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走私普通貨物案件中的郵路信息問題

梁栩境律師

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專注走私犯罪辯護

近期筆者在辦理一起以ETK模式進行走私的案件中，出現了因郵路信息無法調取而進行偷逃稅款扣減的情況。郵路信息系包括ETK模式在內的快件走私案中的核心證據，具體案件中需基于該信息對偷逃稅款進行確認，若無法調取則意味著所證明的數額可能存在證據不足的情況，筆者現就近期辦理的走私案件對郵路信息在走私案中的作用進行分析說明。

一、案情簡介

筆者當事人系國內的電商平臺，公司通過從境外進口玻尿酸產品后在境內再進行銷售，除涉案存在走私嫌疑的貨物外，其還有大量合法業務，因此本案系一起合法與非法貨物混雜的單位犯罪案件。在涉案業務部分，公司主要通過境外分支機構在歐洲采購相關貨物，隨后寄送到香港，再由涉案的報關公司以ETK形式將貨物進口到境內，在此過程中筆者當事人僅參與提供相關收件地址，并未參與到涉案其他業務當中。

ETK通關系近年來較為熱門的報關模式，主要適用于個人合理自用的客戶，此渠道亦詳見于CC模式下的交易。因此從報關方式看來，ETK實際上并不適用于單次貨物量大或是同一客戶多次購買少量貨物的情況。本案相關單位、個人涉嫌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偽報貿易方式，即將本應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口的貨物、物品，偽報成個人行郵，從而偷逃稅款。

當事人在委托后，筆者先行對相關情況進行分析：

在犯罪主體方面，筆者認為由于本案系以公司作為主體對外經營相關業務，且公司除涉案業務外還有其他合法的進出口及境內銷售工作，因此本案應以單位犯罪進行追訴。

在相關情節方面，由于公司并未涉及到具體的報關進口業務，僅作為委托方進口涉案物品，因此在參與程度以及主觀惡性上均明顯低于報關公司，故應認定為從犯，筆者亦先行收集了大量類似案例以及相關會議紀要，其中均提及單位經營過程中為降低成本而受利誘從事走私業務的，一般可認定為從犯。此外本案案發后當事人系主動前往辦案部門配合調查，隨后才被采取強制措施進行訊問，故對其應認定為自首，結合單位實際控制人身份，本案單位亦可認定為自首。

在可以爭取的其他從寬理由上，筆者建議公司可先行籌集資金處理補稅事宜。

在涉案偷逃稅款方面，筆者建議公司收集相關交易數據，包括如訂單、轉賬記錄、與報關公司的交易記錄、客戶采購記錄等。從中研究相關數據，從而得出應予排除的部分以及其他計稅情況。

二、偵查階段的辯護工作

在偵查階段最終，當事人確立了兩個關鍵情節。一系單位犯罪，確立了單位作為本案的主體之一以及明確訴訟代表人；二系確定從犯情節，認為當事人所起作用較小。

在計稅方面，筆者獲取公司相關數據后發現，所有交易分為兩部分，分別系屯貨與銷售。屯貨部分即公司直接與報關公司對接將貨物進口到境內，其中便涉及到ETK模式的走私行為；銷售部分即公司直接與個人客戶對接，通過CC模式將物品進口。雖然涉及兩個不同類型的模式，但從行為角度出發分析，二者本質上均一致，物品均系到達香港后以個人名義在境內接收物品，區別只在于接受者是否屬真實的消費者。筆者認為對于銷售部分，由于存在真實已有的消費者，相關納稅、申報義務應屬消費者本身，當事人不應承擔責任；對于屯貨部分經筆者計稅，涉案的偷逃稅款應在四十萬元左右。故結合案件情況筆者認為本案應在退稅后爭取相對不起訴。

三、審查起訴階段的辯護以及郵路信息問題

在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后，筆者進行閱卷，經分析后總結了案件的新情況：首先涉案偷逃稅款分為兩部分，ETK模式下約為39萬元，CC模式下約為7萬元；其次兩個模式的取證、計稅方式基本一致，區別在于CC模式下缺乏相關郵路信息。

筆者先行就案件的相關情節與經辦檢察官進行溝通，認為當事人應具有自首情況，由于當事人系在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情況下被調查且交代了相關事實情況，故符合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的規定，應被認定具有自首情節。對于從犯情節的問題筆者亦進行了補強，分別從走私模式的確立、虛假價格的確定以及報關行為的實行三個角度出發，論證當事人參與程度較低的客觀事實，并輔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加強查辦走私犯罪案件工作第十三次聯席會議紀要》第六點的規定：對于為貪圖便宜、節省經營成本，受專門或主要從事攬貨走私的犯罪分子利誘，在支付“包稅”費后就放任他人走私進口的貨主，一般應當認定為從犯。

隨后便系郵路信息的問題，筆者認為缺乏郵路信息的相關數額不能納入本案的偷逃稅款中。

前面提到，ETK以及CC二者在證據角度的關鍵區別在于郵路信息能否采集，除郵路信息外二者的證據基本相同，認定兩種模式屬走私的基礎證據材料系報關公司的出入庫記錄，隨后輔以真實交易發票、轉賬、國內郵件信息等資料。因此CC部分能否排除，關鍵需分析現階段的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走私事實的發生，以及郵路信息在其中所承擔的角色及作用。

首先，筆者認為證明本案走私犯罪的行為發生的標準應統一。

ETK模式中存在郵路信息的關鍵證據，因此作為同樣系偵查機關指控的走私構成部分之一的CC模式，其亦應同樣具有郵路信息的相關證據，否則在同一指控情況下，相關數額卻有兩種不同的定罪標準，此情況并不公平亦難以服眾。

其次，現存的其他證據并不足以證明走私行為的發生。

除郵路信息外，在境外的證據主要有報關公司的出入庫記錄，采購物品的發票，在境內的證據則是郵件軌跡記錄以及部分轉賬數據等。上述證據均只能反映涉案行為在境內、境外所發生的事項，而不能得出物品自境外到境內流轉的具體過程。換言之相關證據實際上系間接證據，并不能直接證明走私行為的發生。

最后，郵路信息系在案最為關鍵的證據。

郵路信息證明的系物品自境外到境內的流轉過程，可直接證明物品自境外到境內的過程。此外，郵路信息中含有包括如郵包號、通關日期等證明郵包真實入境的信息，也包括如應繳納/已繳納稅款的具體情況等反映偷逃稅款的內容等。若缺乏郵路信息則意味著物品的入境情況存疑，不能排除物品因各種原因并未入境的情況，因而亦不能納入到走私數額當中。

綜合上述情況，筆者認為由于缺乏郵路信息，因此CC項目下的數額應予排除，當事人/單位涉案偷逃稅款應低于四十萬元。基于此情況，結合本案系單位犯罪，存在自首、從犯以及補水等情節，估計符合廣州市走私案件中相對不起訴的標準，推動認罪認罰程序后，本案可不起訴處理。

本案系一起大型報關公司涉走私犯罪案件的系列案，自2022年起案發，隨后持續調查并逐步要求系統中的貨主配合調查。在本案的前后辦理過程中，筆者認為難度較大的系計稅問題，由于涉案的物品多為美容針等產品，其并沒有相對明確的稅則號列適用情況，即便系同種產品由于不同的案件其適用可能存在區別。因此筆者在辦理本案的過程中考慮了以往案件同類型產品的稅則號列適用情形，并尋找其最低標準、及時與偵查機關進行聯系溝通，最終確定了當事人在案中相對低的稅款，為后續辯護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