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易鵬（原名高家駿）與方志敏的緣分，仿佛命運安排。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不幸被俘，被押往南昌軍法處看守所。

3月份，22歲的高易鵬為愛出走，來到南昌謀職，被任命為軍法處上士文書。

他在看守所的宿舍，與方志敏的監舍，只隔了一個天井。兩個人可以隔窗相望。

于是一位普通的浙江青年，與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就有了結成生死之交的機會。

方志敏那些珍貴的文稿，就有了打破黑暗囚籠，走向陽光的機會。

高易鵬老家紹興，早先在杭州一家綢緞店做伙計。他與杭州姑娘程全昭的戀愛，就始于這里。

兩個人做了鄰居，兩個人互相深愛，但是他們的愛情，卻由于門第不合，遭到程全昭父親反對。

于是高易鵬一氣之下，就去了南昌。

只不過兩地相隔，并沒有阻斷兩個年輕人的愛情，他們依舊情感熾烈，盼著修成正果。

所以1935年7月，正在杭州教書的程全昭，一接到高易鵬的信，就毫不猶豫地去了南昌。

她起初當然是為了愛情而來，那于她肯定是一場義無反顧的私奔。

但是不料，她見到高易鵬后，高易鵬說的是:“我認識了一個好人，gcd的大官方志敏，現在被關在監獄里正好由我看守。”

他要她做的，是去上海，為方志敏轉送一批文稿。

那里面有信件，有《清貧》，有《可愛的中國》等等，它們分別要送到宋慶齡、魯迅、鄒韜奮、李公仆手里。

那是革命最艱難的時期，紅軍正在劣勢下萬里長征，這意味著難以預料的危險。

年僅18歲的程全昭不認識方志敏，只是從高易鵬口中了解了一些。她也不可能明白這樣做的巨大意義。但是她信高易鵬。

她最終只提出一個要求，要見見方志敏，看看他到底什么樣，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魔力，能夠讓她的男朋友，一個看守他的人說:

“方志敏和我意氣相投，我愿意幫助他，要想辦法把他救出來，以后我們跟他走。”

于是高易鵬就帶她見了。隔著天井，隔著窗戶。

程全昭看著對面囚室里的那個人，那個人也在看著她。

他身材挺拔，面龐消瘦，一臉冷峻。

但是他看到程全昭之后，冷峻的臉上有了微笑。

他一邊微笑一邊點頭，忽然又雙手抱拳揮動，向她致意。

那是一個身陷囹圄的人。

那是一個敵人出八萬大洋懸賞抓捕，自己卻一貧如洗的人。

那是蘇維埃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我黨閩浙贛三省的政府主席。

那是一個被俘后，因為當地農民紛紛帶著農具、梭標趕來，嚇得敵人不敢在他家鄉召開慶祝大會的人。

那是一個被俘后戴著10斤重的腳鐐，被示眾，被企圖羞辱，卻昂然挺立，“虎死不倒威”，讓觀眾驚奇的人。

那是一個經受嚴刑拷打不屈，面對高官厚祿不動，就是蔣介石、顧祝同等親自出馬，也無法勸降的人。

那是一個自知必死，卻仍舊斗爭到底，要“生一天努力一天”的人。

那是一個無比艱難，卻仍舊堅持寫作，要留下精神財富的人。

那是一個在囚籠里，卻能征服、感化看守所所長凌鳳梧、原監獄長胡逸民，和十幾個看守，是他們愿意幫助他，甚至愿意幫他越獄的人。

他是預感到時日不多，才把文稿托付給了高易鵬。

程全昭在那一刻被打動了，震撼了，她從此又信了一個人，愿意為他義無反顧。

于是程全昭來到南昌的第三天晚上，就從高易鵬手中接過那個裝著文稿的紙包，出發了。

她用了一個化名李貞，那是方志敏起的，意思是“力爭”。它也像高易鵬說的:“他（方志敏）自己的化名是李祥松，以后你們就是一家人了。”

高易鵬不方便離開，他最信任的人只有程全昭，程全昭在上海有同學，方志敏也為程全昭安排了化名和假身份，這就是程全昭介入這件歷史大事的原因與基礎。

但是程全昭來到上海后，沒有見到宋慶齡、魯迅和鄒韜奮，李公仆對她也不信任。所以最初，她只送出了四封信。

一封由李公仆親收，三封由人代收。

程全昭接下來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等，結果第二天晚上，她就在寶隆醫院她同學那里，等來了一位貴婦。

來人自稱姓宋，程全昭以為她就是宋慶齡，就放心地把所有文稿交給了她。

所幸，那個女人雖然不是宋慶齡，卻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嬰。胡子嬰去鄒韜奮的生活書店，聽說了此事，覺得如果是真的，就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所以就冒險而來。

她之所以自稱姓宋，其實是因為她母親姓宋。

程全昭很單純，她當然不知道她去的那些地方都有人監視，她很可能已經被人盯上。

所以胡子嬰接收到文件后，就讓她盡快離開，回杭州躲一陣子。據說胡子嬰當時就給她化了妝。

她讓程全昭換上了她那身珠光寶氣的衣服，自己則扮成一個貧窮的婦人離開。

程全昭回到杭州，果然聽從勸告，去朋友家躲避看風頭去了。她想等確認安全之后，再跟高易鵬聯系。

然而，上海的密探沒注意到她，她家里的“密探”注意到了。

程全昭不辭而別，她父母一直在加緊尋找，他們很快就發現了程全昭的蹤跡，把她帶回家關了起來。

她和高易鵬都沒想到，他們再見面，已經是20年后。

高易鵬在程全昭去了上海后，一直在等消息。他和方志敏見程全昭一直沒回來，都擔心她出了事。

于是高易鵬就終于決定離開看守所，親自去一趟上海。

他一面是為了找程全昭，一面是要將方志敏的最后一批手稿帶出去。

高易鵬是真正被方志敏感化，并愿意跟隨他，為他做任何事的人。

他最初也只是跟方志敏隔窗而望，后來方志敏就示意他過去談談。他們就這么談著談著，成了生死之交。

高易鵬在看守所除了掩護方志敏寫稿，并加以保護，也始終在關心方志敏的生活。

他經常偷偷給方志敏送吃的，有一次因為心急，把剛出鍋的鍋巴藏在腋下，還被燙出水泡，留下疤痕。

高易鵬所做的都是殺頭的事，但他從不猶豫，從不后悔。他那次請長假離開，已經知道自己回不來了，但他卻想不到他的上海之行，會是哪種結果。

7月30日，高易鵬來到上海，找魯迅、宋慶齡、李公樸、茅盾，都沒成功。打聽程全昭的下落，也沒得到任何線索。

他反而引起注意，被人跟蹤。

有一天，高易鵬在旅館里接到一個神秘的電話，對方告訴他不要再送信了，要趕緊離開，不然會有危險，只好放棄任務。

他當時判斷，手稿已經無法帶走，如果在旅館被抓，還會連累房東，所以在離開之前，就燒了那批手稿。

所幸他終于安全地回到了杭州。

高易鵬回到杭州，依舊沒打探到程全昭的消息。因為程全昭做了那樣的大事，他父母擔心出事，嚴密封鎖了消息，他們后面還趕緊把程全昭嫁了，讓她隨夫去了大西北。

而高易鵬在得知他離開不久，方志敏就被秘密處決，只好停止活動，改了名字，隱藏起來。

他一藏就藏到了全國解放。后來又因為在南昌看守所工作過，被解除公職，押回紹興老家勞動改造去了。

高易鵬和程全昭的付出，方志敏夫人繆敏也是后來才知道的。

她在方志敏被捕后不久，也因為叛徒告密，被抓捕帶到南昌。

當時敵人也曾經押她示眾，但她跟方志敏一樣昂首挺立，發表了演講。

那是身上流著血的一場演講。

她后面因為勸降沒用，拷打沒用，用她和孩子威脅方志敏沒用，所以被判了無期徒刑。

直到1937年后抗日戰爭爆發，民族統一戰線形成，項英和陳毅出面交涉，才得以釋放，并于1938年暮春，帶著兩個兒子千辛萬苦來到延安。

那時候，方志敏的長子方英才8歲，就是親自接見他們的主席，也不知道方志敏就義前還留下了大量文字。

為方志敏保存并轉送文稿的，除了高易鵬、程全昭這對戀人，還有胡逸民等人，后來傳世的，甚至還有花高價買來的一部。

當時的獄警，經常會把監獄里的一些遺書、手稿交給書攤出售，已經成為一門生意。

有一次，有兩位記者身份的地下工作人員，偶然發現方志敏的文稿，非常重視。但因為攤主要價500銀元，只好一面留人守護，一面回去請示了總經理熊瑾玎。

500銀元，在當時可以買到7500斤大米，但是熊瑾玎報告了葉帥之后，葉帥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收回方志敏的文稿。

于是最后，那部文稿經過討價還價，就以370塊大洋的價格購回。

方志敏的絕大部分文稿，當然還是靠高易鵬、胡逸民等人搶救的，特別巧合的是，這些文稿最后大都到了胡子嬰那里。

它們轉送不易，保護下來也非常不易。章乃器被捕后，胡子嬰把文稿緊急送到了宋慶齡那里，宋慶齡又把它們交給了馮雪峰，馮雪峰最后為了安全，則把它們都存進了上海一家銀行的保險柜。

它們到1951年才公開出版，而高易鵬、胡逸民等人的作為，也就逐漸為人所知。

所以繆敏在高易鵬遭難之后，就曾多方為他活動。只是當時情況特殊，她有心無力，高易鵬到79年去世后，才得以正名。

繆敏為此一直忙活了20多年，她在這漫長的歲月里，也一直在照顧高易鵬和程全昭的生活。

她跟他們都見過面，并多次寄錢、寄物，他們兩家的后輩也一直互相來往。

至于高易鵬與程全昭，是到1955年，才有了時隔20年的第一次見面。

那是杭州街頭的一次偶遇，那時候的程全昭，已經從18歲的少女，變成了一位有五個孩子的母親。

那一刻，他們百感交集，肯定也想起過當年與方志敏的隔窗相望，以及方志敏的抱拳一笑。

方志敏把他的心血托付給了他們，他們也冒著生命危險，犧牲了愛情，完成了他們的承諾，他們都是真性情的英雄。

程全昭的丈夫于1958年去世，她和高易鵬都經歷過無數艱難。

高易鵬是在他們最后一次見面后兩個月去世的，程全昭則在高易鵬去世兩年后，走完了她傳奇的人生。

她的女兒曾經說:在這個世界上，不會再有像他們一樣凄美的愛情故事了……

然而，英雄就是英雄，他們雖然有遺憾，卻未必會凄然。英雄本色，在高易鵬身上更多體現為壯美。

高易鵬的遭遇，連他的兒媳高文英都不忍回首。

她說他們那時候遭受的白眼、苦澀、屈辱、無奈，常人無法承受。尤其是高易鵬。

但是這位老人一提到公公與方志敏的情義，立刻兩眼放光。

她敬仰方志敏，佩服高易鵬。

她說他們家每到8月6日，方志敏犧牲的那天，就會舉行一個儀式。

高易鵬非常樂觀，不管怎樣，都會坐在自家門口，拉二胡，唱京戲。

高易鵬懂外語，有醫術，博古通今，吹拉彈唱樣樣精通。村里有位老師三天兩頭往高家跑。

高易鵬被村里人稱為“硬爽戲生”，他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兩個字:硬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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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鴉

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