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作為地方性差異的代表符號，被賦予豐富的文化意義和情感價值——它關聯著歷史傳承、地方認同及文化記憶，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名詞。

?作者 | 譚山山

?編輯 |詹騰宇

每年春節期間，是返鄉年輕人說方言最密集的時候。

有這樣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一個年輕人被鄉親們詢問什么時候回的家，下意識地用普通話回答“昨晚回來的”，家中長輩氣不打一處來：“你坐在碗上，你還坐在鍋上呢！出去兩天都不會說話了！”

很多年輕人自覺患上了“普通話羞恥癥”，最期待擁有的技能是在普通話和方言之間絲滑切換。說普通話面對的是大共同體，說方言面對的則是小共同體。同時應對大、小共同體，在語言的切換和識別中重新定位自己，這是當代人的常態。

（圖/《鄉村愛情》）

以新媒體賬號進行類比——說普通話的你像“大號”，展示的是你的社會屬性、你希望向外界呈現的整體個人形象；說方言的你則像“小號”，展示的是你的文化屬性、情感屬性，標記著你的來處、你的偏好、你最真實的情緒變化。

“大號”的你可能還有些端著，畢竟那是對外的形象；“小號”的你就可以真性情，因為你知道，無論你怎么樣，家人都會包容你。

前述的長輩之所以會生氣，就在于說普通話的你顯得外道，心態上像客人；只有說起方言，才意味著你心態上、情感上的真正回歸。

當熟悉的語言響起，你終于回家了。

方言，是我們的故鄉

方言，或曰母語，對應的是地方、鄉愁。

作家金宇澄說，這是一種存在于血液里的、最基本的認同——“就好比你在國外，突然聽到竹笛的聲音，這感覺是語言無法描繪的。我不認為這只是一種身份認同，而是最快速、最自然的，全身心的觸動。”

中國是一個多語言國家。據統計，我國一共有300多種語言，其中超過100種漢語方言、130余種少數民族語言。漢語通常有十大方言。官話方言（東北官話、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八大次方言）使用人數最多，有超過8.6億人使用；其余方言中，粵方言有約1億人使用，吳方言、閩方言的使用人數分別為約8700萬人、約7500萬人。

廣東湛江。雷州半島的鄉間，老榕樹上的女孩們。方言像盤繞厚實的榕樹根莖，深深扎進此地的土壤里。（圖/陳亮）

在我國，尤其是南方地區，素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的說法，各地方言對事物的稱謂也有所不同。以“太陽”為例，這個詞在全國有63種說法，讀音則有1079種：甘肅、寧夏一帶的叫法是“日頭”；河北一帶的叫法有“老爺兒”“陽婆”“陽婆爺”等；在東南沿海，叫法變成了“熱頭”。

到了云南、貴州、廣西等少數民族數量眾多的地區，方言疊加少數民族語言，語言環境就更為復雜。比如廣西百色，當地居民僅漢語就需要學會普通話、西南官話、白話（粵方言）才能互相溝通，到了像隆林各族自治縣這樣的多民族聚居區，還需要懂壯族、苗族、彝族、仡佬族等少數民族語言。

這正是新中國成立后大力推廣普通話的背景。數據顯示，2000年，普通話普及率為53.06%；之后，城市化進程加速，到2020年，普通話普及率達到80.72%。此消彼長，隨著普通話的普及以及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教育環境的改善，不少方言和民族語言，加速陷入瀕危狀態。

（圖/unsplash）

方言的消亡是世界性的危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如此定義語言類型：瀕危—— “兒童不再在家里把這種語言作為他們的母語來學習。因此，最年輕的語言使用者是父母那一代人。在這個階段，父母可能仍然對他們的孩子說他們的語言。然而，他們的孩子通常不會用這種語言回應。”嚴重瀕危——“只有祖父母和老一輩人說這種語言；父母那一代人可能還懂這種語言，但他們通常不會對孩子說，也不會在他們之間說。”

“方言的存在前提，是你一直生活在這個小共同體里。但現在你孤身遠行，你不能帶著你的小共同體，你是這條河里的一滴水，進入了大海。這個進程隨著近4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億萬人口的流動之下獲得了空前的加速度。”作家李敬澤在一次受訪中這樣表示。

在李敬澤看來，方言的弱化，甚至有朝一日在日常生活場景中的消亡，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現代化在大規模地消除差異，一個巨大的現代民族國家一定有一個在內部消除絕對的差異性、超越地方性、確立絕對的同質性的過程。”

地方性差異的消失，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千城一面”。方言作為地方性差異的代表符號，被賦予豐富的文化意義和情感價值——它關聯著歷史傳承、地方認同及文化記憶，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名詞。失去方言，對一個地方、一個族群而言，就失去了根性，精魄也似乎隨之流失。也因此，針對方言面臨的危機，有了“保衛方言”“方言復興”等提法。

不懂方言的人

會失去很多樂趣

2022年，新浪新聞·圖數室發布的《數說方言——淺析方言所承載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色》報告顯示，網友討論到方言時，提及最多的評價是“搞笑”。

方言被打上“搞笑”標簽，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的春晚小品。其中，東北話的代表是趙本山和宋丹丹，正是他們讓觀眾第一次感受到東北話的“魔性”；唐山話的代表是趙麗蓉，“宮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探戈就是趟啊趟著走”等經典臺詞令人印象深刻。

有文章指出，如果說小品中使用方言的目的在于貢獻趣味性和記憶點，那么導演們在影視劇中使用方言，則是為了展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狀態，并讓作品凸顯個人風格。《秋菊打官司》《尋槍》《劉老根》《武林外傳》《瘋狂的石頭》都是其中的代表。

（圖/《武林外傳》）

方言成為“鬼畜”素材乃至“方言梗”，則是進入短視頻時代之后。2018年，一條混剪趙本山春晚經典臺詞的鬼畜視頻，在B站獲得8000萬次播放量；同年，自媒體博主“多余和毛毛姐”用貴州畢節方言夾雜著不標準的普通話說出“好嗨喲，感覺人生已經到達了高潮……”，在抖音播放量破億次。

還有方言rap、方言脫口秀，等等，讓重慶話、貴州話、廣西話、河南話等接連成為爆款方言。粵語和上海話依然強勢——前者有《聲生不息·港樂季》《聲生不息·大灣區季》，后者有《愛情神話》和《繁花》；川渝方言也表現亮眼——“勒是霧都”成為重慶的非官方宣傳語，“謝帝謝帝，我要diss你”則成就了“成都迪士尼”這一大眾狂歡。

（圖/《愛情神話》）

方言寫作也接續了林斤瀾、汪曾祺等前輩作家開創的風格。作家王躍文是湖南溆浦人，在創作以故鄉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家山》時，他自然而然地采用方言進行寫作：“我的鄉親不會說‘圓瞪雙眼’，只會說‘一雙眼睛籮筐大’；我的鄉親也不會說‘請你三思’，只會說‘你塞高枕頭想清楚’；我的鄉親更不會說‘你要好好調查研究’，只會說‘打發你四兩棉花紡一紡（訪一訪）’。”

在王躍文看來，普通話的特點是從簡、從俗、從一，方言則生動、鮮活、形象，記錄下來就是文學語言。

云南麗江古城內的東巴文字文化墻。（圖/視覺中國）

汪曾祺說過：“作家要對語言有特殊的興趣，對各地方言都有興趣，能感受、欣賞方言之美，方言的妙處。”他認為，上海話不是最有表現力的方言，但是有些上海話是不能代替的，比如“辣辣兩記耳光！”，只有用上海話讀出來才有勁。他曾在報紙上讀到一篇文章，說有遠洋輪上的兩個水手想念上海，想念上海的泡飯，說回上海首先要“殺殺搏搏吃兩碗泡飯！”。他評價道：“殺殺搏搏”說得真是過癮。

汪曾祺創作于1983年的短篇小說《星期天》，故事背景設置于1940年代末的上海，因此采用了不少上海話詞語如“適意”（舒服）、“晏一歇”（晚一點）等。學者郜元寶認為，《星期天》中上海話運用得最妙的一處，是結尾的“難講的”，理由是：這個詞意味深長，幾乎只有上海人才能體會其中的奧妙——這讓人不由得聯想到《繁花》中的“不響”。

只要愿意講，

你就是方言的保護者

“普通話就是讓我們走得更遠、走得更寬，但方言是讓你不要忘記你是從哪里走出的第一步。”這句話出自主持人汪涵。

2002年，汪涵與搭檔馬可聯手主持的脫口秀節目《越策越開心》開播即爆。“策”是長沙話，指閑侃、神聊，大量運用方言正是這檔節目的特色。這也成為汪涵日后進行方言保護工作的源頭。2015年，汪涵擔任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顧問，并發起在湖南省境內進行方言調查與保護的“響應”計劃。

汪涵提出了“精準語保”的理念，即語言保護工作針對不同年齡層人群有不同的方向：針對老年人，是將他們記得的方言留存、記錄下來；針對年輕人，則是培養他們對方言的興趣，使他們能夠運用方言。

一位老人背著孩子。這條背帶是包裹幾代人成長的紐帶，象征著生命和在地文化的傳承。（圖/陳亮）

在他看來，“方言是一種‘我說，你懂，他不明白’，被時間浸潤出來、屬于當地人的情話”。他希望通過強調方言是一種很有個性、不一樣的東西，吸引年輕人的關注。

在參與方言收集時，汪涵常常有一種緊迫感。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過一個例子：一個90多歲的老者跟他說：“孩子你趕緊來錄，我脫了鞋子睡覺，不見得第二天早上能穿鞋子起床。”因此，他有了這樣的看法：“保存的最好方式就是用。每個人都是語言的一個很活的載體，你只要愿意講方言，你就是一個方言的保護者。”

有很多人像汪涵那樣，有志于留住方言的印記。他們想留住的，不僅僅是一份語言資源，更是一種文化傳統、一種如學者段義孚所說的“戀地情結”。

每年的2月21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議的國際母語日，其宗旨在于促進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實現多語種化。

我們都不想留給后代一個沒有方言的未來，那樣的未來未免太無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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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譚山山

編輯丨詹騰宇

677期雜志《方言里的故鄉》已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