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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肇始于1517年10月31日路德的宗教改革，那敲打在維滕貝格城堡教堂大門上的陣陣錘擊正式揭開了宗教改革運動的序幕。

——阿道夫?馮?哈納克

《九十五條論綱》

對一位20世紀初的德國思想家而言，這一看法近乎理所當然。盡管現代研究幾乎已經確定《九十五條論綱》不是路德親手釘在教堂大門上的，宗教改革運動所帶來的劇變也絕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無損于1517年在新教世界觀中“奇跡之年”的定位，也不會削弱這一事件對歐洲信仰、社會與政治變革的影響力。

如此，1517年與中國讀者熟知的“萬歷十五年”似乎非常不同——黃仁宇初作的英文版題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平平無奇的一年。副標題“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則離寫作目標更進一步，大明王朝的衰落。在黃仁宇筆下，這看似沒有重大事件發生的一年，卻通過皇帝刻意怠政、官僚腐敗、軍事體制僵化、財政困境等“細枝末節”，暴露出明朝制度性危機的全面深化，“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專制王朝已無改革的可能。被作者稱作“大失敗的總記錄”的“萬歷十五年”，“意在說明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沖突時的側面形態”。

黃仁宇著《萬歷十五年》的英文版，這本書于1982年、1983年兩次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歷史類）

西方的1517年是擊碎中世紀夜幕的思想閃電，70年后東方的1587年則是青蛙再也跳不出去的溫水缸？

毫無疑問，歐洲壟斷世界近現代史演進的觀念早已不合時宜，但即使嚴格的歷史分期早已有很多非議，將1500年前后視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篇章頁，仍是學界內外一個較大的公約數。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榮休教授、早期現代史專家海因茨·席林作為一位為馬丁·路德和查理五世寫作傳記、擔任過宗教改革研究協會德國分會主席的歷史學家，在1517年事件五百周年時出版的《1517》中，就嘗試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將1517年視為一塊了解世界歷史的橫截面，從多個維度切入，為讀者呈現這個重要時代的延續與變革。以德國《世界報》評論的說法，這部穿插了41張插圖的作品，“也許是關于這個時代這場深層地震的最令人興奮、最與時俱進的書”（Dankwart Guratzsch）。

《1517：全球視野下的“奇跡之年”》

在席林版“1517年世界史”的序章，他首先描繪了四幕平行場景，總結如下：

1517年12月意大利北部貝加莫發生了一場“幽靈戰役”，基督教世界開始流傳這一見聞并釋之為上帝就奧斯曼土耳其的緊迫威脅所降下的警示。

1517年春墨西哥的原住民第一次看到西班牙人的身影，結合自身的信仰敘事，他們還以為這是已拋棄他們的神祇歸來的吉兆，而兩年后西班牙殖民者將大規模登陸，此時阿茲特克文明還不知道將面臨滅頂之災。

1517年8月，珠三角的洋面上出現了一支葡萄牙的船隊，根據廣東僉事的記錄，在一系列摩擦與等待后，“不合禮數”又侵占朝貢國馬六甲的葡萄牙人在嘉靖繼位后終被驅逐。

1505年馬丁·路德在一場閃電的驚恐中默禱愿成為修士以尋求庇護，1517年在反對營銷贖罪券的運動中，路德教授指出，靠死文書、贖罪券與代禱無法得救，唯有因信稱義。

與許多流行的“xx年全球史”的寫法不同，席林坦言，1517年世界上各個文明與民族還太過孤立，彼此交集甚少，全球性交流網絡的維度遠不能和幾個世紀后的信息交換同日而語，而且1517年的人們遠沒有形成在今人看來理所當然的“一個世界”的觀念。

在多重線索的意義上，現代世界在1517年前后正徐徐展開

序幕這四個發生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事件之間看似無甚關聯，卻在暗示了變革的暗涌之外，更反映了時人對各自世界觀的沉浸。五百年前的世界沒有那么遙遠，但《1517》一書所要回顧的不僅是這一時期的變與不變，更是要向今天的人們解釋當時近乎統攝一切的宗教—宇宙觀，如何決定了人們對已知與未知的認識，以及由此采取的行動。

回到16世紀的明朝，中國并非沒有與世界潮流接觸，在萬歷十五年的半個多世紀前，在“大禮議”發生前夕，正德年間葡萄牙使團的到訪，至今絕大多數人并不知曉。但這場接觸的過程和結果我們卻很熟悉——因在世界觀上無法對話不歡而散。以鳴炮來致意，以對等的姿態遞交國書，未列于朝貢國名錄，在海面上爆發海戰……此時的海上霸主葡萄牙在中國吃了閉門羹。盡管民間與南海沿岸的貿易將逐漸為中國帶來新世界的影響，但1517年在遠東的動量是有限的。

全球史不同角落的齒輪或許尺寸大小殊異，但從某種層面上看它們仍是同步轉動的。

用美國學者阿蘭·米哈伊爾在《奧斯曼之影》的話來說，在15、16世紀之交，奧斯曼帝國改變了從中國到墨西哥的已知世界，建立了霸權的奧斯曼帝國與各鄰國與世界大國在幾乎所有領域展開了競爭，并在幾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發揮影響力，“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哥倫布、瓦斯科·達·伽馬、蒙特祖瑪（阿茲特克帝國的統治者）、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軍閥帖木兒和數代教皇，以及數以百萬計的重要或次要的歷史人物，都由于奧斯曼帝國的存在而改變了自己的行為，重新定義了自己在歷史上的位置”。

哥倫布雕像

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在貿易與軍事上在印度洋占據主導，進而穿過東南亞前往中國，西班牙則將重點放在了西半球。中國成熟的社會發展此時能力拒葡萄牙于門外，但中美洲卻踏上了不同的命運。位于墨西哥的阿茲特克文明1517年之后才與歐洲殖民者相遇，要晚于后者登陸加勒比、北美和南美，卻是后者初次遇見美洲高等文明。阿茲特克文明最終在流血沖突后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伴隨著人口銳減、本土宗教被天主教大規模取代，歐洲人還加大了非洲黑奴的販運規模，以補充美洲的勞動力缺口。大西洋世界的變化開始加速裂變。

1517年也是企鵝歐洲史系列叢書第5卷分期的開端，該卷題名為“基督教歐洲的巨變：1517—1648”，刻畫了“16世紀至17世紀初‘基督教世界’意識的消逝與‘歐洲’意識的誕生，以及與之相伴的巨大變革”。海因茨·席林亦在《1517》一書中指出，以耶穌基督為信仰對象、以羅馬教會為中心的信仰統一體的“基督教世界”，一度是團結歐洲各紛爭政權的優先方案，已然迎來破滅。奧斯曼帝國升至頂峰的壓力雖然促成了新教皇主持的協作草案，但也見證了宗教改革的興起。席林還在書中生動地記述了歐洲大陸專制國家政治組織體系的成熟、社會結構的變革，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作為世界性帝國的戲劇性崛起。宗教改革引致的教派分立與政治權力斗爭的結合，為歐洲帶來了近一個半世紀的劇烈動蕩。而這一段發生在前啟蒙與工業革命時代的動蕩，其血腥程度與對歐洲大陸勢力格局的影響，常常為如今的人們所低估。

如果把“1517年”視為翻轉版的“萬歷十五年”，那么，相比于明朝在體制上行將就木，此時以西方世界為主要驅動的全球性變革的確迎來了多重進展。這一線性的現代化敘事對比固然顯得框架粗糲，甚至是一場非對稱的較量，但這未嘗不是一個理解近代世界開啟時刻的模范切片。正如在《1517》一書中，作者席林并沒有提出新的時代始于16世紀初這樣的觀點，而是致力于呈現1517 年前后世界各地發生的眾多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爬梳歷史演化的多重線索，宗教改革的世界性意義并置其間。

《1517：全球視野下的“奇跡之年”》內文

在《明鏡》周刊對席林教授的一次專訪中，記者問道，許多歷史學家將現代的曙光定格在1500年前后的幾十年，那么那個時候的人是否感受到了新時代的到來，或者有了某種開端的意識？

不消說亞洲，即便在歐洲，席林也認為，至少在德國，人們并沒有這么想?；蛟S伊比利亞半島的情況不同，當時水手們正在發現新大陸，但開拓新大陸在德國并沒有產生那么大的影響，例如路德對此幾乎不加關注。席林指出，德國人并沒有忽然認為自己處于一個新時期的黎明，已經活躍許久的文藝復興參與者和人文主義者也是如此。

如果不是1517年創造了歷史，那么，歷史如何造就了1517年？將視線放回話題的開端，為什么教會的異見者在1517年能掀起真正的風浪？為什么馬丁·路德做到了英國的威克里夫或波希米亞的胡斯沒有做到的事情？

關于1517年宗教改革的繪畫

席林認為，路德解答了當時德國人最迫切的需求，在一個社會變動的時代，如何在不安與恐懼中獲得靈魂的救贖。在席林看來，人們當時對救贖的執著就像今天對金錢的執著一樣，當他以通俗的語言將自己深思熟慮的神學思考告知民眾時，反贖罪券的浪潮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席卷德國。而路德也不是一個不起眼的修士，他背后同樣站著龐大的權力。維滕貝格所在的薩克森，其領主是當時神圣羅馬帝國最有權勢的領主之一。路德也逐漸從一個貼出論綱提出學術探討的學者，在審判與庇護之下逐步變成堅定的宗教改革家，開啟一場對以羅馬為首的教會體系的根本批判。與此同時，印刷業的飛速擴張、郵政體系的完善、雕刻繪畫以及易于誦讀的文本等等，都助推了馬丁·路德的事業。

在《1517》一書中，席林采取了七個視角展現這個近代世界的開端時刻。除了在最后兩章分別詳細介紹了這一時期的羅馬教會與宗教改革的開啟，圍繞1517年前后，席林還討論了包括歐陸、奧斯曼、莫斯科在內的“舊大陸”政治動態，社會變動與政權競爭加劇背景下興起的包括馬基雅維利主義、烏托邦、基督教和平、貨幣價值研究等思想和理論，新航路開辟之初亞歐美不同文明的碰撞，風格切換中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異域新知，以及信仰與“理性”認知訴求結合下歐洲對女巫和非基督徒的集體恐懼，等等。

1517年時，馬基雅維利剛寫完《君主論》，哥白尼沒有出版“日心說”的天文著作，而是發表了有關貨幣價值研究的論文

黃仁宇筆下，張居正的改革對于官僚體系而言壓力過大，牽涉過于復雜，厘定會計制度和徹底變革幾無成功可能；軍事天才戚繼光、俞大猷縱有先進的思維也無以改進軍備與兵制；李贄和路德一般倔強并主張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見解釋經典，但其所追求的自由也無法超越倫常與社會……讀者們印象深刻的莫過于大明在“數目字管理”方面的缺失。在《1517》中，除了教會似乎同樣積重難返，其他所有命題似乎都是有解的。這自然離不開一種后見之明的認定與敘事，但東西方的不同顯而易見，從以下這段論述中就可見一斑：

作為貴族的騎士階層日漸被拿軍餉的雇傭兵（多為步兵）所取代。不斷壯大的士兵規模和日益復雜的槍炮技術耗資巨大?！板X是一切事物的神經”成了所有君主尊崇的無上教條。國家稅收和財政必然也要跟上戰爭手段和軍事技術發展的步伐。

北京人藝制作的話劇《張居正》海報

與《萬歷十五年》類似傳記體的寫法不同，《1517》沒有聚焦神圣羅馬帝國或者歐洲，也沒有充分展開個體的歷程來反映西方世界在某個議題下的歷史進程。這可以視為一種雙重翻轉：

萬歷十五年是一段段歷時性的掙扎接近休止的時點，一個我們熟悉而又過分成熟的帝國悄無聲息地消化了一切來自內部的變革，1517年則是一個轉向多元、新紛爭的劇變時代多條線索的交集點之一；《萬歷十五年》以幾個標志性人物的命運交織成了一張反映傳統中國現實與倫理的密不透風的網，《1517》則通過明快的綜述與分類，經由多個邊界開放的維度，展示了一個本質上與今天相當不同時代如何平穩運作，又有多少“現代的開端”在醞釀與萌發。

總而言之，無論是葡萄牙船隊繞過好望角，哥倫布抵達美洲，阿茲特克帝國恢弘的都城被毀滅，抑或馬丁·路德貼出了《九十五條論綱》，明朝防備海盜與倭寇的水師與葡萄牙艦隊作戰……當一些里程碑式的時刻降臨時，世界往往并不因此感受到新時代的氣息。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管窺全球史的一瞬，理解某一時刻的人們是如何思考的，如何解釋自己已知的和不理解的事物，他們的行為產生了怎樣的后果，以及某些事件何以落入歷史的泥淖，或成為影響深遠的決定性時刻。

1517：全球視野下的“奇跡之年”

[德]海因茨·席林 著，王雙 譯

※柏林洪堡大學榮休教授、歐洲科學院院士、早期現代史專家海因茨·席林的大家小書，一部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全球史。

※從西班牙人登陸美洲到葡萄牙人試探大明王朝，從馬丁路德撼動羅馬教廷到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緊逼歐洲，從異域新知和文藝復興到新一輪恐慌、歧視與偏見，從世俗政治重塑歐洲到和平、貨幣與社會理論萌發……1517年，即“萬歷十五年”的70年前，世界各地正在延續怎么樣的時間線、正爆發或萌發著怎樣的變革，當時的人們有著怎樣的行為和認知？

從政治、社會、宗教、思想文化和洲際碰撞中，呈現劃時代的1517年，通過全球視野下鮮活充盈的歷史切片，重新理解開啟現代世界的多重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