，說著山東話的男人被稱為“性縮力”十足；村里的穿著打扮很“土”，回到家，我會再成為穿著花襖的大妮兒，這在城里是要被笑話的。

但這里的人愛土地，他們把溝溝角角都開墾出來，種上蔬菜、糧食和果樹，站在南山放眼望去，包圍著屋頂的，是一片片綠色、黃色、紅色的，整齊又分明的土地。

他們會認真對待手里的每一分土地。

比如，父親的這塊自留地里，每季都會安排上至少兩種作物。花生壟的盡頭，總會被點上幾粒山豆角，夏天路過捎上一把回家，就能做一頓晚飯。

土地養育了我的父輩和我。

爺爺曾是一個包地大戶，年輕時，靠著蠻力，他在屋前屋后開荒種地，后來承包下后山大半個山坡，種地瓜、花生、玉米，甚至栽種各種果樹，給父親攢下了蓋房子的錢，把生活支棱了起來。上世紀90年代，父親成了隊里第一個買摩托車的人。

一輩子，爺爺都沒有舍下他的地。60多歲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大好，父親和奶奶勸他不要種這么多，他總會生氣罵人。

好像不種地，就違背了他的立身之本，忤逆了祖宗和老天爺。

爺爺去世后，父親接替他繼續種地，以此養活一家人。

秋天孩子開學前、過年前，以及開春后需要買化肥等農資時，是農民需要用錢的時候，也是賣糧食的高峰期。

對于土地的產出，父親了然于胸。在這塊自留地，四分半地的麥子，能打出五六百斤麥粒，收獲約千元。種玉米、棉花，也大多是這個收入。

收獲的季節是喜悅的，但也是勞累的。

小時候我總跟著父母去這塊地里收麥子。他們心疼孩子，不讓我動手，夏天日頭毒辣，我躲在橫穿馬路、直徑約一米粗的排水管道里，玩著自己的游戲。

收割機上不去山地，只能人工收割。麥子已經沒到大腿，父親、母親和爺爺奶奶，每個人脖子上掛一條毛巾，彎腰揮著鐮刀。割好的麥子捆成一抱粗，碼在推車上，走過一條長長的上坡路后，碼成垛堆在大門口，等待脫粒機上門。

山坡上的麥田。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這里沒有關于豐收的浪漫想象，只有被麥芒刺得泛紅的手臂，毒辣的日頭曬出汗，殺得皮膚上的血口疼。推車拉車時手上總會磨出血泡，還有五六十斤的成捆麥子，它壓彎了一個男人的腰。

重擔背著背著，人就到了中年，又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同輩里最小的父親，也已經五十二歲了，種地已顯吃力，母親勸他少種點兒，他像他的父親一樣發脾氣。

留在村里種地的人越來越少，我們這一輩的兄弟姐妹，已經沒有人再扛過鋤頭。沒有人種，地只能撂荒。這在農民父親看來，是萬萬不能做的事情。

他說，以前負擔重的時候，講“三提五統”，種地要交錢納稅，他和爺爺都把地種了下來。現在，種糧食還有補貼，一畝地國家補貼一百多元，說啥也得把這地種下去。

或許是因為收的那一把“沙窩包”里的花生被人稱贊，或許他靠種地供出一個大學生，令他驕傲。

也或許，是他習慣了做一個農民。

即使在農忙時，去“上坡”（到地里干活兒）也是一件頗具儀式感的事情。父親會用大容量的塑料水桶，灌滿涼白開，挑選一件趁手的農具，穿上一件外套，再揣個蘋果。休息時，他和母親會坐在自留地邊的陰涼地，吃上一個。

風吹過來，整個場里青綠色的麥田翻涌，發出“刷刷”的聲音，成熟的麥田，則多了“沙沙”的硬朗。

場邊的地離家不遠，母親做好飯后，在門口的斜坡上喊一嗓子，在田里的父親就會聽見應一聲。

等到太陽掛在西山頭上，一天的勞作結束，該“放工”了。回家的路上，父親的語調都會輕快很多，一路上招呼著鄉鄰，“走啊，放工啊。”有時，他們會蹲在地頭，吃上一顆煙再走，相互交流下今天的鋤地進度。

父親站在地邊。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土地連著土地，也連著生長在土地上的人們。

耩麥子要用耩子（一種人力播種工具），需要后面一個人扶住，一邊掌握住方向，一邊搖動耩子漏下麥粒，前面要有人用繩子往前拉，需要幾人合作。因此，種麥子時，大多要幾家一起選定日子，同進同退。

扶耩子的一般是經驗豐富的老人，麥粒漏下去的多少，掌握著來年麥子的稀疏程度。爺爺在世時，他總是扶耩子的那個人，后來，這個人換成了父親。

種地需要相互幫襯，但鄉鄰之間又是界限分明的。比如，土地的界限必得清清楚楚，種地瓜的田壟開到相鄰的地界，必須得往自己地里挪個一兩拃，好不越界，這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但站在各自的自留地上，大家又總能把距離拉近。

每年翻土時正值春夏交接，氣溫升高，父親常常會脫了鞋，光著腳踩在涼地里，揮舞著镢頭。一同勞作的村人會扯著嗓子聊天，誰家的羊賣了多少錢，誰家的狗生了多少只小崽子，誰家又有了新鮮事。愛聽戲的四大爺提著女兒給他買的唱戲機，安放在地頭兒，黃梅戲、二人轉能唱一天。

松土，上肥，提前打出垅，一場雨過后，播下花生種子，或栽上地瓜秧苗，疏苗、翻秧，耐心等待，它們會隨著時令自然生長。

農民總是萬分感恩土地的恩賜。每年正月初十，父親都要帶著香和紙錢到場邊上的自留地里，祈求土地神保佑土地肥沃，五谷豐登。

土地像一個紐帶，連著家鄉和我的精神世界。

每年，我會離開這里，走出村道的水泥路，駛過柏油馬路，來到看不見黃土地，也看不見麥子和玉米的城市，兀自生長著，步履匆匆，疲于奔命。

假期回家，總會路過這片父親的自留地。它有不同的顏色，麥子和夏玉米在這塊地上輪播，青黃也在交替；幾年后，棉花的花會開得五顏六色，再過幾年，綠色的花生葉間，會冒出星星點點的黃色花。等到種下地瓜，深秋，幾場霜打過秧苗，地里一片青紫。

從小在土里打滾的土孩子，好像只有在重新踏上這片土地時，才會有徹底的踏實和心安。

我想，父親或許也是如此，閑的時候，他總要跑到他的地里，去轉轉看看。

后山上的土地，以前爺爺在這里承包了大半片山。新京報記者 趙敏 攝

作為一個農民，他有他對土地的親近和尊重。

前年，隊里德高望重的大爺去世，葬在了他家的桃樹林里。他是村里的小學老師，一生教書育人，生前他常常在清晨，或者下班后的黃昏，蹲在桃樹林的地頭，吧嗒吧嗒地抽煙。如今，他蹲的那個地方已經是一座墳塋，墳前的松樹，已經長到兩人高。

場邊的地依舊是父親的自留地。他早早打算好，百年以后，他也想安頓在那里。現在他能做的，就是種好每一顆莊稼。

十年前，他在這塊地上種了名為“早黃金”的桃樹，一種在春末秋初生長成熟的金黃色的桃子。每到下雨的時候，父親就得扛著鎬頭，去把排水溝挖好，以防水流到地里，或者帶走更多的土。

去年，麥場北側的澇灘被填平后，水涌到地里，桃樹澇死了大部分，僅剩了幾棵。父親請來了挖掘機，挖走死掉的樹，平整了土地，來不及傷感和遺憾，他得為下一個播種季做打算。

無論經歷了什么，都得往前走，這是土地教給他的，也是教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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