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東的黑子、山東反省之爭沒有停下的跡象，作為北方經濟大省，山東在創新土壤、服務精神、人均數據方面，似乎都不能匹配經濟總量規模，回回被拉出來對比可能的確容易有壓力，但改變的動力何在是個問題。

山東難改，不僅在官，更在民，你別急，慢慢往下看，你想杠的我后面都寫了。

但山東的最大困境，很多分析的內容文章視頻，只是浮于表面，而沒有揭示最深層問題。按說，一個系統內部開始失衡的時候，改變的動力是來自于利益受損的一方，而不是既得利益一方，比方說，官本位、行政效率底下，管理意識強、服務意識差，阻礙多，支持少，這些不僅出現在山東，但山東的情況也非常典型。

但是以上都是表象，山東多年未見轉變的真正原因是：即使是由于官本位的體系，而受影響的一方，居然也在支持官本位，直白的說老百姓中的主流在支持官本位價值觀，這才是魔幻的，奇妙的。我想接下來看北方很多省份，出現這種明明阻礙了發展，卻難以改變的狀況，為什么會這樣？大家的疑問都可以從對山東的這篇分析中得出結論。

先說是不是，再說為什么。

我講山東大部分人的價值觀，推崇體制內、考公考編只是一方面，即便是不在體制內的也推崇“官大于民”的腐朽思想。例如過年家庭聚餐居然也得是體制內坐C位，不是純屬自找的么。

土壤很重要，分外推崇編制、官制的土壤，自然跟公有制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有關，但這么多年發展下來，民營經濟地位再差也是重要補充，起碼山東民營經濟的力量不低于全國平均值，但是不好意思，民營經濟的地位、“民”的地位，在山東人自己眼中都遠差的多。

我先問個問題，有多少人反對官本位，是出于嫉妒，反對特權是因為擁有特權的不是自己？

這個問題很難得到客觀理性的答復的。

我再說具體點，在包括并不限于山東范圍內，很多人對官本位、官僚主義、體制內的從業者的意見，不滿不是出自對體制問題的思考，而是待遇差異，雙軌制一邊是旱澇保收、福利好，一邊是不穩定，所以不滿。

舉個具體例子：我前年春節后寫了一篇文章，導致公眾號進了小黑屋，關于那年沈騰馬麗演的小品，修路填坑的那個。我的觀點恰是不需要過分責備、期望小品中沈、馬演的角色能解決問題，更不必高估他們。

文章被噶是因為戳中了很多人的肺管子，本質上說，包括不限于山東范圍內，大量人去批評體制內的人，的確不會對他們造成任何問題，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因為嫉妒，對自己身處“編制”的自我肯定甚至有可能因此增強。你會看到很多這類人，有迷之自持，擁有奇怪的克制，跟親朋好友講話也說一半、端著、玩深沉，因為“自己的身份不允許、也不便于多講”，這種情緒是不是蔓延在很多人中間？

這些恰恰是周圍的人畸形的推崇導致的，回到我的文章，我看他們的視角，不能過高期望，對穩定推崇，對編制自我論證自我加強，認為考上是精英的邏輯，是一種局限，深處這種局限當中是不可能太有動力、有能力去提升行政服務效率的。我的視角是祛魅的，這種是真遭人恨，我懂，但我想說的是，假如大家伙都不推崇這種價值觀，其實官本位、官僚主義會變弱很多，正是非體制內的人過分的迷信體制，加劇了荒唐的存在。

我的部分同事或領導們時常覺得我有點苛刻，那是因為他們真能給我解決問題，真能幫我推動事情，對理論到實踐中的情況是真了解，真有想法，也真有勇氣拍板做決策，歸納為他們有能力。對這批人，你激勵他們、給他們壓力、搞好關系求他們，都真的管用！

我去跟體制打交道從不苛求，我知道沒必要過分苛責身處其中的大多數人，對他們要求不能太高，包括不限于他們所處的崗位應該掌握和應對的。多年的工作環境沉淀，即便是偶有當初有才干的人，怕是也已經沉淪妥協了，更何況其中大多數人本來也沒機會沉淪，本就那啥。我不否認我見過一些體制內的確有本事、有能耐的人，綜合能力強的，但算少數。

很多上岸的人寧可諸位嫉妒他們，也不愛見到我這種寬容他們的視角，因為我沒理由高估他們。編制問題最大的錯不在選擇，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去挑戰能力邊界的，求穩妥個人追求是沒有問題的；山東的問題是——求穩的反而有成就感，這就是價值觀問題了。

還有種觀點會反駁我：你見的那都是基層，再往上深不可測你見過嗎，再就是體制內在意的低調、其他生存發展的能耐你不懂，所以偏頗的按照市場企業民間視角評判是不合適的，你這種只不過是理想主義，對國情認識不夠深刻，云云。

我在想這種觀點是過分看低了我這樣的普通人的見識，又過分渲染了對體制的空洞評價，山東這樣的價值觀也很多，很深，并且常年自我論證，自我循環加強，造成了推崇這個的群體“迷之自洽”。

那么為什么1億多人構成了山東的氛圍（不否認不買賬的也有，還是少數），話說儒家觀念要批判的看，近代以來更深層次的是民間對“資本自由”的警惕，大過對公權力的監督。

直白的說，推崇體制內，有個優先級，普通人即不是體制內，也不真正擁有資本，但大家樸素的觀念中，寧可讓渡給權力更大的空間，令其抑制資本帶來的“剝削”，也好過權力缺位（小政府），留下太多自由空間，使得資本有機會做大來居于普通人之上。

的確，人和人之間差異很大，似乎越自由，就越有利于形成資本積累的那些強人，打個比方，假如天下一切只比打乒乓球，那么我肯定不能寄希望于自己水平能贏馬龍、樊振東，我必須寄希望于裁判來遏制他們，規則越自由，越沒有天花板，對我越不利。

但我們同時要思考，為什么不能有一種體系來約束權力、資本和人之間共同達成平衡呢？比如法治和民主是可以平抑一部分自由帶來的負效應的。

我建議山東不必著急孵化六小龍，鼓勵創新，大家先放下執念，編制若無成就感，創新就減少了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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