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這里留下了太多平時不會講出口的話，肉麻的、酸楚的、直白的，平時或是因為溝通機會少，或是礙于面子，沒能得到當面表達的機會。

文丨新京報記者彭沖左琳

編輯丨楊海

校對丨李立軍

人們對遺產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有人留給伴侶和子女，有人留給孫子，有人留給素未謀面的網友，甚至是一群陌生的孩子。

借一份薄薄的遺囑，人們表達了對親人最深的惦念，或者留下最徹底的隔閡。

據中華遺囑庫統計，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華遺囑庫已提供遺囑咨詢478850人次，登記保管311868份遺囑。

絕大部分遺囑來自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但不可忽視的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開始提前作出規劃。一場突發的疾病，身邊人的一次意外，繼承父母遺產過程中遇到的麻煩，都可能成為促使他們訂立遺囑的契機。

寫進遺囑的，除了那些常見的財富成果——房子、車子和存款，還有支付寶賬號、書籍和有百萬粉絲的社交媒體賬號。人們把自己在這個世界留下的零散痕跡一一列明，理好去向，作為一種囑托，希望自己的“牽掛”能更好地生活下去。

中華遺囑庫 受訪者供圖

財產留給朋友、網友或者動物

39歲的董英想把遺產留給自己的貓。

那是一只撿回來的流浪貓，黑色，有點發灰，毛發不算好看，來到家已經有8年。2022年，母親患癌去世后，這只貓和陪了自己20年的那只烏龜算是董英唯一的牽掛。

她未婚未育，在北京一家醫療器械公司工作，薪資不錯。成長過程中，她吃了不少苦，父親有過家暴史，對她照顧也少。小時候，董英身體不好，每次生病，都是母親帶她去醫院。3歲的時候，她發高燒進了ICU，父親在外讀書，沒回家。董英饞橘子水，母親只能把她自己扔在醫院。買完飲料回來，被醫生一通批評，“但那個時候真的沒有別人（來照顧我）。”董英說。

董英5歲前，父親一直在讀大學，倆人很少見面，“我和父親說過的話可能還沒有我這幾年和公司保潔阿姨說的多。”

10歲那年，父母分開，董英跟著母親生活，和父親多年沒聯系，直到母親被確診癌癥。董英慌張地向父親求助，但對方也沒幫忙。最無助的時間都是一位好朋友陪她度過的，包括后來母親火化，董英抱著骨灰盒準備回老家，也是那位朋友送她上了車。

母親的離世給她帶來了不小的打擊。由于在醫療行業工作，常看寫滿了病例生存率的醫學報告，所以之前很長一段時間，生死對董英來說就是一個數字。母親的離世，讓死亡成了一個具體的畫面，“不管你多么偉大或者渺小，不管你怎么掙扎，這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結局。”

“死亡來到我身上的時候，我的財產怎么辦？我的貓怎么辦？”董英意識到，自己的財產繼承是個問題。她不想把自己的錢留給家里的親戚，他們和自己都比較疏遠，她只想把自己在世界上的唯一的牽掛安置好。

市民來中華遺囑庫咨詢 受訪者供圖

過程波瀾不驚。董英選了一個平常的工作日，沒有特意裝扮，來到中華遺囑庫，把自己的房子、股票和存款一一列明，安排好去處：50萬元存款給那位陪伴自己度過晦暗時期的朋友，拜托她幫忙照顧自己的貓和烏龜；30萬元留給了父親。剩下的，她決定全部捐給希望工程。

“教育是把人拖出泥潭的唯一路徑。”出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董英深知讀書的重要性，她想讓更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受教育，在未來有能力獨立養育自己。

越來越多像董英一樣的年輕人開始立遺囑。根據《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23年度）》，近十一年，立遺囑人群平均年齡從77.43歲下降至67.82歲，中青年人群的遺囑保管數量近七年間增長了六十余倍，未婚不婚者的遺囑保管數量2017年至2022年間增長了13倍。

中華遺囑庫工作人員崔文姬也注意到了明顯的變化。六七年前，她剛入行時，來咨詢的幾乎全是老人，“年輕人很少，一年可能超不過10個。”如今，90后甚至00后都開始立遺囑。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已有2461位90后在中華遺囑庫立下遺囑，“還有一家三口一起來的。聊起來的時候，也不像以前一樣完全不了解（怎么立遺囑），很多人都在網上查過。”

年輕人立遺囑的契機五花八門。有時是體檢報告里一個異常的指標，有時是恰逢另一半生日、想要送上一份特殊的禮物，還有可能是繼承父母遺產時發現沒有遺囑導致程序復雜，甚至只是想體驗一下和世界說再見的感覺。新京報曾就“為什么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立遺囑”在微博上發起投票，有超過半數的人選擇“怕意外發生時，來不及跟世界體面告別”。

他們的財產也五花八門。2023年初，一位有百萬粉絲的90后B站博主來到中華遺囑庫訂立遺囑，決定去世后將自己名下價值300萬元的虛擬資產留給父母，并將自己的B站賬號留給好友運營。

家人已不是年輕人遺產的全部去處，有人留給初戀，有人留給未婚妻。一位22歲的男性室內設計師把存款和老家保存的幾千本書都留給了一位網友，“在我心情低落的時候，這位朋友給過我極大的鼓勵。”青海西寧一位35歲的未婚女子把部分財產捐給了當地的野生動物園，她本身就喜歡動物，“我覺得西寧野生動物園救助高原動物很有意義，我也希望盡自己的一份力。”

中華遺囑庫登記場景 受訪者供圖

今年30歲的崔文姬也給自己立了遺囑。那是6年前，她第一次在地鐵上低血糖，渾身冒冷汗，眩暈，呼吸也困難，總覺得自己和身邊的人都飄在半空。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她喝了水、吃了糖，慢慢緩過來。當時，崔文姬的作息也不規律，“猝死”也是新聞報道里常出現的詞，她心里有些害怕，決定提前做好安排，“既然自己也是做這個工作的，就當體驗了。”

那次，同事坐在她此前的位置，她坐在了之前市民坐的位置上。因為對整套流程很熟悉，崔文姬毫不緊張，“感覺像在演戲一樣。”

直到需要簡述遺囑內容的環節，她一個字一個字把遺囑讀出來，再拿到一張薄薄的遺囑證，才有了真實感。

一輩子的親情、糾葛、希冀，還有擔憂

或許對大多數年輕人來說，死亡都不算迫近。但老年人不一樣。

每次接待完老人，中華遺囑庫工作人員劉千都會祝對方活到百歲，老人很感激，但幾乎都搖搖頭：明天怎樣我還不知道呢。

死亡的確會隨時來臨。63歲的陳聞本和丈夫約好，在2024年5月27日下午前往公證處，把房子公證給女兒。但當天早上，丈夫突發心臟病去世。

陳聞有些后悔，“我覺得（立遺囑的想法）還是和他提晚了。”其實，她很早就有立遺囑的計劃，“女兒結婚了，我們也老了，想方便女兒繼承財產。”在和朋友聊天的過程中，陳聞發現很多比自己年紀小的人都準備好了遺囑。她和丈夫商量，但遭到了反對，“他覺得人還活著，不想搞這些。”

后來，丈夫確診肺癌，身體越來越差。一開始，陳聞還是不敢提，怕對方“有想法”。等到終于開了口，丈夫也點了頭，意外卻突然讓人措手不及。

崔文姬見過太多這種情況。2019年以前，中華遺囑庫只在北京西交民巷開設了一處登記中心，老人們在這里排起長隊，常常是預約的時候身體還不錯，等過了近一年、真正開始登記辦理的時候，老人已經不在了。“大家還是對遺囑這個事情有一點忌諱，讓他身體好的時候做，他覺得不吉利，就等身體查出毛病了再做，但那個時候聽說讀寫能力就比較差了，健康情況的變化是很快的，得趕緊辦。”崔文姬說。

不少老人在立遺囑時顯得有些緊張。為了確保老人訂立遺囑時認知狀態良好，中華遺囑庫設置了精神評估環節，包括算數和記憶力相關題目，“很多人緊張，說‘沒上過幾年學，還要考試’。”立遺囑全程都要錄像，不能暫停、剪輯、拼接，“有的老人（念遺囑的時候）一緊張就卡殼，要重復錄好幾遍。簽字的時候，突然一緊張就說‘年紀大了老是糊里糊涂的’，這也會造成歧義，要重新錄。”

市民登記場景模擬 受訪者供圖

薄薄的一張遺囑凝結著老人這一輩子的親情、糾葛、希冀，還有擔憂。據統計，多數老人選擇將遺產留給配偶和子女。“很多老人滿眼都是孩子，根本不會想自己的吃穿問題，都是想著未來要少給子女添麻煩。”劉千常和老人聊聊他們年輕時的生活、和家人的關系，老人常常說著說著就掉了眼淚。

也有老人在這里袒露了絕望和決絕。曾有一位衣兜里揣著房產證的老人告訴工作人員，“我來立遺囑是為了維護自己應有的尊嚴。”他的兒子常年失業在家，動不動向他要錢，不高興時還毆打老人。

后來，兒子將老人趕出家門，在家里到處找老人的房產證，想變賣家產。無奈之下，老人決定立下遺囑，作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最后手段。還有北京郊區的一位老人，選擇把存款和房產都留給大兒媳，其他子女一份不給——她的老伴因病去世，大兒子也早逝，在老人確診癌癥住院做手術期間，大兒媳悉心照料，其他子女卻不聞不問。

張柳和老伴把房產、存款留給了16歲孫子——孫子患有自閉癥，兩人想盡力給他的未來增加一點保障。

孫子3歲時被診斷為自閉癥后，孩子父親辭去了工作，專心帶他看病。三年過后，積蓄耗光，差點房子也要賣掉，仍看不見治愈的希望。人的心力也被耗沒了，夫妻倆離了婚，孩子判給了母親。

張柳放心不下。孫子剛出生幾天，她就開始照顧。她決定，幫前兒媳一起繼續照料孫子，但這遭到了兒子的強烈反對，“他覺得我們身體也不好，孩子也判給了他前妻，我們干嗎還要摻和。”有了隔閡，兒子和兩位老人也漸漸少了聯系。

這幾年，孩子周一到周五都跟著母親，每天去培訓機構上課，學習穿衣服、洗澡、和人溝通。到了周末，張柳就把孫子接回自己家，陪他出去逛公園、博物館。

孫子雖不善于溝通和長篇大論，但很擅長表達愛意，常摟著張柳說：“奶奶我很喜歡你。”如今他身高已有一米八，有時候張柳抱怨他在前面走得太快，自己跟不上，男孩會轉頭回來，拉起奶奶的手。

張柳總希望能多看到孫子的一些進步和成長，但她和老伴都已經75歲，意外隨時可能發生。如果兩人去世，孩子的母親也老了，獨自生活的孩子就只能進托管機構，需要生活費，“我盡量留點錢給他，希望他將來去托管機構不要受太多罪。”

立遺囑時，在最后的幸福留言環節，張柳表達了自己的期望：希望孫子健康長大，聽母親的話，多學些東西，也希望自己能再多陪他幾年。

肉麻的、酸楚的，平日講不出口的話

幸福留言、情感錄像等是中華遺囑庫推出的情感服務。遺囑負責用“法言法語”明確財產歸屬，這些文字和影像負責用真情實感的表達，來傳遞遺囑人對家人的關愛。

中華遺囑庫工作人員為市民介紹幸福留言服務 受訪者供圖

根據數據分析，近90%的幸福留言和子女有關，超過3%與孫輩有關，超過6%與配偶有關，與摯友、同學、同事有關的占1.07%。此外，超過80%的幸福留言內容是對后人寄予期望與祝福。

崔文姬發現，女性遺囑人往往更感性，也更愿意表達感情，甚至說著說著開始流淚。而男性長輩則相對含蓄。有的老人會給家人唱一首歌，甚至唱一曲家人最愛聽的戲。還有的老人會為了立遺囑特意精心打扮一番，做個美甲，戴上耳釘和珍珠項鏈，在鏡頭前留下莊重的影像。

崔文姬對一對做中醫事業的老夫妻印象很深。兩人打拼一生，財產不少，子女的生活和工作也很順利，老兩口決定把財產互相留給對方，不給孩子，兩人都去世后，就把財產回饋社會。那位女性長輩在情感錄像里叮囑子女，“沒有什么財產留給你們，留給你們的，只有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精神財富。我們只希望將財產回饋社會，為國家的中醫事業做一些貢獻。”

85歲的金麗留下了類似的留言。她曾做過中小學和大學老師，如今還在寫東西、做講座，唯一的兒子已經定居國外，子孫的生活都不錯。

對金麗來說，財產的繼承沒有太多需要考慮的問題，“我只有一個兒子，過得也很好。我不是有多少財產要給兒子、孫子，我是想把我的精神、對人生的看法和感悟、我的努力傳給他們，想用一種書面或語音的方式把家風傳下去。”平日里，子孫工作都很忙，能坐下來好好交流的機會并不多，金麗想給他們一個了解自己的機會，“他們看到留言，知道曾有這么一位長輩，為了目標和理想放棄一切、勇往直前，就可以了。”

人們在這里留下了太多平時不會講出口的話，肉麻的、酸楚的、直白的，平時或是因為溝通機會少，或是礙于面子，沒能得到當面表達的機會。

中華遺囑庫工作人員協助市民填寫資料 受訪者供圖

崔文姬記得，有一位老人在留言卡上寫了大幾百字，又拿了幾張A4紙，滿篇地寫。她在字句里回憶了自己和愛人的生平：兩人育有一兒一女，當年知青下鄉，為了兒子的生活考慮，他們把兒子留在城市里的姥姥家，把女兒帶在了身邊。因為常年在兩地生活，父母和兒子的情感聯絡比較少，兒子不知道兩人的良苦用心，一直覺得父母偏心，慢慢地從不親近轉為敵對。父親去世的時候，兒子都沒有參加葬禮。“這位阿姨非常傷心，她和孩子很長時間都沒有聯系，也沒有合適的機會去說，就決定在留言卡中寫下來，讓兒子知道之前的經歷。”

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這樣平日難以啟齒的秘密，越來越多的人們選擇把它封存在這里。近幾年，訂立遺囑的人數每年都在增長。據《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23年度）》，2013年，我國訂立遺囑的人數僅為6804人，但2016年到2023年，每年訂立遺囑的人數平均在4萬人左右，2023年，這個數字突破了6萬。

如今，崔文姬每天都要接待幾十位咨詢者。有人來咨詢時會有些不好意思，說“我沒什么財產”，但在崔文姬看來，無論錢多錢少，只要想給家人保障、不希望以后生出無關的糾紛，最好就提前作出安排。這也是用來對抗無常和不確定性的一份底氣，“每次哪個地方不太平，或者身體上有點不舒服了，會突然想起我還有一份遺囑，就覺得也沒什么了，因為都安排好了。”

有些老人立完遺囑后仍然有些擔憂，“如果孩子對我不好了，我能不能改？”崔文姬總是寬慰對方：“遺囑的修改很正常。”她自己立遺囑的時候，還沒有談戀愛，財產理所應當地留給了身邊最親近的父母和妹妹。但等今后結婚或者有了孩子，重心可能要偏向自己的家庭，給孩子保留。再過幾十年，和愛人關系穩定后，可能也會給愛人做出保留，“一份遺囑只是在當下的人生階段做一個預先安排，它會隨著你的成長、家庭結構的變化而修改。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安排。”

遺囑宣讀 受訪者供圖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已達到2.9億人，占總人口的21.1%。預計到2033年，這部分人口將突破4億，占總人口四分之一。人口老齡化已成為今后較長一段時期我國的基本國情，訂立遺囑、防范糾紛的需求也將越來越大。“未來，遺囑也會像保險一樣更加普及，成為人生必須要做的幾件大事中的一件。”崔文姬說。

（除崔文姬、劉千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