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

近期，特朗普不斷通過單邊主義行動，如退出《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等，試圖將自身利益置于全球合作之上，不僅破壞了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合作基礎，而且加劇了全球化的分裂趨勢。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特朗普的這些做法雖在短期內迎合了部分選民的反全球化情緒，但從長遠看，這不僅削弱了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也破壞了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合作。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相互依存的關系在某些領域仍在不斷加深，而且，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全球性問題，需要各國攜手合作才能有效應對。

全球化的未來究竟如何？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約瑟夫·奈文章的重點內容，供關注全球化的讀者參閱。

要點

1、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體現了區域內的相互依賴，而歐洲與美國或中國之間的貿易則體現了全球化的特點。

2、雖然美國出于安全方面的借口可能會減少中美雙邊貿易，但放棄這組每年價值超過5000億美元的經濟關系所需付出的巨大代價，使得兩國徹底脫鉤變得極不可能。

3、盡管戰爭、保護主義和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如新冠疫情）曾使全球化進程暫時逆轉，但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興起正不斷拓寬全球溝通的深度和廣度，預示著全球相互依存將長期存在。

正文

2016年特朗普打著“美國第一”的旗號競選總統時，英國通過公投決定“脫歐”，當時就出現了“全球化已死”的聲音。隨著特朗普1.0發動貿易戰和拜登上臺后升級科技戰，有聲音認為全球自由貿易已經終結，半導體層面的“全球化已死”。隨著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的特朗普再次執政，并再次退出《巴黎協定》、世衛組織、聯合國人權組織等，有關全球化何去何從的討論再次出現。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2月3日在Project Syndicate網站撰文認為，“全球化”概念不僅局限于經濟、跨國貿易和移民，也涵蓋衛生和氣候等領域以及其他形式的國際相互依賴。即使經濟全球化可能會逆轉，其他形式的全球化仍會存在。一個反全球化的美國既會限制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又會放大那些有害的方面。

今年一月，當洛杉磯的野火肆虐之時，美國陰謀論者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在社交平臺X發文稱，這些火災“是全球主義者對美國發動經濟戰和讓美國去工業化的更大陰謀的一部分。”約瑟夫·奈在文章中提到，雖然“臭名昭著”的瓊斯將火災歸咎于全球化的說法顯得荒謬，但他指出了一個事實：火災與全球化之間存在某種聯系。2024年是地球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也可能是至少12.5萬年以來最熱的一年，打破了2023年創下的紀錄。全球平均溫度首次超過了《巴黎協定》中所設定的不超過工業化前水平高1.5℃的目標限制。科學家們普遍將這一現象歸咎于人類活動引發的氣候變化。

約瑟夫·奈稱，全球化指的是跨洲際距離的相互依存。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體現了區域內的相互依賴，而歐洲與美國或中國之間的貿易則體現了全球化的特點。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過威脅對中國加征關稅，試圖削弱我們在經濟層面的“全球化”，他認為這種相互依賴正是導致美國國內產業和就業崗位流失的根本原因。

這就是經濟層面的“反全球化”。約瑟夫·奈提到，對于全球貿易在工作崗位流失中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經濟學家們爭論不休。一些研究表明，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因外部競爭而消失，但這并非唯一原因。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更為關鍵的因素是自動化。盡管自動化能夠整體提升生產率，但它同樣伴隨著經濟陣痛，而民粹主義領導人往往更樂于將問題歸咎于外部競爭，而非機器取代人力。

在移民層面，特朗普政策也體現了“反全球化”。特朗普能夠贏得2016年大選和2024年大選，也離不開移民問題。約瑟夫·奈提到，當移民數量（或媒體對移民問題的報道）激增時，政治上的反應就會接踵而至。近年來，在幾乎所有（西式）民主國家中，移民問題都成為民粹主義者挑戰現政府的首選議題。

“雖然從長遠來看，移民對經濟大有裨益，但在短期內卻很容易被描述為引發劇變的罪魁禍首。人類從非洲遷徙到世界各地可以說是全球化最早的例證，而美國及許多其他國家正是這一基本現象的產物。然而，在這些國家建設的早期階段，早期移民常常抱怨新來者所帶來的經濟負擔和文化不相容問題，這種模式時至今日依然存在”。

除了經濟、移民和民粹主義以外，約瑟夫·奈還提到了“無形因素”。他在文章中稱，雖然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可能是當下更重要的不穩定因素和焦慮源頭，但由于它們較為無形，從而不容易成為直觀的被攻擊目標。因此，一些人將幾乎所有西方民主國家中民粹主義的反彈，歸咎于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而民粹主義者自己則將各國的多數問題歸咎于貿易和移民。

“冷戰結束后，隨著政治變革和通信技術的提升，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跨境資本、貨物和人員流動的成本也大幅降低，貿易和移民確實加速了。然而，如今隨著民粹主義影響力的上升，關稅和邊境管制措施可能會限制這些流動”。

那么，經濟全球化是否可能逆轉呢？約瑟夫·奈提到，歷史上曾出現過類似情形。19世紀是貿易和移民迅猛增長的時代，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一進程驟然中斷。全球貿易在世界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直到近1970年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

如今，一些美國政客主張與中國全面脫鉤，這種局面會重演嗎？約瑟夫·奈認為，雖然出于安全方面的借口可能會減少中美雙邊貿易，但放棄這組每年價值超過5000億美元的經濟關系所需付出的巨大代價，使得兩國徹底脫鉤變得極不可能。然而，“不太可能”（unlikely）并不意味著“不可能”（possible）。例如，若臺海爆發戰爭，兩國貿易可能會驟然中斷。

那么，全球化的未來究竟如何？

約瑟夫·奈認為，要想理解全球化的未來，人們必須超越純粹的經濟視角。全球相互依存還包括軍事、生態、社會、健康等多個層面。雖然戰爭總是會對直接參戰方造成毀滅性打擊，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造成的美國人死亡人數甚至超過了美國歷次戰爭中的總和。

同樣，科學家們預測，隨著全球冰蓋融化以及沿海城市在本世紀后期被淹沒，氣候變化將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即便在短期內，氣候變化也正使颶風和野火的頻率與強度不斷上升。諷刺的是，我們或許正在限制一種原本能帶來益處的全球化形式，卻未能有效應對那些只帶來負面影響的形式。特朗普2.0政府的首批舉措之一，就是將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

約瑟夫·奈在文章回顧了全球化的發展歷程：從古代絲綢之路、15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到工業革命和信息時代，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推動了跨國經濟和文化交流的加速。盡管戰爭、保護主義和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如新冠疫情）曾使全球化進程暫時逆轉，但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興起正不斷拓寬全球溝通的深度和廣度，預示著全球相互依存將長期存在。

“如今，信息革命正不斷轉變服務型經濟。而且，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始于本世紀初，而今全世界數十億人隨身攜帶的手機，其運算能力曾足以填滿半個世紀前的一座大型建筑。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進步，全球通信的范圍、速度和數據量將呈指數級增長”。

約瑟夫·奈最后稱，只要人類保持流動性，并擁有先進的通信與運輸技術，長距離的相互依賴就將持續存在。世界大戰曾使經濟全球化逆轉，保護主義政策能夠放緩其步伐，而國際機構卻未能跟上當前許多變革的步伐。但只要人們擁有相應的技術，全球化將繼續存在，只不過它可能不再是那種有益的全球化。

來源：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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