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第三野戰軍司令部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點名要時任三野副司令員兼副政委的粟裕收。

當時信上寫著這樣一段話：

“聽聞將軍揮師至錢塘，不知能否允許舊人清掃臥榻迎接？”

就在眾參謀不知所措的時候，粟裕卻一下子彈了起來，戴上軍帽，并囑咐要趕緊準備車輛，他要去南山路76號。

就在粟裕乘車趕往目的地時，還特意在途中準備了禮物——兩包臨安山核桃。

到地方后，一個中年女人專程等在門前迎接，當她看到粟裕手里拿著的兩包山核桃時，不由得十分動容，原因在于這是當年她和丈夫結婚時，粟裕送給他們的結婚禮物。

粟裕進門后，就看到了屋子里的遺像，然后盯著照片看了良久，末了起身立正，莊嚴的敬了一個軍禮：

“報告政委，粟裕歸隊。”

能讓粟裕喊一聲政委的戰友，其實并不多，后來揚名天下的“陳粟”的陳老總應該算一個，但事實上粟裕過去參加革命幾十年，能與他順順當當搭班子合作的政委并不多。

樂少華應該算一個，而紅軍挺進師的政委劉英也是其中一個。

而此次粟裕堅持親自前往去的就是劉英家，而迎接他的人則是劉英的遺孀丁魁梅。

一

1935年1月，紅十軍團（紅七軍團與紅十軍團合編，對外稱北上抗日先遣支隊）在譚家橋作戰失利后，又在懷玉山地區遭遇國民黨軍重兵合圍。

此一戰，紅十軍團傷亡重大，方志敏、劉疇西等領導人被捕，尋淮洲等將領犧牲，只有粟裕、樂少華率領著紅十軍團剩余部分突出重圍。

當時，樂少華身負重傷，后來被安排回老家養傷后。

1935年2月，根據中央指示，北上抗日先遣支隊先頭部隊與突圍部隊合編為挺進師，粟裕任師長、劉英任政委。

挺進師雖然名義上是一個師，但其實是原來先遣支隊保留下來的三個連加閩浙贛獨立師的一部分組成，總兵力也只有500余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小團。

挺進師成立后，根據中央指示向浙南發展

從政治地位上來講，劉英比粟裕要高一些。

劉英是江西瑞金人，早年接受過高等教育，是難能可貴的知識分子，1929年自愿報名參加紅四軍，也是這時他才改名叫劉英，從此以后跟隨部隊南征北戰。

1933年12月，紅七軍團成立，尋淮洲任軍團長、蕭勁光任政委（不久后樂少華接替），粟裕任參謀長，劉英任政治部主任。

同年11月，紅七軍團（當時對外稱北上抗日先遣支隊）北上進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與方志敏率領的紅十軍團合編，對內稱紅十軍團，對外仍稱北上抗日先遣支隊。

當時紅十軍團成立軍政委員會，負責軍事指揮，尋淮洲、粟裕因為受到批評，沒有入選。

入選的五人中，方志敏、劉疇西是原來閩浙贛蘇區的，樂少華是原紅七軍團政委、聶洪鈞是閩浙贛軍區政治部主任、紅十軍政委，劉英是紅七軍團政治部主任。

譚家橋、懷玉山兩戰后，軍政委員會骨干中不是被捕就是因傷離隊，聶洪鈞則是留在了閩浙贛蘇區，劉英因而成為挺進師最高領導人。

二

真實客觀的來講，劉英對于保全挺進師這支隊伍是有大功的。

紅十軍團在譚家橋、懷玉山兩戰失利后，殘存部隊僅剩下百余人，幾乎是各個帶傷，這樣一支弱旅想要繼續革命，同精銳的國民黨大軍斗爭完全是癡人說夢。

在當時不少人都對革命前景悲觀失望，產生了離開隊伍的想法。

劉英雖然內心仍然彷徨，這主要源于隊伍當時與中央失去聯系，不了解革命大勢，但劉英卻始終堅定信念，他的樂觀態度，是影響了很多人的。

從1935年1月紅十軍團兵敗懷玉山，到同年3月挺進師進軍浙南安頓，如果不是劉英一路安撫部隊情緒，這五百人光走路不到一半就要散去一多半，更別提途中還要面臨國民黨軍重兵包圍。

除此以外，劉英也很擅長做群眾工作，挺進師在浙南安家，和他的工作是分不開關系的。

原浙江省軍區副參謀長程美興回憶：

“紅軍又會打仗，又會做政治工作的兩套本領，把敵人嚇壞了。正如浙保二團團長賀截芳在寫信給我軍時所說的，“你們以四、五百之眾，有赤化全浙之概”。當時的《東南日報》也憂心忡忡地說:“浙江素稱平安之區，自粟、劉竄浙后，匪化已波及全省，以目下形勢論，浙江共匪不亞于四川、江西之匪。若當局未能迅速肅清，前途實堪可慮。”應該說，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從中也可以看出挺進師的巨大威力。”

從這個描述來看，粟裕與劉英的合作應該是和衷共濟，相得益彰的。

可事實上并非如此。

粟裕和劉英在當時是有矛盾的。

挺進師初入浙南期間，粟裕主要考慮部隊從過去正規戰轉向游擊戰，劉英在這方面也表示贊同，兩人初期合作尚無大的矛盾。

浙西南游擊區開辟以后，挺進師的影響逐漸擴大，劉英也對粟裕慢慢有了意見。

挺進師在開辟浙西南游擊區以后，在政策上依然延續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并公開發展群眾組織，公開建黨建政。這種做法雖然擴大了挺進師的影響，對開辟根據地起到積極作用，但無形之中也引起了敵人的注意。

粟裕認為，浙西南根據地統治中心距離鐵路很近，一旦惹來敵人注意，以根據地的實力難以承受敵人打擊。因此在當時環境下，應該摒棄過去開辟蘇區時的辦法，并根據國內革命形勢，盡可能的團結中間階層，并對上層階級中不同人的表現采取區別對待的辦法。

事實上也正如粟裕所預料。

1935年8月，蔣介石下令對浙西南根據地進行圍剿，后來鑒于地方保安團作戰不利，直接調來了中央軍主力部隊，并調衛立煌、羅卓英為閩贛浙皖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正、副指揮。

敵人的這個總指揮部一開始設在江西上饒，后來陸續遷移了幾個地方，到九月中旬（1935年）已經遷到了浙江江山。

根據《粟裕戰爭回憶錄》記載：

“當時，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邊區受該總指揮部節制的部隊共有六十三個正規團，羅卓英計劃以其中的一大半來對付我年輕的浙南游擊區。”

也因為敵人集中了數十倍兵力圍剿，挺進師主力不得不撤離浙西南中心區，與敵周旋于浙閩邊境。

三

1935年10月5日，粟裕、劉英率領的挺進師在壽寧縣境內與閩東特委的負責人葉飛率領的獨立師會師。

有鑒于國民黨軍當時集中了閩贛浙皖四省邊區的力量來對付他們，粟裕與葉飛當時幾乎是一拍即合，雙方決定，匯集浙南、閩東、閩西的所有革命力量來應對。

不久之后，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成立，劉英、粟裕、葉飛、黃富武、劉達云、阮英平、范式人、許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許旺等十一人組成，劉英任書記，粟裕任組織部長，葉飛任宣傳部長兼少共臨時省委書記；并成立閩浙邊臨時省軍區，粟裕任司令員，劉英兼政委。

經歷過在浙西南根據地時期的教訓后，粟裕把他的所思所想同劉英商量時，劉英認為這是粟裕對他在浙西南根據地工作的否定，并表現出了明顯的反感情緒。

劉英當時并沒有考慮到革命已經進入低潮期的現實，因而在政策采取上延續了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期的經驗，浙西南經歷的失敗也并沒有使他警惕。

1936年3月，劉英察覺敵人收縮兵力城市以及交通干線，誤以為國民黨軍對根據地的圍剿已經結束，強令粟裕率領挺進師到浙西南去恢復工作。

粟裕明確表示反對：

“敵人主力雖已集結，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線，僅憑這個情況還不能判斷敵人對我浙西南游擊根據地的圍剿已經結束，挺進師主力仍應堅持在廣泛區域內打游擊，至于何時進入浙西南中心區，應在進一步了解情況后，相機行事。”

劉英固執己見，不能聽從粟裕意見，反而以省委名義做出恢復浙西南工作的決定。

為了維護團結，粟裕不得已率挺進師進入浙西南作戰打了幾次游擊。

更為關鍵的是，當時浙南與閩東的黨的負責人之間也出現了分歧。

當時環境下，因為浙南與閩東、閩北等地都是獨立發展，并不存在誰比誰高的問題，雙方都是在黨的領導下，但又各自保持了獨立性，可在閩浙臨時省委成立以后，劉英以領導人自居，干涉彼此的工作，致使雙方矛盾擴大化，給黨的團結帶來不利影響。

1936年秋，南陽事件發生后，閩東脫離了閩浙邊臨時省委，粟裕因為放走了葉飛也成為了被針對的對象，為了維護團結，粟裕違心的做了檢討。

此后粟裕與劉英分開，劉英堅持在浙南，而粟裕則是率部轉戰浙贛路南側和浙西南地區。

雙方雖然仍然保持聯系，但又彼此相互提防。

1937年秋，粟裕接到新四軍軍部命令，要求他率部北上奔赴抗日戰場。

據時任閩浙邊臨時省委秘書的程美興回憶道：

“劉英同志將那紙調令反復折疊了三次，最終把它撕成碎片，拋灑進了潺潺溪流之中。”

粟裕堅持要集中一切力量抗日，這與劉英主張的“浙江需要革命火種”的觀點完全不符，兩人就此分道揚鑣。

就在粟裕率部離開后，劉英突然宣布解除粟裕省委副書記的職務，并派人通知粟裕，據警衛員曾如清回憶，他曾目睹粟裕在鳳臥灣的溪邊石頭上靜靜坐著，一直到天亮，軍裝都布滿了白霜 。

粟裕對他和劉英關系鬧僵，始終有所遺憾，奈何雙方始終也沒有一個機會說清楚。

1939年劉英、丁魁梅結婚，粟裕還曾專門致賀。

1942年5月，劉英因叛徒出賣在浙江被捕，蔣介石隨即下令“從速處決”，與同月18日被殺害于永康方巖馬頭山上，粟裕聞知消息，悲傷不能自己。

據粟裕夫人楚青在回憶錄里記述：

“那天晚上，他朝著浙南方向敬了三杯黃酒，在將第二杯灑落在地上之際，說了一句‘到底還是你贏了’。”這句話蘊含的深刻含義，一直到三十年后才得以解讀——劉英直至生命盡頭都堅守著浙江根據地，而粟裕始終沒能帶領軍隊重返故鄉。”

劉英犧牲后，粟裕自始至終都很照顧他的妻子子女，他對劉英自始至終也沒有忘記。

多年以后在回憶錄中，粟裕先后七次提到劉英，據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回憶，粟裕每次修改回憶錄時，都會在劉英身上增添更多體現敬重之情的定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