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進入中國的評價逆轉，可以用瞠目結舌的驚天反差來形容。

今天，我們都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格調優美，彌滿詩一樣的意境，充溢著反戰的基調，洋溢著人性、人道的價值體系，總之，愛國主義可以環繞著的優美的詞藻，都可以套在這部小說的頭上。

但是，從小說發表的1969年到1978年近乎是十年的時間內，中國人一直以一種心情復雜的眼光，看待這部小說。

在當時中國人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上，為它套上的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大帽子。

今天我們的所有評論，都視而不見小說里的宣傳的動機與目的，而只是一味地沉吟著它的純粹的藝術范疇里的價值影響，那么，我們當年中國文化界，對《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傾倒的戒備的眼神，真的是一種無中生有、無的放矢嗎？

我想事情并不那么簡單。

在中蘇關系交惡的年代里，當我們面對來自北方大國的重兵壓境被牽制了巨大的精力、當一艘蘇聯坦克的結構示意圖在全國各地的民兵隊部里張貼并作為軍事演練的標的物、當全國在深挖洞的號召之下能夠將隨處可見的一塊空僻的土堆都要挖掘一個個防空洞窟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感到蘇聯這個稱號背后，包含著一種無與倫比的對我們的穿透與沖擊的壓力。

而這種壓力，同樣地包含在冠以蘇聯的各種文化輸出里。甚至，在蘇聯紅軍歌舞團那低沉、同步、無情的歌聲里，都能感受到這種力量的沉重的力道。

在這樣的總體氛圍下，我們徜徉在《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字里行間，絕對不會感到一種輕松。

在《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里，沒有妥協，沒有退讓，沒有軟弱，只有碾壓性地壓向對手的絕決，不留縫隙地與對手生死一搏的堅挺，甚至小說里的一個膽怯的女兵，也被尊奉為國家的保衛者，小說里的愛國主義，實際上，與生命力同步。

這是作者工于心計的設計，看似很簡單的人物設置、隨機性的死亡，都是按照作者的一種生命力由高到低的秩序進行設置的。

這樣的小說，出現在1969年勃氏上臺時的國際大局中，有它的背景縱深。

當時中國的評論界，從這個小說中讀出了別樣的與這個國家稱雄世界圖謀的內質與肌理，也就理所當然了。

所以，當時的中國評論界，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是一部“軍國主義的作品”。

這樣的判斷，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并沒有什么錯訛。

從“中國知網”上，可以查到最早評論《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文章，是發表在《天津師院學報》1975年第10期上的“那里的黎明是靜悄悄的嗎?——評蘇修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作者署名為：張光憲、冷指。

這篇文章對小說的文學分析并不多，而是列舉了蘇修集團的爭霸世界、四處伸手、發動戰爭的事實，進而指出《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里的“靜悄悄”暗含著宣揚戰爭的隱性企圖，文中寫道：

——其實就在《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小說本身，補綴上的“和平”尾巴也未能掩飾住它那“軍事愛國主義文學”的本質。這部小說出籠后，曾受到蘇修輿論的狂熱吹捧，它被編成劇本，拍成影片，還列入“中學生課外閱讀的必讀書目”，紛紛吹捧它反映了“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中表現出來的英勇不屈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塑造了華斯科夫這個“愛國主義英雄形象”。但華斯科夫是個什么英雄形象呢？ 說穿了，不過是個無頭腦的盲目執行命令的戰爭機器而已。小說對華斯科夫的“最高精神境界”有一段精彩描述：“他就象一架龐大的精心安裝的機器上的一個傳動齒輪一樣，自己在轉動，又帶動其他齒輪轉動，并不考慮機器的轉動從何開始，朝著什么方向，造成什么后果。”一些評論家說，今天“仍然需要這種精神”。

是的，這種“華斯科夫精神”，正是甘心給蘇修擴張主義者充當打手和炮灰的法西斯士卒精神，它是十分合乎新沙皇的口味的。華斯科夫自豪地以盲目“實現別人的意志為滿足”，新沙皇正是希望把蘇聯的青年一代都變成華斯科夫，以便滿足自己去追求世界霸權的戰爭野心。

因此，中篇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是一部以“和平主義”外衣為裝飾的軍國主義文學作品。它正是斯大林說的那種“以虛偽的和平詞句來掩蓋備戰的工具”。——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在1976年第4期《安徽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刊發的署名為“中文系1975年工農兵學員評論組”的文章《“緩和”的言詞，稱霸的野心——評蘇修近年來的所謂軍事愛國主義文學》一文，也提到了《這里的黎明靜悄悄》：

——瓦西里耶夫的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一出籠，蘇修輿論界則紛紛為這部“新作”捧場不已，教育界也立即把它列為中學生課外閱讀的必讀書目。這篇小說為何如此大走紅運呢？原來書中對主人公華斯科夫的“最高精神境界”有一段精彩的描繪：“華斯科夫一生都在執行命令”，“他就象一架龐大的精心安裝的機器上的一個傳動齒輪一樣，自己在轉動，又帶動其它齒輪轉動，并不考慮機器的轉動從何開始，朝著什么方向，造成什么后果”。華斯科夫之所以是一個“愛國主義英雄”，就是因為他以“實現別人的意志為滿足”。

奧妙就在這里！這本書成為“中學生課外閱讀的必讀書”是因為今日的新沙皇妄想稱霸世界，是多么需要華斯科夫這種“安裝”在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龐大”的戰爭“機器”上的“傳動齒輪”，即既不問“方向”路線，又不顧行動“后果”，只知道以“實現別人的意志為滿足”，在“一聲召喚之下”，就能不顧一切地去充當侵略戰爭的工具啊！因此，塑造華斯科夫這種值得蘇聯青年“模仿”的理想的奴才形象，是這篇小說在蘇聯備受青睞的原因。——

這兩個評論，僅僅是知網上能夠查到的相關評論，當時的報刊中對小說的評論，我們自然很關注《人民日報》，但搜索一下，并沒有發現有相關評論。直到筆者用其它核心詞（蘇修+小說）進行搜索，才發現《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在《人民日報》上被翻譯成《這兒的朝霞是寧靜的……》。文章載于《人民日報》1976年2月5日，標題是：《爭霸世界的自供狀——批判蘇修所謂“軍事愛國主義”文學》，作者：翁義欽。

文中寫道：

——曾經在全蘇電影節上得頭獎的按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的影片《這兒的朝霞是寧靜的……》，則歌頌了一名“愛國主義英雄”瓦斯可夫：他為了“祖國”，“一生都在執行命令”，“就象一架龐大的精心安裝的機器上的一個傳動齒輪一樣，自己在轉動，又帶動其他的齒輪轉動，并不考慮機器的轉動從什么開始，朝著什么方向，造成什么后果”。蘇修正是這樣“用‘保衛祖國’這個概念來粉飾帝國主義戰爭”，（列寧：《世界政治的轉變》）誘騙青年入伍，并向他們灌輸軍國主義的“武士道精神”，使他們充當絕對服從蘇修統治集團“命令”的“機器”，不惜肝腦涂地去履行軍人的“天職”，為蘇修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效勞。但是，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人民決不會長期受騙下去，勃列日涅夫集團的罪惡陰謀也是決不能得逞的，到頭來，只能是水中撈月一場空。——

這個文章的作者翁義欽在同時期非常活躍，寫了系列批駁蘇聯小說的評論文章，初看還以為是一個化名，看似“文藝青”的諧音，但實際上他是復旦大學的教授。

我們在《上海社會科學界人名辭典》 1992年版中可以看到他的一個簡歷：

——翁義欽（1934— ）福建福州人。1956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曾任復旦大學外文系副主任。現任復旦大學外文系俄語語言文學教授，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全國高校外國文學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外文學會理事。長期從事俄羅斯語言文學、文論的教學和研究。講授過歐美文學史、俄蘇文學批評課程。有《高爾基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衛國戰爭題材小說創作傾向的變遷》(獲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學社會科學論文獎)等論文。譯有《列夫托爾斯泰傳略》。合著《蘇聯文學史》。合編《西方文論選》、《西方古今文論選》。——

在評論界氣勢洶洶地發布這些排炮式的評論的時候，有一點奇怪的是，《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這部小說，并沒有在中國的雜志上刊發。

我們能夠查到的最早的《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刊發之處，是《世界文學》1977年11月份出版的第1期上，也是這本刊物發行的第一期。

在這一期刊物的“編后記”中，特意提到了刊登《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有些奇怪的是，這篇譯文用的是《這兒的黎明靜悄悄》標題）的原因：

——近幾年來，蘇聯在“軍事愛國主義”的口號下出版了不少為社會帝國主義效勞的作品，《這兒的黎明靜悄悄……》就是其中帶有代表性的一部。本刊分兩期刊登這部小說，同時發表譯者的批判文章。我們希望，對這個修正主義文學標本的批判將進一步展開。——

這里有一個詭異的事情說一下，《世界文學》當時標明的是“內部發行”，1977年出版了兩期，1978年出了三期，然后，突然之間，《世界文學》似乎開了竅，想起了文革之前曾經出版過《世界文學》，那么，《世界文學》就不是新創刊的，而是應該繼承過去的老刊號，編號也應該挨著文革前的刊物來編號，于是，標著“內部發行”的《世界文學》到了1978年出了三期之后突然停刊了，開始重新出版按文革前的總編號出版的《世界文學》。于是，《世界文學》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1978年的《世界文學》，有兩個版本的1、2、3期。

筆者當年在舊書店里看到1978年的《世界文學》有相同期號卻是兩種不同的版本的刊物，百思不得其解，其實背景原因，就是《世界文學》推翻了1977年出版的“內部發行”系統的這一套刊物，而重新溯源于文革前的舊系列開始接著往下編撰。

這樣，刊登《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世界文學》（內部發行版）嚴格的意義上講，這個刊物后來停刊了，它刊發的文章，容納不進目前出版的《世界文學》序列中。

在《世界文學》1977年11月份出版的第1期上發表的《這兒的黎明靜悄悄》的譯者是王金陵，她是著名紅學家王昆侖的女兒，當時是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任職。

其實王金陵的譯本里，錯譯的地方很多，因此，《世界文學》刊登的譯本并不是最好的，后來這個譯本里的句子，都作了修改。

十分刺眼的是，在同一期刊物上，還刊登了一篇她所寫的“評《這兒的黎明靜悄悄……》”，直接指稱這是一本毒草小說。

1978年1月份，遼寧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這里的黎明靜悄悄》譯本，譯者施鐘，僅僅比《世界文學》遲一個月。差一點，遼寧版的這本小說，要搶占《這里的黎明靜悄悄》譯本首席位置。

在遼寧版譯本里，有一篇序言：“‘瓦斯科夫精神’是何等貨色——評《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一看也是批判這部小說的，火藥味還挺濃。

一直到由湖北外國文學學會編輯的《外國文學研究》1978年第2期上還刊登的是一篇批判性的文章：“人性說教與戰爭宣傳的‘奇妙’結合——評蘇修戰爭小說《這兒的黎明靜悄悄……》”，作者：薛君智。

文中寫道：

——讀完《這兒的黎明靜悄悄……》后，人們有一種奇特的感覺：這部作品處處散發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的臭氣，同時又通篇進行著關于“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戰爭宣傳。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性說教與戰爭宣傳在這里是如何地調和起來的呢？它又有什么妙用呢？——

可見，也沒有給《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以好評。

到了1980年，風向突變，在《湘圖通訊》1980年第4期上，刊登了署名“季之”的文章，標題為“象生活本身那樣真實、親切——讀《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直接不提過去曲不離口的“軍國主義”，全面地開啟對小說的不遺余力的夸贊模式：

——蘇聯當代作家鮑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名著《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現在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了。這部只有十萬字的小說之所以能夠深深地吸引全世界的讀者，固然由于它的獨特的風格和緊張的情節，最主要的還是它所描寫的人物是非常真實的，是令人可信的。故事象生活本身那樣壯闊，人物象生活中的那樣使你感到親切，雖然他們離我們很遠，卻又在我們身旁。——

而在上一年，1979年6月，由吳文輝、易新農、張國培編的《外國文學下冊》中，還用“軍國主義”炮轟《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呢，這速度轉折得也太快了吧：

文中稱：“軍事愛國主義”題材“作品有恰可夫斯基的《圍困》、邦達列夫的《熱的雪》、西蒙諾夫的《最后一個夏天》、瓦西里耶夫的《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斯捷潘諾夫的《海浪上的花圈》和邦達列夫等的影片《解放》，等等。”

今天，我們固然可以超脫地欣賞《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藝術魅力，但是，如果脫離掉小說當年出現的語境與中國那個年代特殊的環境，我們就難以理解小說曾經以另一種方式被定性、定論。

而值得注意的是，那個時代的定性，自有小說里的本來的用意與動機來支撐，仔細地考究《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文本里的設計與構思，我們不得不說，它有著非常明確地配合當年的飛揚跋扈的蘇聯爭霸世界的企圖或者叫野心，它有著柔化地輸出這個國家文化力量的用意。

明白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么在勃氏時代會出現《這里的黎明靜悄悄》，而我們也才能更清晰地領悟到，作者設置的五個女兵是按照一種什么樣的主觀意圖，讓她們的存在與歸宿圖解什么樣的意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