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2日，日軍當局在南京發布“良民登記”告示：

自12月24日起，憲兵司令將簽發平民護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須向日軍辦理處親自報到，領取護照，不得代為領取，倘有老弱病人，須家屬伴往報到。無護照者一律不得居留城內，切切此令。

難民們渴望安定的生活，按照告示前去登記。可是，這張“安居證”并不是“護身符”，他們渴求的安定生活也并未到來。

01

以“登記”為名搜捕“便衣兵”

日軍此舉的動機是以“登記”為名繼續甄別和搜捕放下武器、換上平民服裝、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國士兵。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孫寶賢回憶：

“他說聽說你們中間有中國兵、中國伙夫在里面，如有的話，你們可以自動站出來，我們絕對保障你的性命”，“在吾旁邊的有吾從前十六連一個醫兵，對吾說，我們站出去好了，吾就對他說，不要聽他的鬼話”，“但他不聽吾的話，就自動站出去了，以后吾就沒有看見他，是死是活不知道”。

幸存者翟經綸回憶：

“一個中國通說，本市平民百姓不要驚慌，今天發‘安居證’，每人都有，是士兵的都站出來”，“見毫無動靜，又說了一通話，結果有幾十人舉手，當即被‘請’到前面”，“日軍設三道關卡，讓每人通過，進行檢查。見到年輕人，檢查尤為嚴格”。

日軍除了搜捕中國士兵之外，沒有親戚朋友認領的、操外地口音的也會被日軍拉走屠殺。

日軍押解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經過中山東路

婦女們的心情特別迫切，她們心系自己的丈夫、兒子的命運，魏特琳寫道：

“布告中雖然清楚地說明，如果這些男人承認自己曾當過士兵，他們將會被原諒，并可有一份報酬高的工作，但我們懷疑日方是否真能遵守諾言”，“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些婦女在注視登記過程中心情是那么急迫，他們在為丈夫和兒子求情時又是那么勇敢”。

對于處于恐懼之中的難民來說，能夠太太平平地“安居”，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幸存者翟經綸回憶：

“告示貼出后，告示前聚集了幾千人，都認為這下可好了，可以省去不少麻煩。”

很多難民害怕時限過期，急于登記，有人凌晨2點就開始排隊。拉貝在1938年1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

“為了登記，數萬名婦女懷抱著嬰兒，排成5個無盡頭的長隊在露天中等待長達6個小時。人們怎能吃得消在寒冷的天氣中這樣的等待，對我是個謎。”

02

“安居證”并非“救命證”

“安居證”被難民們稱為“救命證”，可是這張紙條并不是“救命符”，日軍撕毀“安居證”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有難民在登記后迫不及待地回家，但日軍的焚燒和破壞仍在繼續，婦女經常在路上被抓走，很多人不得不又返回安全區。

一批婦女前往難民收容所避難

難民們在廢墟中搜尋物品

據《南京安全區檔案》記載：

“（1938年）1月14日，一家難民從大學附中回到自己住處。途中他們辦理了登記證件，將它們貼在自己大門上，據說可免受日本士兵的騷擾。然而他們到家才1個小時，5個日本士兵就闖入他們的住房，逐出所有男子，對數名婦女進行了強奸。1月15日這家人又回到中學居住。”

03

中國同胞守望相助

在恐怖和不安中，活命成為難民們的唯一選擇。中國同胞守望相助，患難與共，有的人認領了素不相識的人。

郁正清當年在金陵大學附中難民收容所避難，他回憶：

“最后又查到一個衣服長短不齊的人，說他是中國兵。有一個婦女懷里抱著一個男孩，走過來說是我表兄，小孩又叫叔叔，日寇把他放了。過后我們才知，他是山東人，是八十八師五二七團的排長，這位婦女與她素不相識，救了他。”

湯清英在金陵大學避難，她的身邊是一位安徽來的年輕人陳家倫，眼看就要被日軍抓走，湯清英雖然與他素不相識，但是一把抓住他，說是自己的兒子。翻譯盤問了一會，未發現破綻。此后，陳家倫在湯家住了下來。

郭秀珍先后認了三個人，她回憶：

“一個認作哥哥、一個認作丈夫、一個認作父親，當時兵荒馬亂，后來就走散了，也沒問姓名、住址。”

幸存者楊在田救了一位年輕的姑娘，他回憶：

“忽然有個姑娘驚慌失措的樣子，跑到我們住的地方，跪在地上求救，說后面有日本兵追她。我們不能見死不救，連忙用幾床棉被蓋在她身上。”

在動蕩和不安的日子，人們同舟共濟，盡己所能拯救了一個個生命。

·史料來源：張連紅 王衛星 劉燕軍 楊夏鳴：《南京大屠殺國際安全區研究》

·編 輯： 潘琳娜

·審 校：李 凌 李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