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著“OpenAI叛軍”旗號的阿莫迪兄妹，又給Anthropic找來了一筆新融資。

北京時間3月4日，Anthropic宣布完成35億美元的E輪融資，投后估值達到615億美元，是前一年的三倍。值得注意的是，Anthropic原本計劃的融資金額是20億美元，這次是超額完成的任務。

此時，距離阿莫迪兄妹兄妹獨立創業也不過才四年時間。2020年底，ChatGPT推出之前，阿莫迪兄妹倆決定另起爐灶。當時，哥哥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已經是OpenAI研究部門副總裁，妹妹丹妮拉·阿莫迪（Daniela Amodei）則是安全政策部門副總裁。

2021年，兄妹倆的AI創業公司Anthropic誕生，并模仿著奧特曼綁定微軟的招數，為Anthropic相繼找來了亞馬遜和谷歌兩大金主，此后，Anthropic估值便一路水漲船高。

根據CB Insights的數據，此次融資將使Anthropic成為繼SpaceX、OpenAI、Stripe和Databricks之后美國第五大最有價值的初創公司。它也將成為繼SpaceX、字節跳動、OpenAI、Stripe、Shein和Databricks之后全球第七大最有價值的初創公司。

兩個在人工智能領域都得算是“半路出家”的兄妹倆，在Anthropic助力下，也越發成了大模型領域炙手可熱的明星人物。

打一出生就被打上了“OpenAI叛軍”的名號，Anthropic起點很高。

那是2020年底，距離ChatGPT推出還有兩年，距離OpenAI高管頻繁出走更遠，阿莫迪兄妹倆決定另起爐灶。

當時，哥哥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已經是OpenAI研究部門副總裁，妹妹丹妮拉·阿莫迪（Daniela Amodei）則是安全政策部門副總裁。

在后來才加入的情況下，親兄妹在同一家科技公司擔任高管實屬罕見。

阿莫迪兄妹來自一個意大利裔家庭，成長于谷歌，家庭中也有濃厚的學術氛圍，可以說是人生開局起點就頗高。

但實際上，他們在人工智能領域都得算是“半路出家”。

哥哥達里奧主攻物理學。快畢業的時候，他開始關注人工智能，并在研究生階段選擇了神經科學。他擁有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學學士學位、普林斯頓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也曾在斯坦福醫學院擔任博士后學者。

從2014年底開始，達里奧兩年之內三次換“東家”，先是在百度硅谷AI實驗室開啟職業生涯，是吳恩達的手下，而后跳槽到谷歌。2016年，達里奧加入剛創立不久的OpenAI。

兩年后，妹妹丹妮拉也加入了，而她本科在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學英語文學，畢業后的職業生涯始于全球健康和政治領域，和人工智能幾無關聯。然而，隨著她加入金融服務公司Stripe，就此開始接觸人工智能。

后來，他們把這種對人工智能的興趣放在更宏達的敘事當中，覺得“都感到自己肩負著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巨大責任”。

2018年，在哥哥達里奧進入OpenAI兩年后，丹妮拉也加入，兄妹倆匯合。在那之后，達里奧對GPT-2和GPT-3貢獻力量，最終成為研究部門副總裁，而丹妮拉則以管理自然語言處理生成團隊開始，擔任過人力資源副總裁，最終成為了安全政策部門的副總裁。

不過，OpenAI內部的分歧也正在醞釀。

正是在兄妹在職場匯合的那一年，OpenAI內部以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為代表的領導層意識到算力跟不上，開始考慮轉型，而創始人之一馬斯克因為種種原因最終退出。之后的OpenAI，走上了商業化的道路，營利性公司“OpenAI LP”成立。2020年，OpenAI和微軟簽署了一項價值10億美元的協議。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阿莫迪兄妹感到已經待不住了。

達里奧后來回憶稱，在OpenAI時發現了縮放定律，使用更多數據和算力訓練AI，而非依賴算法，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性能。這一點讓他感到可怕：“它由簡單的組件組成。只要有足夠的錢，任何人都可以建造它……我們正在開發一種強大且具有潛在危險的技術。”

那一年年底，阿莫迪兄妹一起離開了OpenAI，并一口氣帶走了OpenAI的7名高級職員。2021年，Anthropic成立。

當被問及離職原因時，達里奧面對媒體總是表現得很油滑，稱“我們（聯合創始人）意見一致，彼此信任。我們是處于正確的理由這樣做的”，但被問到這是否意味著他不信任OpenAI的其他人時，他卻拒絕回答。

到底是不是“OpenAI叛軍”，行動是最好的說明。

在公司屬性上，阿莫迪兄妹選擇將Anthropic設立為公益型公司（PBC，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可以同時追求社會責任和盈利。如今OpenAI尋求轉型，也是想成為PBC。

從一開始，“安全”成了Anthropic的高亮關鍵詞。Anthropic的前身甚至被命名為AI Safety Lab（AI安全實驗室）。在2021年，人工智能危險論并非主流。

起初，Anthropic也考慮到用其他公司的AI模型來進行安全研究，但很快就放棄了這個想法，決定構建自己的模型。模型被命名為Claude，有三個核心目標：有用（helpful）、無害（harmless）、誠實（honest）。

他們甚至引入了“憲法式人工智能（Constitutional A.I.）”的概念，給模型提供一份書面的原則清單（“憲法”），并要求它盡可能遵守。這些清單中包括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蘋果的服務條款等等。然后，他們使用第二個模型，評估第一個模型的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并在必要時進行糾正。

說白了，就是讓人工智能自我監督。

在創立之初，Anthropic就被外界當做“OpenAI叛軍”，并在A輪融資中吸引了1.24億美元，隨后又有5.8億美元融資到賬。但相比于OpenAI，這家公司依然顯得非常小和“寒酸”（只有寥寥員工和很少的錢）。

到了2022年夏天，阿莫迪兄妹迎來了第一個艱難時刻。

那就是：Anthropic已經完成了對Claude的訓練，整個團隊都對它的表現贊嘆不已。發布Claude，對成立僅僅一年的Anthropic來說一定會帶來更多名利。但是，他們同時也擔心將強大的Claude直接發布會不會有安全風險。

最終，阿莫迪兄妹決定，繼續進行內部安全測試。這一壓就是數月。

而在另外一邊，OpenAI在11月底發布了ChatGPT，這款軟件如巨石入水，掀起驚天駭浪。從后續多家媒體報道的“內幕故事”來看，OpenAI當時是在很“拿不準”的情況下推出了ChatGPT。

也就是說，奧特曼和阿莫迪兄妹面臨著同樣的難題，但是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

至少從對外的表態來看，阿莫迪兄妹不說后悔。達里奧在《時代》雜志的采訪中說，他想避免引發一場建造更大、也許更危險的人工智能系統的競賽：“我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

他緊接著又補充：“但這（正確與否）不是完全明確的。”這種不確定性很好理解，畢竟競賽無論如何都開始了，而阿莫迪的決定可能會讓Anthropic損失數十億美元。

不論如何，這個決定最終也讓Anthropic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獲得了贊譽。尤其是當ChatGPT引發了監管機構和大眾對安全問題的擔憂時。在2023年面對華盛頓的參議院，達里奧作證時說，他認為強大到足以“造成大規模破壞”并改變全球力量平衡的AI系統可能最早在2025年出現。

彼時這樣說的人很多，但始終握著“安全牌”、被視為“OpenAI叛軍”的阿莫迪兄妹自然顯得可信度更高。

在Claude最終發布并迭代的過程中，Anthropic更加坐實了“安全牌”。《紐約時報》的記者凱文·羅斯（Kevin Roose）因為撰寫了一篇文章，記錄其與微軟嵌入ChatGPT的新必應聊天機器人之間的“沖突”，而被Anthropic邀請到了總部。

當時是2023年的夏天，距離Claude 2發布還有幾周，羅斯感受到的仍舊是緊張和焦慮，而非振奮和期待。

“我最擔心的是，模型會不會做出我們未曾預料到的可怕行為？”達里奧說。

甚至這種情緒并非高層特有，整個公司的所有工程師似乎都更有興趣談論“安全風險”，而非技術能力。一位員工在吃午飯的時候告訴羅斯，未來十年內，失控的人工智能毀滅人類的概率高達20%。

羅斯形容，這就像你走進了一家備受贊譽的餐廳，準備饕餮一番，結果發現所有店員都在和你聊食物中毒。

用首席科學家卡普蘭的說法來解釋，就是這種悲觀情緒不是刻意營造的，而是Anthropic本來就吸引這種“深思熟慮的”“對這些長期風險持懷疑態度”的人。

這種情緒也最終傳導到了Claude產品本身。這種安全導向的訓練方法，也使Claude成為了一款格外謹小慎微的聊天機器人。它被評論家調侃為“AI末日輪宣傳家”“過于無趣愛說教”。

但是，Anthropic的“安全牌”和Claude的謹小慎微，卻讓這家公司愈發吸引企業客戶和投資者青睞。吸引企業客戶很好理解，畢竟to B用戶和to C用戶不同，前者要的正是安全和可靠。

在初代Claude發布之后，Anthropic融資爆發，先是4.5億美元C輪融資，其中包括投資方谷歌；后亞馬遜也出手，其融資金額節節攀升。到2023年10月，Anthropic總融資額超過了76億美元。

然而，隨著Anthropic發展壯大，成為AI領域的“頭號玩家”之一，這個“OpenAI叛軍”似乎也受到了和OpenAI一樣的質疑聲。

達里奧不得不越來越頻繁地解釋Anthropic的“安全”與“發展”如何平衡的問題。

阿莫迪兄妹因為OpenAI商業化轉型、心系AI安全而出走并成立Anthropic，這是一開始公認的創始故事。但一直拿著“好人卡”的Anthropic逐漸吸引越來越多的投資、發布一個又一個大模型，也不免讓人發現矛盾點：Anthropic和OpenAI比拼大模型性能、融資規模、盈利能力的同時，怎么兼顧安全問題。

或者更直白一些：同樣都是AI獨角獸、明星初創企業，為什么我們要相信你？就憑你說你更關心世界、更注重安全問題嗎？

去年，Anthropic發布Claude 3.5 Sonnet，并稱其在推理、編碼和某些類型的數學方面梳理了新的行業標準，擊敗了彼時OpenAI的最新模型GPT-4o。

這個時候，達里奧在《時代》雜志的采訪中表示，公眾眼中的“安全”和他們的想法“存在一些差距”：

“我不認為我們是一家人工智能安全公司，而是一家專注于公共利益的公司。我們不是一家相信人工智能系統將會帶來危險的公司。這是一個經驗問題。”

“我更愿意生活在一個理想的世界里。不幸的是，在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中，存在著許多經濟壓力，不僅存在著公司之間的競爭，還存在著國家之間的競爭。但如果我們真的能夠證明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我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么也許我們真的可以讓世界停下來思考一下。”

也就是說，達里奧依然堅守強大的AI可能造成巨大的危險的觀點。而不做出強大的AI，就不能發現巨大的危險到底是什么，也就無法阻止它。

達里奧一直在向外界傳達的一個信息是，Anthropic不是要引發或者參與競賽，而是想要以自己注重安全的標準與態度，讓大家都被迫拉高安全標準。

阿莫迪兄妹始終都是縮放定律的信仰者，畢竟Anthropic的創辦邏輯正是：在縮放定律中看到了只要投入的資源夠大就有可能造出更好的AI系統的可能性，而這背后的安全風險太大，因此自立門戶。

在這樣的敘事下，他們也始終緊盯OpenAI，視之為最大的競爭對手。

但在今年1月底，DeepSeek R1橫空出世之后，情況變得復雜起來。

幾乎是第一時間，達里奧稱DeepSeek的表現“基本上是我們測試過的所有模型中最差的”，但沒有表明Anthropic測試了DeepSeek的哪一個模型，或有關這些測試的更多技術細節。

并且，達里奧親自發布檄文，支持美國加強芯片管制，但其中引用的一些估算實際上缺乏事實依據。

頗為意味深長的是，達里奧建議DeepSeek“認真對待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考量”。

如果是幾年前，Anthropic創立之初，達里奧的“安全牌”很有可能引來更多支持聲。但如前文所提到的，如今的Anthropic也在“安全”與“發展”的平衡難題之中。

TechChurch在關于此事的報道當中特別提到，“此類安全問題是否會嚴重阻礙DeepSeek的快速普及還有待觀察”，而另一邊，“AWS和微軟已經公開宣稱將R1整合到他們的云平臺中——諷刺的是，亞馬遜是Anthropic最大的投資者”。

在這之后，2月底，Anthropic的新一代模型Claude 3.7 Sonnet發布。值得關注的是，外界此前一直以為Anthropic下一個發布的會是Claude 4。

這一次融資，Anthropic無疑證明了自己仍舊具有吸引力，尤其是比計劃中高出不少的融資金額（從20億美元到35億美元）、600億美元估值以及60倍的市盈率，都在表明著投資者仍然看好Anthropic的未來。

不管是信仰縮放定律的“頭部玩家”也好，在有限資源中妙手生花的創新玩家也罷，新的模型還將一個接一個地推出。在DeepSeek引發“混亂”之后的一個月時間里，xAI、OpenAI和Anthropic都已經發布了新一代模型。

此外，OpenAI的GPT-5和DeepSeek R2有可能很快就會問世。

接下來，阿莫迪兄妹的“安全牌”還能奏效多久，是一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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