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地方債的化債工作在一片喧鬧中落幕，表面上成績斐然，實際上暗藏危機。

這一年，我們動用了3.38萬億的化債資金。

分別是5018億元的特殊再融債券、8778億元的新增專項債以及2萬億的置換債券。

似乎一夜之間，地方變得輕裝上陣。

這些資金的注入，確實讓地方政府的債務得到了暫時緩解，特別是置換高息債務，低息換高息緩解了地方本就不充裕的財政。

但是，這一輪的地方化債，溫差極大。

比如經濟強省江蘇以2511億元的額度高居榜首，而經濟相對落后的省份反而是配額不足。

比如青海僅為73億。

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一輪的化債邏輯，改變了過去“轉移支付”的慣例，變成了有能力還的多借，沒能力的不借。城市之間的代際差異，也會隨著化債的時間和能級逐漸擴大，將進一步擴大經濟差距。

我說過，在科技大爆炸之前，城市之間的經濟增長，是以“搶奪”其它城市的經濟份額為代價的。因為在存量博弈的經濟面，某些城市的經濟下滑，就是某些城市的經濟增長。

特朗普的加關稅邏輯也在于此，要想維護美元的制造業和就業，就必須控制貿易逆差，重新締造制造優勢。在自由博弈市場已經失去優勢的美國制造，只能通過美元主義，來調節經濟競爭優勢。

因此，盡管化債工作轟轟烈烈，但實際上操作手法并不復雜，一方面是靠“借新還舊”，緩解地方債務壓力；一方面是支付經濟強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過去是子彈充足，允許雨露均沾。

如今是糧草有限，只能供給強兵猛將。

也許，這也是當下能想到且能操作的最優解。

但是，化債的核心，本質上是有賺錢的能力，即便是經濟強省或者是財政強省，化債的核心還是要有財政盈余。

如何解決財政上的“降本增效”才是核心。

如果一邊持續化債，一邊難以解決“收入減少，支出不減”財政管理邏輯。中央加杠桿的化債邏輯，一樣會遭遇南墻。

因此，我們所謂的化債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化債，更像是一場有針對性的“債務大清掃”和有計劃的“債務乾坤大挪移”。

如果要真正解決地方債問題，要么財政收入要增長，要么財政支出要減少。如今，我們為了刺激消費市場，投入國補省補等，本質上為要在市面上投入更多的子彈，以建立消費和投資的信心。

其實，地方債大部分都涉及到不良資產、地產基建、人文設施。

如何放開并市場化，盤活資產物盡其用，提高貨幣資金效率，都是我們要考慮的事情。慶幸的是，我們意識到這些問題。

重啟房地產也好，收儲存量商品房也好，暫停面子工程也好，也許一切都在我們操盤手的計劃里。

陸銘的《大國大城》里有這么一段話：

如果地方政府沒有能力自行償還債務，又不能破產，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債務，最后都是要老百姓一起還的，不是通過稅收，就是通過通脹。

學習強國，走進新時代

關注一下，防止失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