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中共黨員,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醫生,又是縣醫院的副院長,因而我深深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自豪和驕傲。
七十年代初,一般縣城家庭的住房都是那種單間式的,廁所公用,廚房在走廊。當時我們家住兩間房,幾個小孩和外婆住一間,父母住另外一間,并且兩間房不在一起。一次,我帶幾個小朋友去我父母的房間玩,在父親的抽屜里翻找抄寫紙時,發現一張父親填寫的表格里,“家庭出身”一欄竟赫然填著“破產地主”四字。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復翻看那張表格,心里那個難受就別提了。旁邊有幾個小朋友,我還要佯裝鎮定,盡量不讓小朋友發現我心中的波動。我再也沒精神和小朋友玩,像害了大病一樣。
此后幾天,我一直都有點恍惚,眼前一直晃動著“破產地主”幾個字。直到有一天,我實在憋不住了,趁家里只有我和媽媽兩人,悄悄地問媽媽:“爸爸家是地主呀?”“是呀,要不你學校每次填表,我怎么會要你填‘職工’呢!”“那爸爸還有奶奶是不是剝削了貧下中農?”“沒有。你奶奶家在日本侵略中國時就破產了,要不怎么叫破產地主呢!你爸爸小時候可是吃了不少苦,不到十歲就被送去當學徒,冬天連鞋都沒有穿的,他的腳上至今還有小時候凍傷時留下的疤痕哩!”“是嗎?”我半信半疑。“你在外面千萬不要對人說啊,人家問你家庭出身你就說是職工,記住啊!”家庭出身從此變成了一件比較忌諱的事,我再不像以前那樣以自己的家庭為榮了!
文革后很多年,我和我的兄長們在一起談起爸爸的出身時,一致認為這事很荒唐。既然破產了,怎么還能算地主?這不是前后矛盾嗎?
據說那時我奶奶在他們那個村子里特別引人注目,在給他們家劃成分時,那些負責劃成分的人嫉恨她,就把她劃成破產地主。結果,我爸爸的政治前途大受影響,奶奶七十多歲了還得在農村接受勞動改造。盡管她的兩個兒子都在城里工作,貧下中農卻不許她去城里安享晚年,而必須呆在農村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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