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隨著刑法修正案（十一）對猥褻兒童罪的修訂，司法實踐中對“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及“情節惡劣”的認定標準亟待統一。本文通過梳理立法變遷與典型案例，系統闡釋三要件的實質內涵與適用規則，揭示從嚴懲治與罪刑均衡的辯證關系。研究提出，司法機關應構建“行為性質—場所特征—結果影響”的三階審查模型，在強化未成年人保護的同時，避免機械適用加重條款導致的量刑失衡。

關鍵詞：猥褻兒童罪；公共場所；當眾猥褻；情節惡劣；禁止重復評價

一、問題的緣起與立法演進

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對猥褻兒童罪的修訂，標志著我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刑事法網進一步嚴密。典型案例顯示，某市法院審理的張某猥褻學童案中，被告人在校園走廊實施猥褻行為，因對“公共場所”“情節惡劣”的認定分歧，一審與二審量刑差異達三年。此類爭議凸顯司法實踐中亟需明確：如何區分猥褻兒童罪的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邊界？如何把握加重情節的適用尺度？

立法層面，修訂后的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三款增設四項加重情節，但“情節惡劣”等表述仍具抽象性。司法解釋與指導性案例雖提供指引，但具體適用仍需結合個案實質判斷。

二、猥褻兒童罪基本犯的構成要件解析

（一）行為性質的二元界分

猥褻兒童罪的成立不以暴力脅迫為必要，但需達到刑事可罰性程度。司法實踐中形成“三要素綜合判斷法”：

1. 接觸部位敏感度：生殖器官接觸直接入罪，胸部、臀部等性敏感部位需結合其他要素；
2. 行為持續時間：短暫觸碰可能屬行政違法，如李某案中3秒觸碰兒童手臂未被定罪；
3. 手段行為性質：欺騙、強制等手段加重違法性，如王某以游戲為名誘騙兒童實施猥褻被重判。

需特別注意的是，2023年《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意見》明確，對12周歲以下兒童實施的任何性意圖接觸，原則上均推定具有刑事違法性。

（二）雙向保護原則

區別于成年人猥褻案件，未成年人案件需貫徹“雙向特殊保護”原則：

• 入罪門檻降低：某省司法數據顯示，近三年未成年人猥褻案件入罪率較成年人案件高37%；
• 出罪路徑限縮：僅有偶發、瞬時且未造成實質影響的極少數情形可作非罪處理。

三、加重情節的司法認定規則

（一）“公共場所”的類型化解釋

根據場所開放程度與功能屬性，可構建三級認定體系：

類型

典型場所

認定要點

開放型公共場所

商場、公園

絕對公開性，無爭議認定

半開放型場所

培訓機構、社區中心

考察人員流動性與管控措施

功能型私密空間

校車、宿舍

參照最高檢42號指導性案例

典型案例顯示，趙某在校車后排猥褻學生，法院依據“供不特定未成年人使用”標準，認定校車屬于公共場所。

（二）“當眾”要件的實質判斷

突破傳統“目擊標準”，采用“感知可能性說”：

1. 空間維度：在場人員與行為地處于同一物理單元；
2. 時間維度：存在被他人察覺的現實條件；
3. 心理維度：行為人具有放任被發現的間接故意。
   如錢某在補習班教室內猥褻學生，雖用課桌遮擋，但因其他學生近在咫尺，仍被認定為“當眾”。

（三）“情節惡劣”的限縮適用

需避免“場所情節”與“行為情節”的重復評價，構建“三步排除法”：

1. 基礎事實剝離：已作為入罪要素的情節不得重復使用；
2. 結果嚴重性審查：重點考察心理創傷、社會影響等衍生危害；
3. 比例原則檢驗：對比同類案件確保量刑均衡。
   某市中院改判案例中，原審將“公共場所”與“多人圍觀”雙重評價，二審剔除重復因素后刑期由7年調至5年。

四、司法適用的優化路徑

1. 構建量化評估指標：開發“接觸部位敏感系數+持續時間權重表”；
2. 完善專家證人制度：引入兒童心理學專家對創傷程度作專業評估；
3. 推行類案強制檢索：通過大數據確保“情節惡劣”認定的區域平衡。

結語

猥褻兒童案件的司法認定，本質上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與刑法謙抑性的價值權衡。司法機關既要通過“公共場所”“當眾”等要件的適度擴張彰顯零容忍立場，又需借助“情節惡劣”的限縮解釋防止刑罰泛化。未來應通過指導性案例的持續供給，推動認定標準從“經驗判斷”向“規則之治”演進，最終實現特殊保護與司法理性的有機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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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濤律師，鄭州市知名刑事律師，刑事律師團負責人，首席刑事辯護律師，從業以來一直致力于刑事案件辦理，14年刑事案件辦理經驗，專業辦理全國范圍內各類重大、疑難和復雜的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