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越強，選擇越多，越不會選擇婚育。

文 | 修明

結婚和生育是一項理性計算，如果女性 結婚生育，可能會葬送自己的職業生涯，自身的身體健康和社交能力也會因為生育而削弱。因此，女性只會在伴侶提供的經濟價值大于自身婚育的機會成本時，才會同意結婚。

3月13日呼和浩特市衛健委發布新政策，明確生育一孩一次性發放育兒補貼1萬元；生育二孩發放補貼5萬元，按照每年1萬元發放；生育三孩及以上發放育兒補貼10萬元，按照每年1萬元發放，直到孩子10周歲。

這是地方政府罕見地通過發錢的方式直接激勵生育，部分突破了“堅決不搞福利主義”的禁忌，顯示出當地的決心。

不過中國人不生育的原因很復雜，補貼對提高生育率肯定有幫助，但恐怕很難起到政府和社會預期的效果。中國生育率的下降與婦女的獨立、勞動保障不到位和優生優育的觀念都息息相關，并不是突破一點就能解決。

雖然網上一提到婚育，就常拿生活成本和收入說事，但只要回顧世界，就會發現“沒錢”一說不靠譜。

世界上，越是高收入國家生育率越低，越是低收入國家生育率越高，生育率和國家富裕程度成反比。縱向比，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60年代生育率比現在高得多。這都說明，導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不是“缺乏收入”。

不過，雖然高收入國家生育率普遍偏低，但中國等東亞國家又具有特殊性，一是東亞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往往特別低，歐美發達國家總和生育率一般在1.5左右，而東亞中國僅為1.2，韓國則為0.7，連正常更替的一半水平都未達到。

二是東亞國家，尤其中國，存在嚴重的婚育綁定現象，結婚往往就是為了生育，中國社會又不大容忍非婚生子，因此結婚率降低將直接影響生育率。

中國結婚人數和結婚率近年來不斷降低，2024年中國結婚對數僅為610萬對，為1988年以來最低，結婚率更是僅為1988年的1/2左右。

可以說，中國的結婚率和生育率是同步斷崖式的下跌，真正造成這一趨勢的，不是生活成本，而是女性婚育機會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優生優育的觀念深入人心。

女性婚育機會成本的提升源于女性選擇的增多，在農業社會，女性無法工作，需要依賴男人而生存，他們除了婚育沒有其它人生選擇。農業社會通過剝奪女性的自由保障了高生育率，讓社會得以延續和壯大。

但工業革命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投入工作，有了獨立的收入，她們不需要依賴男人而生存，一二戰后，隨著總體戰的開始，男人大量奔赴戰場，女人頂替男人去工廠勞作，這讓大部分女性擁有了獨立的財富和話語權。

結婚和生育是一項理性計算，如果女性 結婚生育，可能會葬送自己的職業生涯，自身的身體健康和社交能力也會因為生育而削弱。因此，女性只會在伴侶提供的經濟價值大于自身婚育的機會成本時，才會同意結婚。

在古代，大部分女性沒有工作，是個男人就比女人能力強，因此那時大多數男人的經濟價值都可以超過女性婚育的機會成本。

但在現代社會，女性的平均學歷比男性還高，平均收入也在向男性靠攏，女性婚育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符合這一條件的男性也越來越少，從而造成農村剩男多，大城市剩女多，女性越優秀越容易剩下的情況。

簡單說就是”女性婚育的機會成本=同一時間女性不婚育創造的經濟價值 <男性能提供的經濟價值”時，女性才會愿意結婚生育。而越是現代社會，符合條件的男性越少，因此結婚率和生育率也就雙重走低。< pan>

除了機會成本的提高，社會化服務也讓人類的生育欲望降低。在古代，人類迫切想要生育無非兩個原因：一是缺乏有效避孕措施，性欲和生育不分家；二是古代沒有福利機構和養老金，家庭要養兒防老。

但現代社會，這兩點都不存在了，避孕套發明后性愛和生育分離，人類第一次完全掌握生育主動權。另外，現代國家普遍有養老金和養老院，養兒防老的必要性也降低了。

社會化服務的發達甚至讓“男女搭配干活”的必要性也喪失了。古代，女性的力氣小，男性的力氣大，家里很多重體力活還要男性干，現代社會有了快遞、外賣、京東保修，什么活都能從市場上購買，一個人即使不和任何人發生親密關系也可以生存，這一親密關系自然也包括婚姻。在古代，你不結婚很難生存，但在現代，單身完全可以活得很滋潤。

可以說對現代人來說，婚育的必要性越來越低了。

以上是全人類生育率降低的共性，但中國也有特殊性，簡單講有三點。

1）勞動保障特別差。很多企業極限壓榨員工，不愿提供充足的產假，導致女性婚育的機會成本進一步上升。

2）優生優育的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中國實行了4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讓很多人形成了“富養”的觀念，好像不給孩子最好的條件就是對不起孩子，不少人甚至認為窮人不配生孩子，認為讓孩子受窮是一種不犯罪，就連農村的90后都接受了這一觀念，這讓大多數中國家庭即使沒與政策限制也只會生育一胎，只有少數家庭會選擇二胎，而選擇三胎的更是鳳毛麟角。這樣的生育數量顯然無法補上不婚主義者和丁克造成的缺口。

3）中國社會價值觀單一，內卷嚴重，家長為了面子不斷雞娃，這又抬高了養育成本。

可以說，這三點讓中國生育率的崩壞比歐美更加嚴重，中國人口結構的失衡程度、人口下降的程度，將會超出大眾的想象。不過，官方對現狀還是有信心的，認為中國的人口變化大體符合世界潮流，不能夸大人口決定論，認為人口減少也有一定正面效果，比如減少社會的負擔，認為未來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大力發展，能替代大部分人的工作。

這一說法不能說錯，但仍有棘手的問題無法避開。

一是現在的經濟很大程度要靠需求端，需求端依賴普通人的消費，而消費最多的是中青年，如果中青年越來越少，消費端該如何維持；二是現行的養老金制度是后代養前代，后代越來越少，如何保障前代的福利；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往往是年輕人，年輕人減少，老年人增多，會不會影響一個社會的發展動力，這三個問題仍沒有很好的答案。

現在看，中國社會似乎只有兩種選擇，但兩種選擇都不完美。

第一種選擇是學阿富汗“開倒車”，讓女性權益回到100年前，但這會讓中國喪失一半的勞動人口和1/3以上的GDP，這種可能性極小。

第二種選擇是學習瑞典等發達國家，通過延長產假、強制男女共修產假、加強勞動保護和提供育兒、教育補貼來激勵生育，這些辦法會有作用，但不會將總和生育率提到2.1的正常更替水平，最多只是稍有緩解，還會給財政帶來負擔。

還有一種辦法就是研究人造子宮，不過這在技術上和倫理上都存在很大困難。

解決這些問題可能還有第三種選擇，但我們不得而知。也許隨著人工智能的發達和生產力的飛躍，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都會隨之調整，這一新的社會形態或經濟體系，將不需要大量的“人”，問題將迎刃而解。但這對人類來說，仍是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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