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土遺址位于重慶市江津區油溪鎮金剛社區，在2007年文物調查工作開展過程中被發現。因該遺址包含豐富的商周遺存堆積，被列入到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川渝地區巴蜀文明進程研究”的發掘項目中。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2年初啟動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

圖1 梧桐土遺址地貌

梧桐土遺址所在的金剛沱臺地位于長江左岸，三面環山，形如彎月，東面長江由南向北流淌而過，老成渝鐵路也沿著長江穿過臺地。如果坐在列車上,定能看見龍眼樹林之上飄揚著兩面考古隊的紅色旗幟，那便是梧桐土遺址2022年南、北發掘區的所在。

梧桐土遺址南部發掘區處于螺螄溪與長江交匯之處，與螺螄溪隔岸相望的大土遺址在2007年發現了三星堆文化晚期遺存，出土有小平底罐、盉、高柄豆、圈鈕器蓋等陶器。2022年，在該區的再次調查勘探中發現了豐富的商周遺存。自考古發掘工作啟動以來，伴隨著考古隊員心中的諸多期冀，按部就班的田野考古工作默默進行著。

2022年4月6日，天氣陰，南區的考古發掘正常進行。在探方的第六層發掘中發現了一件殘石塊，長約8厘米，下部磨有短刃，一側有鋸齒，上端斷裂。經過多日發掘，遺址地層中陶片與破碎礫石塊伴出的現象已是司空見慣，但其原因還沒有揭示出來。出于對這種現象研究的考慮，考古隊將礫石塊按出土單位進行了全面收集，以備追溯。一件殘石塊的發現本來是平常的事情，但它的特殊之處還是引起了現場考古隊員的關注和討論。只因殘石塊巖性為沉積巖，質軟，達不到作為斧、錛、鑿之類工具用途的要求。而在同一處出土品中，考古隊員又找到了與之同樣巖性的另兩件殘石塊。拼合后，其長度達到了16.5厘米，寬約6.9厘米，器身兩側鋸齒完全呈現了出來，它的廬山真面目終于顯現。現場一名考古隊員認出，這是璋的一部分。考古隊員將這一發現報告給了院內專家及領導，他們高度重視這一發現，就石璋對于遺址的意義以及相應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指導意見。

圖2 梧桐土遺址出土石璋

石璋的發現給考古隊員帶來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大家一方面積極查閱相關考古發現、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對該遺址的遺跡現象有了更加審慎的工作態度。從公布材料來看，距離梧桐土遺址最近的出土有璋的地點為成都平原。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璋的數量豐富，是璋發展的最后高潮，時代為商代晚期至西周。

璋又稱牙璋，最早的牙璋見于山東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山東龍山文化，后由東向西傳播到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北方龍山文化，再傳到齊家文化，而后經“新砦期”的花地嘴遺址傳到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而發揚光大。作為“華夏第一王都”的二里頭遺址，編號為VM3的墓葬中出土玉璋一對。夏商之際，迫于商人軍事壓力，夏人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遷徙。之后的商周中原地區，基本不見牙璋。在中國南方發現的璋，其時代大都在商，又以晚商時期為主，有的進入西周時期。三星堆遺址出土有插璋祀山圖、跽坐奉璋致祭銅人，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有大量玉石璋，這表明璋是祭祀天地山川和神靈的工具。“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體現祭祀在早期國家事務中具有的核心地位，是行使權力的重要方式。璋作為祭祀工具，自然是權力行使的歷史見證。

圖3 河南二里頭VM3出土玉璋（圖片來源：《牙璋與國家起源：牙璋圖錄及論集》）

圖4 三星堆出土插璋祀山圖與跽坐奉璋致祭銅人圖（圖片來源：《再識牙璋》）

梧桐土遺址周鄰考古學文化的發展變遷與璋的流布形成呼應。大約在二里頭文化三期之時，二里頭文化從鄂西沿長江西進。二里頭文化的西進也許伴隨著人群的遷徙，在其占主導地位下與峽江地區的中壩文化、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產生交流互動與融合，發展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中的牙璋、陶盉、銅牌飾等為典型的二里頭文化遺物。商代末期，三星堆遺址衰落，金沙遺址興盛，成都平原完成兩個考古學文化中心的轉變：三星堆文化變遷為十二橋文化。變遷動因是峽江尖底器傳統人群西進成都平原導致。而在重慶峽江地區，從三星堆文化開始孕育的早期巴文化因素，如涪陵藺市、萬州中壩子的厚胎角狀尖底杯等，在十二橋文化階段發揚光大，尖底杯、尖底盞、尖底罐是其典型器物。隨著鄂西圜底器傳統西進，兩種傳統融合，塑造出早期巴文化鮮明的物質遺存特征，即尖底器與圜底器的組合，重慶地區的石地壩文化成為十二橋文化圈“成員”之一。尖底器、圜底器的傳統一直持續至戰國時期的晚期巴文化（李家壩文化）。

經過累日的田野發掘，梧桐土遺址南區2022年的商周遺存面貌得以完整展現。石璋出土于第六層，其下的第七層陶片、礫石石制品豐富度增加，土色躍變為灰褐色。該層之下，以3座陶窯為主體，附屬灰坑、柱洞等遺跡形成陶窯作坊。陶窯堆積之上覆蓋石堆遺跡，表明以石堆遺跡為主體的石器制作活動產生于陶窯作坊之后。而后，新的商周時期人類活動覆蓋、擾動了這兩項生產活動堆積，南區第五、六層的商周地層才出現陶片、破碎礫石塊伴出的現象。但新的活動核心范圍恐怕已不在南部發掘區，考古發掘揭示的這兩個地層之下只有少量灰坑遺跡，無法明了這一時期具體的活動場景。而梧桐土遺址北區在第五層之下又揭示出多處石堆遺跡，南北區間隔約150余米，體現出了石器制作活動已成較大規模的分布態勢。

圖5 梧桐土遺址南部發掘區

通過陶器面貌研判，結合碳14測年數據，梧桐土遺址2022年的商周遺存時代為商代晚期，即十二橋文化早期。遺址中有較多十二橋文化早期的因素，如小平底罐、高領罐等。而船形杯、母口尖底盞、圜底罐、花邊口沿罐則彰顯出鮮明的早期巴文化因素。已明確有生活取食行為的灰坑堆積中出土大量母口尖底盞，表明其在當時人們生活中具備常用器功用。那么，梧桐土遺址應是早期巴文化遺址。

梧桐土石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從璋的作用來看，是祭祀之用的禮器。石璋雖出土于遺址地層中，但遺址揭示的兩項規模性的生產活動呈現出專門化的特征，暗示了遺址社會復雜化現象，意味著社會分工之上公共權力的產生。因此，石璋很可能是通過祭祀行為來行使公共權力的需要才出現的，是梧桐土遺址社會文明因素孕育發生的重要表現，也是體現該遺址在周鄰區域具有中心地位的重要線索。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梧桐土遺址可能是一處早期巴文化的中心聚落。

從石璋扉牙形態來看，與金沙遺址石璋C260、C261非常相似。石璋有獸首扉牙，從前闌現存的2個平齒突分布來看，推測應有4齒突，后闌單平齒，闌間有3個平齒突。相關研究表明，金沙遺址石璋時代在殷墟一、二期，是對二里頭遺址VM3:4玉璋形態的復制。那么，梧桐土遺址石璋也應與二里頭VM3:4玉璋存在淵源關系，時代為十二橋文化早期，大體與金沙遺址石璋處于同一時期。

梧桐土遺址南面大土地點出土的陶盉，是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器物之一，但其傳播來源是二里頭文化。結合梧桐土遺址石璋表明，中原文明因素隨著二里頭文化向南傳播過程中，與當地族群融合，使其走上早期社會文明化的道路，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反映。

圖6 金沙遺址C260石璋、C261石璋局部（圖片來源：《牙璋與國家起源：牙璋圖錄及論集》）

2022年的考古工作是梧桐土遺址的重要開始，但以石璋為代表的遺址文明要素的發生、發展的具體過程還不完全清楚，與大規模專門化生產區匹配的生活居址區、墓葬區、公共權力相關遺存區、農業遺存區等功能結構尚不明確，諸多問題讓考古隊員深感梧桐土遺址考古工作的任重道遠。為此，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將規劃持續性考古工作，為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巴蜀文明進程盡重慶考古應盡之力。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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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鄧聰主編，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編：《牙璋與國家起源：牙璋圖錄及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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