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世紀的狄德羅到20世紀的希爾斯，書商們一直在哀嘆圖書業的衰落。書店的商業模式從未真正盈利，但卻以一種近乎宗教般的執著存在著。

《總有好書店》一書指出，書店的魅力在于它的“低效”。在這里，時間仿佛靜止，我們終于可以慢下來，可以漫無目的地瀏覽書架，為一本泛黃的舊書駐足，或為一個精妙的洞見欣喜若狂。這種“低效”不是對時間的浪費，而是對思想的尊重，也正是這種“低效”，讓書店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空間，為每個推門而入的陌生人搭建思想的腳手架。

本文摘選自《總有好書店》，經出版社授權推送。小標題為編者擬，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

01

為什么需要書店

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寫道：“我們很可能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書店是一種懸置于‘瀕臨死亡的舊社會’和‘竭力誕生的新社會’之間的機構。”但愿我們真如希爾斯所述，生活在一個書店能如此明確自身存在的時代中！

幾個世紀以來，我們書商一直在懷念那個更加文雅的時代，因為過去向嚴肅的普通讀者出售高質量的圖書是切實可行的。

然而，我們的懷舊之情很可能就像大多數懷舊之情一樣，是憑空虛構的，或者至少是似是而非的。

好書店從沒有在商業上有所建樹。我們從希爾斯1963年的文章《美國書店》中可以得知，運營好書店的種種困難早已是老生常談；但這一問題在現代變得愈發嚴峻。一旦我們無法打造一種新模式去發揮書店的優勢，那么這個“竭力誕生的新社會”就很有可能會將書店徹底拋在身后。

希爾斯是一位特別雄辯的社會實踐者，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圖書銷售狀況哀嘆不已。

1895年，新成立的書商聯盟的主席查爾斯·T.迪林厄姆（Charles T. Dillingham）在講話中提及“零售書商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其數量正在逐漸減少”，并指出“在大城市以外，他們已經所剩無幾”。

早在18世紀，丹尼斯·狄德羅和讓·勒朗·達朗貝爾（Jean le Rond d’Alembert）就在共同編著的《百科全書》中，于“圖書銷售”的條目中加入了這樣一句怨言：“圖書業每況愈下，圖書銷售不再盈利。”

我們不必再為這個時代的圖書銷售現狀嗟嘆了；但我真心認為，在為時已晚之前，明智之舉是設想一種圖書銷售的理想模式，即想象一種書店的美好未來―書店不僅能生存下去，而且能實現自身的最高愿景。

1994年，美國大約有7000家獨立書店；截至2019年，只剩下了2500家書店；而在這些少數幸存的書店中，專營圖書銷售的書店數量就更少了。這些事實都不是一種偶然。到了21世紀，讀者不再需要在書店里選購圖書了。此外，從零售的角度來看，僅靠圖書銷售的凈利潤已經難以支撐書店的商業運營。

既然如此，為什么還需要書店呢？假設書店的確不可或缺，我們又該如何打造一種新模式來支持書店實現自身的最高理想呢？

書店真是一個奇怪的存在。這個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書。2019年，市面上有2000多萬種的圖書可供選擇，還不包括當年出版的圖書。在寫作、出版、銷售和閱讀的各個環節，每一本書都需要專業人員傾注大量的心血。書籍在特定時間為如此寥寥的讀者而著，不同的讀者也會抱著各自不同的目的，閱讀各種類型的書籍。因此，其他行業的高效率在圖書行業是不可能實現的。

好書店的蓬勃興旺從不指望暢銷作品——或者希爾斯所說的“長篇大論的政治書籍”和“夸夸其談、蒼白無力的傳記”——而是成千上萬的單一“產品”（請原諒我的這一措辭，書商同仁們）。

這些“產品”被耐心地放在書架上，等候著命中注定的讀者前來翻閱，就連資本在這一過程中也喪失了活力。這一點構成了好書店的非凡之處，或許更是獨特之處。

1891年，藝術評論家和“扶手椅政治經濟學家”約翰·羅斯金在《芝麻與百合》（Sesame and Lilies）中提出了“一時之書”（books of the hour）與“永世之書”（books of all time）兩個概念，當然，他指出兩者只有種類上的區別，并無質量上的差異，因為一時之書和永世之書皆存在良莠不齊的情況。

如果我們相信傳統觀念，那么一時之書便是參與文化對話的必讀書，而永世之書則是每個人都應該讀過的書。不過，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這也是圖書業和廣大讀者的一大優勢。

當然，這兩類書籍都擁有足夠多的讀者，以至于看起來每個人都在讀——或者已經讀過了；但作為書商的我們都知道，傳統觀念是站不住腳的，它們對圖書銷售工作的影響微乎其微。書店是多元思想的避風港。

在好書店的藏書之中，有一個月前出版的，有一年前出版的，有半個世紀前出版的，甚至還有幾千年前出版的。

有品味的書商會提供各個年代的精選圖書。要做到這一點，圖書銷售人員不僅需要熟知歷代文學作品和某位作家一生的文學作品，還要了解每季數千本不同類型的新出版物。其中只有極少數圖書有機會被擺上書架。鑒別力是優秀書商的重要品質；過濾、挑選、布置和熱情是他們的工作內容。

書店的商業模式顯然是難以維持自身運營的。沒有零售商會選擇發展書店的業務，因為他們的商業邏輯是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新聞工作者H. L. 門肯早在1930年的文章《瞧，可憐的書商》中就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神奇的是，書商竟然生存下來了。這就好比有一家服裝店，店主不僅需要訂購各式各樣的新潮服飾，還必須備有自1750年以來流行的各種襯衫、領子、襪子、領帶和內衣。

九十多年過去了，即使書和作者改變了，書商的難題仍然沒有答案。

如果書店里沒有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或埃萊娜·費蘭特的最新作品，讀者很可能會認為書店的庫存不足；而有一些對現代作品興趣不大的讀者很可能會因為找不到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或伊麗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二十五年前的作品而失望離去。

當同一位書商面對這兩類不同的閱讀人群時，必須清楚科茨和費蘭特的哪些書應該繼續留在書架上，哪些書在十年后應該主動下架。

在這一點上，與門肯同一時期的小說家兼書店愛好者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深知書商所面臨的挑戰。他這樣寫道：“書商必須集酒吧和酒窖的功能于一身，隨時根據讀者的要求，不僅能調制時下流行的雞尾酒，還能提供最稀有的陳年佳釀。能同時領悟這兩個優點的書商是多么稀缺啊！”

對于大多數書商而言，圖書銷售業務顯然是次要的。這也是為什么他們會尋找其他途徑來創造利潤，以便能夠繼續銷售那些最初吸引他們從事這項工作的圖書。大多數書商也衷心地希望，能在任何一家好書店的書架上看見諸如科茨、費蘭特、胡克斯和哈德威克的作品。

在我們這個時代，書店已經開始銷售從襪子到咖啡等各種商品，就像希爾斯時代的書商開始“販賣拭筆具、吸墨紙、寫作本、賀卡和黑膠唱片”一樣。我們當然明白為什么：他們需要盈利。

自1994年以來，我一直是一名書商，經營書店貫串我的整個職業生涯。我被書籍深深吸引，不驕不悔地通過販賣筆記本、咖啡、賀卡和其他副業來增補藏書。我相信，這樣做是維持一家體面書店的合理妥協（事實也的確如此）。我堅持認為一些好書店在繁榮的社區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然而，書店的最高愿景仍然沒有實現。

世界上規模最大、最商業化的圖書銷售商亞馬遜也不例外。事實上，圖書銷售的工作完全被規避了。21世紀的圖書銷售模式就像一家“百貨商店”，完全摒棄了過濾、挑選、布置和熱情。

杰夫·貝索斯（Jeff Bezos）在1997年的“專業圖書館會議”（Special Libraries Conference）上發表演講時解釋，他之所以選擇圖書作為公司銷售的首要產品，只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圖書類別中的產品比其他所有類別中的產品多得多”。

此外，圖書相對統一的尺寸也更易于包裝和運輸。就這樣，貝索斯將圖書銷售變成一門虧本的生意（以虧損的價格銷售圖書，來吸引顧客購買利潤率更高的產品，從而創造高盈利的交易）。

考慮到職業的書商長期以來更加看重的是文化工作，而不是付出巨大辛勞后的微薄利潤，貝索斯的這一做法就顯得格外令人深惡痛絕。書商需要靠賣襪子來貼補圖書的收益；而貝索斯選擇降低圖書的價格，只是為了讓本就盈利的商品（比如襪子）帶來更多的利潤。

不過，為了不再繼續沉溺于悲嘆之中，不妨讓我們設想一種不同類型的書店。

02

建立在書籍之上的宗教

1961年，也就是希爾斯出版《美國書店》的兩年前，芝加哥神學院的五名學生成立了一家消費合作社，其初衷是：

主要向神學院和其他位于芝加哥大學校園內及其附近的學術機構的學生、教職員工和行政人員提供……神學研究所需的書籍、刊物和用品，并為這些人員、神學院和機構建立其專業和學術圖書館。

合作社章程的第二條全文如下：“本社團的全稱是神學院合作社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希爾斯于1961年成為芝加哥大學的教員，同時也在社會學系和社會思想委員會任職。也許，神學院合作社的早期書商讀過希爾斯的文章。1969年，合作社的總經理約翰·莫德席德勒聘請了杰克·塞拉（Jack Cella）；塞拉于1973年擔任了合作社的領導人，任期達四十年之久。

希爾斯一定向海德公園的七家書店老板（包括塞拉在內）都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因為他在諸多事情上享有聲望，而怯于表述智識問題上的見解絕不符合他的個性。即便書店老板沒有讀過希爾斯的文章，他們也可能親耳聽過他在書店里表達他的憎惡。1978年，希爾斯成了合作社的第8704號成員。

一般來說，圖書銷售是一門不太可行，甚至不太明智的生意，因此經營一家嚴肅的書店無疑是一個愚蠢至極的商業嘗試。“如果一個人能夠賺取一兩萬美元，”希爾斯問道，“那他何必要把這筆錢投資在銷售嚴肅圖書的書店上呢？如果他有理性的經濟頭腦，那他最好去開一家美容院、漢堡店、燒烤店，或者直接把錢投到股市中。”

希爾斯在這句話中采用了反問的修辭―他本人自然知道問題的答案。塞拉和莫德席德勒也知曉答案。如果一個理智之人的目標是過上有目的和有意義的生活，那么嚴肅的書籍便是人類經過審視后的生活精華。

在20世紀的最后三十年里，塞拉和他身邊的一大批書商共同建立了堪稱美國最好的嚴肅書店。他們忽視了當初建立書店時令人難以置信的特殊目標，即將其擴建為一個龐大的機構。

優秀的書店能反映社區的形象；優異的書店更能塑造社區的環境。在最初的幾年里，神學院合作社在這兩方面都做得可圈可點。

2013年，塞拉宣布退休。作為合作社長期成員的哲學家喬納森·李爾對繼任者有所擔憂，他不禁想知道：“到底上哪兒發布招聘廣告，才能尋找一個（或多個）愿意獻身于一家書店的靈魂？”

有時候，一個現象的存在——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機構，抑或是一件藝術品——本身就值得敬畏，其價值更是毋庸置疑。

1994年，當我第一次踏上那段通往舊合作社的危險樓梯時，這家書店正處于鼎盛時期。我就像在我之前和之后的人一樣，被神學院合作社的存在所深深折服。

這家書店實現了一種謙遜但宏大的愿景：可供選擇的海量書籍擺放在書架上，營造了一種無與倫比的瀏覽體驗；沒有小擺設、拭筆具和留聲機唱片，只有偶爾一兩本翻開的或泛白的書卷。

所有的藏書構建了一個整體的環境；讀者們沉浸在由書脊構成的景觀中，改變了自身的空間感、時間感、豐富感、價值感和社區感。一個迷茫不安的年輕人想在這個茫茫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一條路，他只知道書的存在對自己至關重要，而合作社書店似乎是他夢寐以求的最接近精神家園之地。

事實上，這是一門建立在書籍之上的宗教，而那時的我正試圖離開它。但即便如此，我也清楚地知道：無論這個世界還剩下什么，書籍仍然會繼續存在。

我在布魯克林及其周邊的一個東正教猶太社區長大。我童年時在弗拉特布什、博羅公園（Boro Park）、新澤西州和伊麗莎白市的房間里都堆滿了書；大部頭的書籍遍布我兒時的家、猶太學校、會堂和親戚朋友的房屋。

從1957年到2012年，我的祖父母租住在博羅公園16大道和53街拐角處的一套二層公寓里。我祖父的“圖書館”——或者更確切地說，擺滿了書的客廳——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書柜里的書排得滿滿當當，華麗整齊的書脊彰顯出一股清晰的莊重之感。這些書裝飾了整個客廳，但并不只是裝飾品。書架里總會有幾處每周都在移動位置的空缺，不斷輪換的精選書籍時常會擺放在祖父的書桌和書架上。

這些書都被翻閱過——畢竟，書是供人閱讀的——而且深受推崇和喜愛。虔誠的猶太人習慣在合上書后親吻封面，我多年來一直保持著這一習慣。英國文學家利·亨特（Leigh Hunt）在談到對書的熱情時寫道，他喜歡把頭抵在書上。尊重傳統的猶太人則可能會這樣說：“當我說到與書接觸時，指的是字面意義上的接觸。”

在希伯來語中，有一個詞是“讀書小組”（chevrusas），指的是一種在小組中讀書的方式，其詞根有“好友”之意。我的祖父也有自己的讀書小組；當我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我會加入其中，只是為了在一旁觀察。

那時，我常常去街對面的猶太教會堂地下室，坐在那張樸素的長凳上。我抬起頭，勉強才能望到桌面，觀察著身邊魁梧的讀者們：他們捧著大部頭的阿拉米語書，時而質疑，時而思考，時而爭論，時而為自己在書中的新發現而欣喜若狂。

我的祖父并不是一位學者，而是一位店主。他在新烏得勒支大道開了一家“查塔姆服裝店”，向三州地區（即美國的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交界處的地區。——譯注）的哈雷迪猶太人（一種守舊派別的猶太教徒，他們嚴格遵守傳統的宗教規定和儀式。——譯注）出售猶太服裝。他每天在店里工作很長時間，之后，會和家人共進晚餐，然后過馬路去和讀書小組的成員一同學習。

這項被稱為“學習”的活動在社區中很是平常，因為人們只有一個學習目標——《塔納赫》及其諸多注解，尤其是《塔木德》，因此無須指定學習的目的。無論年齡的大小，學習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學習之所以特殊，恰恰是因為它是一項日常的腦力活動。此外，人們認識到，學習雖然的確能帶來智慧和快樂，但其本身就是一種目的。

在那個社區中，對一個人的最高贊美就是說他很有學識，或者說他是一個智慧的學者、一個聰明的學生。

我在十幾歲后，進入世俗世界。但我很快就發現，一些關于書籍和教育的習俗與我的觀念格格不入。我無法理解為什么會有人努力成為一個受教育的人，而不是一個有學識的人？為什么會有人為了謀生而學習，而不是為了不斷學習而學習？難道學習不是過上更有意義的生活所必需的活動嗎？說到底，倘若不營造學習的社區，不加深對學習的理解，不在晚飯后去讀書小組學習，謀生又有什么意義呢？

芝加哥詩人內特·馬歇爾（Nate Marshall）曾在合作社的一次活動中說道：“一位詩人或一首詩歌能贈予你最大的禮物，就是許可。”事實證明，一家書店亦能如此。

這正是人們第一次進入合作社所確立的：跳脫出學習機構（無論是大學還是猶太學校）和目的論范式，并自由挑選書籍的許可。

我還記得第一次下樓走進合作社時的驚嘆。這讓我不禁想起了英國散文家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對第一次踏入牛津的圖書館的回憶：

老圖書館真是個值得一待的好地方！所有作家仿佛都將自己的作品贈予了伯德雷恩圖書館的職員，他們的靈魂也在此休憩。我有一種置身集體宿舍的感覺。我不想觸碰，不愿褻瀆那些書頁，它們就像是作家們的壽衣。我走在書架之間，仿佛正在吸入學問的氣息；那些舊書皮所散發出來的氣味帶有被蛀蟲侵蝕過的記憶，如同幸福果園中智慧樹初開花朵時的芬芳。

在祖父的熏陶下，我知道書不是裝飾品，也知道書中蘊藏著等待我去發掘的寶藏，所以我很快就學會了勇敢地面對無法擺脫的影子。

我在猶太學校和私立學校間穿梭，構筑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因此像神學院合作社這樣的書店存在的理由，對我來說是不言自明的。

人們不僅可以在這樣的地方增長學識，還可以養成學習的日常習慣，從而過上更有意義的生活。

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對“知識和學習所帶來的愉悅與快樂”的思考，在《塔木德》中并不鮮見。他以一位拉比教父的敏銳筆觸寫道：

在其他各式各樣的快樂之中，我們都能獲得滿足；但這些快樂總是轉瞬即逝。由此可見，它們只是虛假的快樂，并非真正的快樂；令人愉悅的是新奇性，而非品質。因此，我們看到驕奢淫逸的人變成了修道士，雄心勃勃的貴族郁郁寡歡。但是就知識而言，人們永遠不會飽足，因為對于知識的滿足和渴望可以一直相互交替。

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始終教導著我，不僅要重視持久的事物，也不能忽略富有意義的瞬息。

哲學家西蒙娜·薇依曾在書中指出：“星星和開花的果樹：絕對的持久與極端的脆弱，帶給人一種永恒之感。”

我的傳統提醒著自己去尋求真正的快樂，而非虛假的快樂；去尋求一種經久不衰的快樂，一種欲望滿足后的持久樂趣，以及對深入追問意義、知識和愛的興致。

03

低效的智慧

2014年，我響應了喬納森·李爾的招聘廣告，接替塞拉，成了神學院合作社的掌舵人。

從那時起，全國十多位最優秀的專業書商與我一同參與了這項事業。我們這群“獻身于一家書店的靈魂”很快就認識到，對于那些因為距離或其他原因而尚未踏足合作社書店的人，要向他們描述瀏覽這個神圣空間的體驗是多么困難，更不用說講清楚書店的價值了。

我在神學院合作社書店里度過了七年多的時光，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里，我輾轉于全國各大嚴肅書店。根據17世紀偉大的憂郁癥學家羅伯特·伯頓的說法，萊頓圖書館館長海因修斯“整年都被困在里面”；但海因修斯本人則對那些“不知道這種幸福”的人深表同情。他就是我的同類，我對這種同情感同身受。

我一進入圖書館，就閂上門，一道將欲望、野心、貪婪和所有這些由懶散滋生的惡習都拒之門外。懶散是無知之母，憂郁本身也是如此。在永恒的懷抱中，我懷著崇高的精神和甜蜜的滿足，在眾多神圣的靈魂之間就座。

我由衷地為這一體驗感慨萬千。這種愉悅的滿足感并非出自新奇性，而是出自品質，吸引著我們在不久后重新再來。書商都是專業的愛好者。作為一個有著二十五年圖書銷售經驗的人，我希望這精心打磨的銷售技巧能夠幫助我將這份分享書籍的熱情轉移到書店本身，鼓勵你們和我一起闡明21世紀對書店的需求。

我希望獲得贊美的不僅是書店，還有圖書銷售這一行業。查爾斯·迪林厄姆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圖書銷售經常被歸類為一種次要選擇的職業。”這句話準確地反映了我們目前的狀況。

希爾斯表示“成為書商與成為優秀讀者之間并不存在高度相關的關系”，但這句話表明他對書商所擅長的閱讀類型一無所知。

法國哲學家讓-呂克·南希認識到，書商需要成為一位“超驗的讀者，為讀者閱讀創造可能性的條件”。南希是這么說的：

書商的顧客是正在閱讀的讀者，同時也是所購之書的讀者。書商既擁有書，又擁有閱讀的能力；既擁有讀者，又擁有出版商的資源。他們的閱讀不僅僅包括解讀每本書的全部頁面，更需要對書籍進行篩選和精選，或從書中摘取思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書商”的稱謂并不能完全涵蓋這一職業的全部內涵……不如直說吧，書商是傳遞書的人。

對書店直截了當的辯護不再具有說服力。我們不再需要在書店里買書，甚至嚴肅圖書也未能幸免。事實上，在21世紀，書店很可能被視為一種低效和不便的購書場所，而我們已然成了追求效率與方便的生物。

然而，追求效率不僅是一種前后矛盾的理想，也是一種值得質疑的美德。事實上，有一些低效之事卻是智慧之舉，許多藝術家和家長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書商和他們所服務的讀者欣然擁抱了書店的低效之處。他們明白這些低效之處絕不是對時間的揮霍，而是創建一家好書店至關重要的因素。

是時候不再為優秀圖書銷售中所固有的低效率而道歉了。書店賴以生存的傳統的零售模式是不夠的。書商的工作是努力建構一個有助于培養更博學、更理解他人、更充實的民眾的空間，但他們所做的貢獻遭到了嚴重的低估和忽視。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和糾正這一現狀。

如果我們不再需要在書店里買書，那么為什么我們仍然需要書店呢？在21世紀，一家好書店應該具備怎樣的條件？

無論我們給出何種答案，都必須從書的存在和瀏覽這些書的沖動開始；支持書店存在的最佳理由就是書店自身。書店是由書商精心打造的，塞拉和我們的先驅親手打造了一個個不可思議的地帶。書店的純粹存在為書友社區提供了遠遠超過經濟價值的回報。

跟著我一起瀏覽書店吧。盡管我以神學院合作社為主所描述的體驗在各家好書店里是普遍存在的，但我會以書店本身的存在來證明希爾斯的那句話：一家好書店是“鮮活智慧的棲息地，是與世界接軌的必要一環”。

我們將在一排排書架間漫游，從中抽出一本書，思考若干個觀點，為一個精妙的洞見而欣喜若狂，然后稍做白日夢，希望能把問題界定清楚，這樣就能縮小思考解決方法的范疇。正如沃爾特·惠特曼所說：“我和我的同伴從不以論證、比喻和押韻來說服人；我們以自身的存在而說服他人。”書籍和書店可能亦是如此。

本文摘編自

《總有好書店》

作者: [美] 杰夫·多伊奇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譯者: 汪暢
出版年: 2025-1

編輯 | 流浪學家

圖片來源｜《布萊克書店》《書店》《石榴的顏色》

主編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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