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理解這片溫柔的月色如何包容了那些暴烈與侵犯。

配圖 | 《末路狂花》劇照

跨越半個地球，我從溫妮身上看到特定文化中的女性群像，也看到我自己。這是一種很奇異的力量與共情：即使穿越過再龐雜的歷史、再綿延的大地，經歷過再多的話語變遷，總有個聲音在告訴我們——無論你是否抗拒——你不僅是作為一個人，更是作為一個女人，在活著。

我以為綠色只代表生命和希望。來了非洲以后我方發覺，綠，原來也可以是殖民的顏色。

幾年前我在肯尼亞實施為期五個月的研究項目，以性別與土地資源為課題。作為一次短期田野調查，日常不外是對當地居民的觀察、走訪，及與政府或相關機構進行不定期交流。我住在某村落的寄宿家庭里，離內羅畢約四十公里。由于交通和網絡都極其不便，我工作之余做得最多的便是去家附近的茶園散步。

我是在茶園遇到溫妮的。

此時正值南半球夏季，赤裸的太陽下，大片大片的茶葉綠得明晃晃，偶爾來一股熱風，無邊無際都在舞動：這是英國人的茶葉公司。肯尼亞已獨立半世紀有余，英國的影子仍鋪天蓋地：英國移民，英國人的生意，他們的飲茶文化；教育，交通，行政區劃，一派的英式。

茶園被分割得整齊而緊湊。本地黑人們頭也不抬地穿梭在一個個綠色方塊間，邊走邊掐著茶葉往背上的筐里送。如畫的藍天白云之下，大家都十分靜默，大概是熱與累的緣故。

這個下午，他們已在做收工的準備。我在這里初次見到了溫妮。她一頭短卷發用一條黑色方巾系住，貼身穿件綠色短袖，胸口被汗水浸濕，起起伏伏。

這樣干練又帶點稚氣，我便留意她。茶葉筐已經滿了，她仍彎腰采著。見太陽實在是毒辣，我走到她跟前問：“需要幫助嗎？”

周圍人見到個外來客貿然闖入，都笑嘻嘻盯著我看。溫妮先是瞪大了眼，然后害羞地咯咯笑起來：“你抬不動的。”

我伸過手，才發現毫無重量的一片片葉子，積攢成堆之后，竟壓得人喘不過氣，于是問她：“你每天都做這個嗎？”她還是咯咯笑：“當然能做就做，這是工作嘛！”

我見她黑色的肌膚亮閃閃，雙眸極晶瑩，儼然還是少女，體態又帶點母性的豐腴，便問她年紀；答曰二十歲。又知道了她家和我的住處離得很近，于是當日幫她收拾完畢，和她結伴回家，邊走邊聊。

溫妮的英語比大部分村民都要好。肯尼亞的官方語言是英語與斯瓦西里語，未受過教育者大多只會后者。這樣我以為她起碼念完了中學，但事實又并非如此。

“我12歲就結婚了，婚后我立即生了第一個孩子。跟著是第二個、第三個。”她平淡而溫和地微笑著：“不知道生孩子是什么，就生了。很疼。”也不忍心問她是指作為母親的疼，還是作為少女的疼。

她的丈夫沒有工作，日日游蕩且不常著家，三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很自然落在她的肩上。采茶葉并非她的正式工作；鄉間年輕女孩，干活以日為單位，今日為這家公司采茶葉，明日為那個家庭洗衣服，聊以維生。

沒聊多久，溫妮就要到家了。為保持聯系，我與她互換了手機號碼。她的手機是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的老式小磚頭機，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古早”，令我想起小時候我母親第一臺手機，只是更破舊些，九鍵被磨損得徹底看不見字母，黑白屏不停閃爍。

她興致很高，我們約好第二天再見面。但次日我在內羅畢城內工作抽不開身，于是給她發了短信說下次再約。可當晚我聽鄰居說，“今天有個女孩在你家大門外等了你一下午”——我這才知道溫妮那部磚頭機通常不是壞了就是沒有余額，短信幾乎是看不到的。從此，每天下班回家前，我都會繞道去她家看一看。

一來二去，隨著我們交往的逐漸密切，她開始叫我“姐姐”。我從溫妮的故事中一點點拾起她生命的零碎，開始拼湊起她的各個角色。

受英國影響，肯尼亞居民多信基督教，每周日寄宿家庭都會帶我去教堂做禮拜。村民的禮拜，大多是唱歌跳舞，或是主教用我聽不懂的語言高聲做幾小時的禱告。這天下午，我從教堂出來，昏昏欲睡，和溫妮一起走回家。下過雨的泥濘地，我穿著球鞋不停打滑，她穿著拖鞋，卻穩當得不得了，于是一路緊緊地拉著我，生怕我跌倒。

她說：“我沒有什么可以說話的人。”

我問：“你的家人呢？”

這樣我便了解到溫妮的身世。

她來自內羅畢一個條件尚優的家庭，從小生長于內羅畢的富人區“Karen”——聚集了歐美白人、肯尼亞本地有錢人的地方——她的英語也是自幼習得。

溫妮對她作為女兒的那段日子并沒有太多記憶。女兒的角色，消失在她母親的死亡里。一夫多妻制下，她的父親有兩個妻子，溫妮的母親是為“正室”：

“另一個妻子一直很受寵……為了鞏固地位，她給我的母親下了毒。從此我便被趕出內羅畢的家門，父親沒有過問，我和母親的姐妹也斷了聯系。我撿過垃圾，吃過橘子皮、香蕉皮，也吃過別人吐出來的甘蔗渣，總是在生病。”

溫妮繼續說，“一開始我每天邊想母親邊哭，想著如果她還在，我現在應該在哪？后來哭得少了，夢見母親也少了。就這樣一天一天過。”

那年她八歲。

十二歲那年，溫妮有了另一個角色：妻子。

從教堂回家的路相當長，要經過另一個小村落、一片樹林、一片茶園，然后才到我們的村子。林子里的樹高而多，我擔心迷路，每次都是繞著外面走。來非洲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住的地方附近會有這么茂密的樹林。就像我想象中的非洲是干涸的、棕黃色的，但其實這里卻有那么多綠油油的茶園。

走過樹林的時候，溫妮開始聊她的第一任丈夫。

十二歲的某天夜晚，她在這片樹林里第一次見到那個男人——一個陌生的侵犯者。他比溫妮大許多許多，侵犯過后帶溫妮回了家，即是娶了她。

十二歲。作為一個外來者，我的常識告訴我那當然是徹底錯誤而暴戾的、違反法律與道德的，然而溫妮的的確確是在那之后才結束了撿垃圾流浪的日子。如果是我，我怎么辦？

“他向我道歉……并且一直對我很好。他一直照顧我。他告訴我，他愛我。”溫妮微笑起來，豆蔻少女一樣，帶點羞澀，又帶點不可置信的困惑。

“我以為生活可以好起來。至少他給了我住所，我不再整天撿垃圾了。直到有一天，一只黑貓走到我們屋前坐了許久，趕也趕不走。我們這里人都說，黑貓是女巫派來的，是帶著詛咒的。”

我只凝神聽著，畢竟黑貓的詛咒這種事我只在西洋童話里讀過。

“那時我們結婚還沒多久。后來他突然就病了，沒過幾周就病死了。這一定是黑貓的詛咒奏了效。之后，經人介紹，我又很快嫁給了現在的丈夫。”

描述這一切的時候，溫妮是那么平淡而和氣，好像她在敘述另一個人的故事，輕松、有趣、甚至有些獵奇的，與她毫不相干的。

此時我們快走到溫妮家了，溫妮提議：“姐姐，下次我們到你沒去過的地方散步吧。”

“好，我們去玫瑰農場。”玫瑰農場是英國人在這個村子附近建的一所花園，在當地很是有名，培育出的各色玫瑰嬌艷欲滴，被賣到內羅畢的富人區，或是歐洲。

“我還想帶你去那片樹林，里面非常漂亮的。”

“那是你遇見你第一個丈夫的地方吧？”

“是的。”

“那就算了。我不想讓你面對難過的回憶。”

“我不難過的，那件事對我，沒有什么影響的呀！”

溫妮依然那樣笑得平淡而和氣，她簡直是我見過最愛笑的人了。沒有影響當然是最好的，可我這無知多事的外來者，仍想從她的笑意中搖晃出無數個為什么。這種落差令我對自己不齒——所謂現代社會來的拯救者可不就是如此，對落魄者的情緒有種居高臨下的期待。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我和過去的大英帝國沒有本質的區別。

但作為同性，我實在希望看見溫妮的情緒。我想情緒是一種覺醒，是一切的開始：表達立場，反抗，重生。我沒注意看路，一腳踏進只水坑，濺起滿鞋的泥濘，像臟了的血點。我開始懷疑：憤怒，到底是一種本能的情緒，還是被社會常識教育后的結果？如果從沒有人來告訴我們道德、法律、性，那女人在受侵犯的時候，究竟會不會有憤怒？或者其實只是，驚慌失措地疼痛著？

在肯尼亞待了兩個多月，雨季來得更加徹底。熱辣辣的茶園被洗刷成深綠，暴雨雷鳴中靜得帶點神性。

幾場傾盆大雨后，氣溫很快降了下來。晚飯前，我撐著傘去溫妮家找她。山地的雨猛且急，短短幾步路間，鞋褲也濕盡了。

這天我在溫妮家第一次見到了她的丈夫。他是本地村民，瘦瘦的，不會英語，邊緊張地笑邊倒茶遞給我。就像這里其他無數不做家事也不工作的年輕男人一樣，他們并沒有什么不同，正常而普通。

我準備了一堆話要對溫妮說，一時竟無語凝噎，只得抱歉地問她：“能讓他先出去一下嗎？”她丈夫也很客氣，聽了溫妮的話，轉身便出了門。

我立刻拉住溫妮：“溫妮，你想去內羅畢嗎？我們可以去找你父親——坐一臺Matatu（當地的公共交通工具，擁擠逼仄的面包車），兩個小時就到市中心了！”

溫妮的眼睛亮起來，又帶點怯意：“真的嗎？”

我更加來勁，拿出手機給她看照片：“我們去喝葡萄酒，吃日本菜，這家店就在Karen……我陪你去見你爸爸，見你的繼母。我和你一起，不用怕。”我十分明白溫妮連面包也沒有，但我沒有時間，我也太急了，想直接給她一塊蛋糕。一塊無力魯莽的、授人以“魚”的奉獻。

意識到自己語氣里的無知與潛意識中那份“先進社會”的自大，我幾乎羞慚得面紅心跳。而其實我只是想和她去內羅畢城，見她的父親，經歷她未曾有機會經歷的。

這時溫妮看到我相冊里一張聚會的照片，“姐姐，你喜歡跳舞嗎？”

我仔細一看相片，是去年冬天我與朋友們在布魯塞爾聚會，流光溢彩下大家都笑意盈盈——也不過是半年前的事，我卻感覺隔了半生。太遠了。

我想回答，但被濃重的煤氣味給堵了回去。我進門前溫妮在準備晚飯，一個破舊的煤氣爐她用了多年，這會兒爐上的鍋熱了，狹窄的小屋內滿是煤氣的味道。

我對溫妮提過多次，即使不為自己，單為了孩子，用煤氣的時候也一定要把門打開通風，可她還是沒有記牢——其實即使開了門、開了那扇報紙糊的小天窗，濃烈的煤氣味也無法消散，但總少了點心理上的窒息。

煤氣味在我相冊里的燈紅酒綠周圍彌漫開來。“也不算跳舞，就是普通的聚會。你喜歡跳舞嗎？”

“喜歡！我特別喜歡唱歌跳舞。”

這是我第一次聽溫妮提到她喜歡的事。我興奮起來，“你想跳舞的話，我就帶你去，跳一整夜都行。”

溫妮又笑了，“不可能，跳一整夜更不可能。我丈夫肯定會生氣。”

“生氣了會怎么樣，他會打你嗎？”

“我的耳朵就是被他打壞的。”她又加了一句，“但他已經很久沒有打我了。”

“他上一次打你是什么時候？”

“半年前。”

我在布魯塞爾和朋友們歡度時光的時候，溫妮在挨打。“你不反抗，不生氣嗎？”

“生氣沒有用，他只會變本加厲。你知道，在這里——男人打女人，本來就是家事。”

沒有人尊重她的悲傷與憤怒，久而久之，她也就不再悲傷，或憤怒。

到了某些地步，連情緒都是奢侈。

而我能做什么？我去罵他，扇他耳光，上法院告他，替溫妮出氣？他是這么正常而普通，這份正常和普通令我覺得極其無力。我軟弱地逃開了這個話題，“并不非要過夜……選一個白天，我們早上一起去，下午就回來。”

“我要照顧孩子，太難抽身了……”

溫妮年輕的面龐有時會令我忘記，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

這天我的腰很疼。溫妮給我遞靠墊，一直關照我。二十歲的她有無比的細心和耐心，是真正做母親后才會有的那種細心和耐心。我笑：“不要緊，可能是要來月經了。”

溫妮說了句什么。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一向喜歡雨，暴雨總叫我想起海洋、草原，所有鮮活的意象，激動喜悅的心情；但我從未意識到雨水可以這樣吵。

溫妮坐在我身邊，我聽不見她的聲音，耳邊只有嘩嘩聲。我覺得這座屋子似乎隨時會被雨水壓垮。

我湊近問：“什么？”

“月經——是每個月流血的。是嗎？我從來都沒有。”

雨落得密不透風，連喘息的空間也不給我了。“從來沒有過？”可她有三個孩子。

“生第一個女兒的時候，我年紀太小，流了好多好多的血……我以為我會死。后來又有了第二個、第三個。有時候我想，我是不是有問題？又猜，身體里面的血，在生產的時候就全都流光了。”

屋里唯一的吊燈絲毫不起作用，昏暗暗令人窒息。外面開始打雷，轟隆隆，我的腰更加疼，只說：“還是去醫院檢查一下比較好。”半晌又加上，“月經的疼……也是很難受的。所以沒有說不定還是好事。”

我發覺在這里，自然而然地，我開始十足意識到自己作為女性的身份。這和在日本時，在意妝容打扮的“女性身份”是不同的：那一種，日語叫“愛嬌”，是摻雜了取悅與柔情的“女”。是一種——現代的父權社會下——甚至有人相信，女性可以用性別來討便宜的那種“女”。

而溫妮在這里的女性身份，可以是最最本能的，動物性的，是欺凌與被欺凌；是直面獸性、弱肉強食，是夜里的叢林一般的危機感。在歐洲的婦解分子討論投票與產假的時候，數千公里外，濃綠的森林中，女性，被縮解為最原始的形態。

很奇怪，之前溫妮告訴我她母親的死亡，她的新婚，她的生兒育女，但都不如“沒有月經”這件不算稀奇的事給我的沖擊之大。這令我疑惑而汗顏，似乎我是一個性別戰士，在甩著鞭子質問她：你是女人，你是女人你怎么可以不每個月都流血？

我想這是因為我以為月經是極少數的、我和溫妮會共同體驗到的一件事。但這層連結也沒了，我成了一個徹底的旁觀者。雨依然在持續不斷地下著，我縮在單薄的外套里瑟瑟發抖，我以前不知道，赤道上的國家也可以這么冷。我不知道的事情這樣多。

而溫妮早早就穿上了一件在這里幾乎沒有必要的、厚厚的棉襖，她一直告訴我她是怕冷。我以為只是因為早晚溫差的緣故，現在想來，她的身體，實在是很弱的。

當日，寄宿家庭中的母牛死掉了。我目睹她被幾個男人拖走：胃和脖子都被切開，腦袋似斷非斷地掛著，眼睛是睜開的。這雨想是不會停的了，大顆大顆砸上母牛的尸體，混著血水落在泥濘地上，好不壯麗。

在肯尼亞的時間過得非常慢，一日復一日，轉眼又是一兩個月。我們最終還是去了那片樹林，因為我要回歐洲了。

溫妮打扮得很漂亮，穿了條黃色的連衣裙，健康而明亮。走在樹林里，我們聊東聊西，幾乎要把一生的話都說完了。溫妮很是難過，捧著那只破手機：“我能給你發短信嗎？”

“回了歐洲以后，我就不會再用肯尼亞的號碼了。你能上網嗎？”

溫妮答不可以。我頓一下，還是說，“我把電子郵箱給你。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用網絡，隨時都可以聯系我。你也可以給我寄信。”

“姐姐，你走了，我又會天天想你了。我的手機里本來就只有你一個人的名字。”她給我看她的通訊錄。

我也很難過。“離開之前，我想和你去內羅畢，我帶你看場電影，好嗎？”

她的眼睛又亮起來：“你喜歡肥皂劇嗎？”

我笑了，覺得有點驚訝：“你喜歡肥皂劇？”我上次見這個詞好像還是在小學的英語課本里。

“對，我在廣播里也常聽。”

我笑：“很浪漫，是吧？”她也笑，我們倆就這樣開始大笑起來。

我接著問：“你覺得你愛過誰嗎？”——我不敢相信自己問出這么陽春白雪而又不經過大腦的問題。溫妮卻思索得格外認真，眉頭緊鎖，像是想從記憶里挖掘出一切與愛有關的碎片。“我不知道愛。十二歲，在樹林里，他告訴我，他愛我……結婚以后，我不敢接觸別的男人。我十二歲就跟著他，之后是現在的丈夫，我不知道是不是愛。”

“沒有想見一個人，想起一個人的時候，心中像有蝴蝶在飛？”

二十歲的溫妮仰著臉想了很久，很遺憾地說：“沒有。”

此時正值五月，肯尼亞的雨季尚未結束，但這天卻是難得的晴天。陽光投向成群高大的樹木，從葉與葉間層層疊疊的縫隙中傾灑到地面上，布下一片輝煌的綠意。我沒有見過樹林在夜里的樣子，但我也可以想象月色是怎樣溫柔地穿透過那些樹葉，融化在地上。

我無法理解這片溫柔的月色如何包容了那些暴烈與侵犯。

我從內到外都想帶給溫妮新的世界，想帶她去這去那，想帶她體會愛，可我能做的卻是這么少。

最終我連電影院也沒有帶她去，因為我的計劃有變，提前離開肯尼亞。

離開那天，車在村口接我。溫妮哭得不能自已，身后的小女兒不知發生了什么，看見母親這副樣子，也是跟著大哭起來。旁人微笑，是笑我倆姐妹情深吧，——偏偏此時溫妮又抽泣著喊“姐姐”。我伸手給她整理外衣帽子，今天天氣回暖，她卻也還是穿著那件厚棉襖，好似一個被季節隔絕出去的人。

我說：“記得去醫院檢查。”又叮囑，“煮飯燒水的時候，再冷也要把門窗大開才行。那氣體有毒的——即使為了孩子，也要牢記。知道了沒有？”溫妮只是抽泣著點頭，也不知她聽進去幾分。

我嘆氣，緊緊抱她一下，“我走了，溫妮，拜托你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我們會再見的。”

她急急問：“幾時？”我說不上來，“明年……可能。”

溫妮掏出她摔得快不成形的手機，“是不是給你發短信，你也收不到了？”我告訴過她，我離開以后，就不會再用肯尼亞的號碼了。

我的心揪起來。我想帶她看電影，想帶她跳舞，吃日本菜。我想帶她去看看醫生，想和她一起去找她父親，去見她的繼母——溫妮原諒了他們，我沒有。我心中有那么多悲傷又無用的質問，它們鋪天蓋地死死堵在胸腔，幾乎刺痛了。

“我會每天禱告，上帝是聽著我的，”她話音未落又掉了眼淚，“不要忘了我。姐姐……”她的哽咽是這么細，這么弱弱的，卻似粗暴的手扯著我的思緒。我只使勁點頭，鼻子一陣酸楚，便把一直戴著的一支水晶項鏈取下來給了她——作用也不明，給了便是了。擔心別人面前流淚，我揮揮手，轉身便上車了。

兩件行李塞在后備箱，我的旅程告一段落。十小時的飛行，回到井井有條的歐洲——實在也是很簡單的事。溫妮呢，她需要把人生打包進幾只箱子才能離開這里呢？

車窗外，村民稀稀拉拉地招著手，隨即男人們又回到田埂上去坐著，女人們又去地里工作了。窗外的風景開始流動，溫妮和她的小女兒們很快就消失了，我的眼前只剩樹林，還有大片大片的茶園。晴朗朗的藍天下，明晃晃的綠色倒退著倒退著，滿是生機與希望。

尾聲

在肯尼亞，童婚、性暴力依然普遍，且墮胎基本被視為非法；在2014年正式通過的《婚姻法》里，一夫多妻制被明確承認為合法婚姻形式。從旱季到雨季，我在肯尼亞深入接觸了70余名背景各異的當地女性，發覺她們的訴求驚人地相似——從聯合國官員到貧民窟的艾滋病患者，在大部分權利都沒有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她們的呼聲里沒有“女權”等現代標簽，只有最簡單、最基本的：一些土地，一些自由，和一些握在手中的命運。

而我與溫妮的邂逅極其偶然：她年輕得尚未社會化，沒有加入任何團體，她的出身也令她更加邊緣化——倘若不是那次茶園的散步，我永遠都不會知道她的存在。我聽過一些這類邊緣女性的故事，有些加入當地女性組織，自立門戶，也有一些在貧病交迫里消失。我無法預見溫妮的未來，只希望灰燼能成為她的養分，大火燒盡，春風吹過，又是一片鮮綠。

編輯 | Terra 實習 | 思宇

孫槍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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