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上一篇談“農民沒交社保”，我寫了五條，后面的不公令人瞠目結舌。所以，其實不用五條，一條就夠了——能寫出五條是不可思議的。

再早之前，我還寫過《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到800元的8個理由》。

更早之前，我其實還寫過《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到1000元的10個理由》。

如果需要，我還可以寫更多，但沒必要。但凡有正常的認知和基本的人性，都會明白，對于裝糊涂的人，不需要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

所以其實我有點不太想寫了，直到看到這條讀者留言：

“當城市退休職工在公園跳舞、出國旅游時，同齡農民卻因100多元養老金不得不在田間勞作至生命最后階段——這種反差已超出經濟范疇，直指社會基本倫理。

政府需以“戰時狀態”推動養老補償政策落地。唯有如此，方能在歷史天平上平衡工農城鄉，讓為國家奉獻一生的農民真正“老有所依”。這不是財政問題，而是文明社會的底線尊嚴！”（CMA 陳）

這段話說得特別好，快刀斬亂麻。它包含了兩個意思：1、不需要去討論過程，比如有沒有交社保，看結果就好了，結果是觸目驚心的反差；2、不需要去討論技術問題，經濟財政等，這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倫理和底線，必須做到。

我用一句話總結，就是：把農民當人看。

大家都是人，憑什么農民就要犧牲？犧牲了幾代人，還不夠嗎？

二十年前，“三農問題”很熱，我在書店上班，整理過一個“農民問題的書單”，還算略有所知，要我說：種種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平權問題。農民是獨立個體，應該享有平等權利，這就夠了，其他問題，農民自己能搞定，以中國農民的勤奮，何事不可為？

而我最痛恨的，就是不把農民當人看，而是看作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不管這個目的打著什么樣的旗號。

二十多年來，我聽過的最惡心的一句話，就是“農村是蓄水池和緩沖器”。出于三農專家溫鐵軍，說什么“中國農村是危機軟著陸的載體”“中國這個海綿型社會主要是因為有城鄉二元結構”等等。這么一個不把農民當人看的所謂學者，一直打著“關心農民”的幌子招搖撞騙，這幾年竟然在互聯網上死灰復燃，繼續忽悠年輕人（包括不少農民的孩子），真是荒謬至極。前兩天有讀者留言，說“現在像你和溫鐵軍這樣關心農民的人不多了”，這大概是二十多年來我受到的最大的侮辱吧。

回顧過去幾十年，你會發現，農民幾乎所有的悲苦，都是因為淪為某個宏大之物的工具，在看似波瀾不驚的“蓄水池”之下，無數農民艱于呼吸。往事不堪回首，但令人憤怒的是，到今天，還有人會說，經濟下行民工返鄉，維持了社會穩定，有人想過他們失業回家日子怎么過嗎？還有人想把農民捆在土地上保障中國“糧食安全”，那你為什么不去種？以及我們這幾天討論的，一億多6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老無所依，還要下地勞作，不知“退休”為何物。所謂“農村是蓄水池和緩沖器”，無非是不管他們過得有多慘，哪怕是悲慘離世，你們都看不見，不會礙你們的眼罷了——得何等的衣冠禽獸，才會說出這等喪盡天良的話。

但是，我也必須承認，像溫一樣不把農民當人看的不在少數，甚至代表了一種很普遍的態度：農民在很多人眼里，就是賤民。究其根本，不是觀念造就現實，而是現實塑造觀念，是制度性歧視使然。所以，我不會說“農民為了XXX做出了多大貢獻”，這不是農民心甘情愿的，我只會說：農民失去了太多最基本的權利，我們要拿回來。

城鄉二元體制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很好的安排，但不幸的是你可能是被安排的一員。他可能會給你一些名義上的稱謂，但在中國，如果你不能分清“名義”與“實質”，你就不能建立正常的認知，進行有效的討論。比如你是“主人公”，“國有資產有你的一份”……以及“農民分到土地”，實質上，這幾十年，農民不是擁有土地而是被困在土地之上。直到今天，這塊土地帶給農民的，很多時候不是好處，而是任人踐踏的理由。你失業回家，他覺得沒事的，因為你有地可以種；你年老體衰，他覺得一兩百養老金就夠了，因為你有地可以種……

你們怎么不去種啊，安排別人去種！對于中國農民來說：土地啊土地，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回望歷史，我們要明白，有些東西我們是怎么一步一步失去的：在魔鬼的誘惑之下，通過暴力得到夢寐以求的東西，此為原罪，然后越陷越深，失去土地所有權，失去產品交易權，失去遷徙的自由……然后是怎么一點一點拿回來：聯產承包責任制拿回自主生產銷售的權利，外出務工拿回自由遷徙工作的權利，然后終于有可能在城市買房落戶成為一個城里人。這個過程中，不是土地給了農民什么，而是農民終于可以掙脫土地的束縛越走越遠。換句話說，農民境遇的改善，主要不是什么一號政策給了什么優惠，而農民慢慢拿回了一些人的基本權利，在夾縫中求生存而已。

有些人走出去了，但農民作為一種身份還在，還有數以億計的人在農村。而走出去的，很多人仍不得不回去。成年后我作為農民工的一員南下打工，20年后，我回過一次曾經打工的工廠，人去廠空，墻上只看到遣散名單上的他們。

這樣的名單有好多頁，當時我寫到：“看著他們的名字，入職日期、工資和工齡，總是忍不住想他來自哪里，他在這里做什么，他之后往哪兒去。”他們大概率會要回到作為“蓄水池”和“緩沖器”的農村。

當年我離開廣東的時候，因為沒有辦法轉走，我退掉了個人賬戶的社保款。現在可以了，我查了政策，如果他們沒有繳滿一定年限，如果他們失業后沒錢繳納一個月近千元的職工養老保險，他們只能把個人賬戶那8%轉回去，公司統籌的16%與他無關（給工作當地留下4%，給所在省份職工養老基金留下12%），又一次做完“貢獻”的農民回到農村，只能按城鄉居民待遇，一個月拿四五百元。

體制內一套方案，城鎮職工一套方案，城鄉居民又是一套方案，最終的結果是：30:15:1。正如那位讀者所說：“這種反差已超出經濟范疇，直指社會基本倫理。”我們要求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本質而言，是要消除身份歧視，讓農民擁有平等的權利，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活著。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遠談不上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所有偉大成就在此面前都黯然失色。

都說中國農民逆來順受，但這絕不是全部，實際上，農民的權利從來都不是施舍來的，而是自己爭取來的，從江西豐城農民到安徽小崗村農民，再到無數農民冒著不可測的風險外出務工，無一例外。

所以，今天我們要給自己父母爭取提高養老金待遇，800元/月不是太高，而是太低，這是一個太卑微的要求。作為農民的孩子，我們要為父母輩，已經老去的一代人，爭回最后的權益，以及一點點作為人的尊嚴——他們不是“蓄水池”里的魚，也不是“緩沖器”里的墊，而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