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件清朝司法文書，看清朝蒙古地區處置司法案件的邏輯

作者/孫樹恒

一、從幾件清朝法醫出具的文書探尋邊疆法律敘事

從旅蒙商、收藏家任志勇先生收藏的幾件清朝蒙古地區多倫諾爾（現在的內蒙古多倫縣一帶）法醫出具的司法文書。其中有一份是道光十二年（1832 年）的法律文書 。對照任志勇先生收藏的幾件二百多年前清朝蒙古地區多倫諾爾法醫出具的司法文書，翻閱和檢索了大量的資料還是一知半解，但是受益匪淺。從文書的紅印看出，是多倫諾爾撫民同知關防，作為直隸口北三廳之一，也就是相當現在的公安局刑事偵查科。這些泛黃的紙頁上，勾勒的驗尸圖與工整的文字，無聲訴說著19世紀中葉蒙古高原的司法圖景。作為清代邊疆治理的特殊樣本，蒙古地區的刑事司法既遵循《大清律例》的統一框架，又因民族特性而呈現獨特形態。

二、清代蒙古司法體系的雙重維度

清朝對蒙古地區的司法管轄實行"因俗而治"原則，形成《理藩院則例》與《蒙古律例》并行的雙軌制。乾隆年間修訂的《理藩院則例》明確規定："蒙古案件，俱照蒙古例審斷，如蒙古例內無此條，方準引用律例。"這種法律適用原則既維護了國家司法主權的統一，又尊重了蒙古傳統習慣法。

在司法層級上，蒙古地區實行盟旗與州縣雙重管轄。以多倫諾爾撫民同知關防為例，作為直隸口北三廳之一，該地區設撫民同知管理漢民事務，而蒙古案件則由理藩院派駐的司官審理。這種二元結構在司法實踐中產生復雜互動，乾隆朝《刑案匯覽》記載的"蒙古人犯斬絞罪應否解部"一案，就反映了刑部與理藩院在司法權限上的博弈。

三、幾件清朝法醫出具的文書初步解析

（一）自縊案的驗尸報告

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五，仵作（舊時官署中負責檢驗死傷的人員出具的自縊驗尸報告）：

“驗得自縊身死蒙古喇麻納旺，問年三十三歲，身長五尺，膀闊八寸，胸高七寸，面色紫兩眼閉，口微開，舌出齒二分，咽喉下皮條帯縊痕，一道向上順行從兩耳后斜入發際，長九寸寬三分深三分，紫紅色，兩手微握，肚腹墜，兩腿伸，腦后八字不交，穀道糞出，其余沿身上下並無別故委系自縊身死，所驗是實”。

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五的自縊驗尸報告顯示，死者納旺呈現典型的縊死征象：面色紫紺、舌出齒外、縊痕呈紫紅色且"向上順行從兩耳后斜入發際"。這些特征完全符合現代法醫學對生前縊死的判斷標準，特別是"八字不交"的縊痕形態，是鑒別自縊與死后懸尸的關鍵依據。文書中"穀道糞出"的記載，反映了清代法醫對尸體現象的細致觀察。這種現象在現代法醫學中被解釋為縊索壓迫導致的肛門括約肌松弛，與窒息死亡過程密切相關。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未提及是否存在其他損傷，這表明檢驗人員已排除他殺可能，符合《洗冤集錄》中"凡自縊，須看所縊處及項下至左右耳后"的檢驗要求。

（二）兇殺案的驗尸報告

“驗得已死田紀元業（已）年五十余歲，身長五尺，胸高七寸，膀闊八寸，一仰面色紫，兩眼閉，口微開，兩手微握，兩腿伸，左腋胑刀傷一處，斜長五分，寬一分，深四分，左乳下刀傷一處，斜長四分，寬一分，深三分。右乳下刀劃傷一處，皮微破，斜長六分，左脅刀傷相連二處，左一處斜長七分，寬一分，深透膜，右一處斜長四分，寬一分，深三分，其余沿身上下，並無年別故寔系因傷身死。”

田紀元兇殺案的驗尸報告呈現出復雜的損傷形態：左腋胑、左乳下、左脅等部位存在多處刀傷，其中左脅傷"深透膜"構成致命傷。這種損傷分布模式符合現代法醫學中"抵抗傷"的特征，暗示死者生前曾與兇手發生搏斗。報告中對傷口尺寸的精確測量（如"斜長五分，寬一分，深四分"），體現了清代法醫檢驗的標準化要求。根據《大清律例》，致命傷的認定直接關系到量刑輕重，因此檢驗人員必須準確區分"致命傷"與"非致命傷"。本案中，左脅傷因穿透胸腔被確認為致命傷，這與《洗冤集錄》中"凡傷處有血蔭，四畔赤腫"的記載相印證。

（三）病死案的驗尸報告

因病死亡的驗尸報告雖未提供具體文字描述，但通過“紅字辮長九寸”的圖示標記，可推測檢驗人員對尸體進行了全面體表檢查。這種圖示法在清代驗尸實踐中廣泛應用，《洗冤集錄》附卷即收錄有"仰合面人形圖"，要求檢驗人員"于圖上標畫致命去處"。

該案例的特殊性在于排除他殺可能。根據《大清律例》，凡"因病身死"者無需立案，但需通過檢驗確認無刑傷痕跡。本案通過圖示標記和文字說明，證明死者體表無外傷，符合病死特征，從而終結司法程序。這種檢驗流程既保障了司法公正，又避免了不必要的司法資源浪費。

（四）案件結案報告，包括驗尸報告，驗尸部位圖（固定版本）等清代蒙古地區案件結案報告的構成與特征。一是文書結構： 案件基本信息

首行標注案件性質（如"自縊身死""因傷身死"）、案發時間地點、涉案人員身份（含民族、職業），例："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五，蒙古喇麻納旺自縊案"。 檢驗過程記錄，詳細記載仵作驗尸流程，包括尸體體位、尸僵程度、尸斑位置等初始狀態，如"仰面面色紫，兩眼閉，口微開"。.二是傷痕檢驗細則： 自縊案：強調縊痕特征（長九寸寬三分）、走向（從兩耳后斜入發際）及生活反應（紫紅色）。 兇殺案：記錄傷口位置（左乳下）、形態（斜長四分）、深度（深透膜）及致命性判斷

三是驗尸部位圖，采用固定格式的"仰合面人形圖"，以朱砂筆在體表對應位置標注：致命傷：用"○"圈注并附尺寸， 非致命傷：以"△"標記，特殊征象：如縊痕用波浪線表示。

四是司法結論： 綜合檢驗結果作出死因判定（"委系自縊身死"）， 附具仵作、刑書雙重簽名， 加蓋"多倫諾爾撫民同知關防"紅印。這類文書既遵循《大清律例》的標準化要求，又通過滿蒙雙語書寫、民族特征標注（如"蒙古喇麻"）體現邊疆司法的特殊性。其固定格式不僅確保司法程序的嚴謹性，更成為中央監控邊疆司法的重要載體，折射出清代"因俗而治"的法律智慧。

三、制度透視：司法文書的深層內涵

（一）邊疆治理中的法律差異化。

幾件司法文書分別涉及蒙古喇嘛、漢民和田姓死者，反映了清代蒙古地區多民族雜居的社會現實。司法實踐中，不同民族適用不同的法律規范：蒙古人依《蒙古律例》論處，漢人則適用《大清律例》。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在驗尸報告中亦有體現，如蒙古喇嘛案件的驗尸報告使用滿蒙雙語，而漢民案件僅用漢文書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法律對蒙古地區的管轄存在彈性空間。例如，乾隆朝規定："蒙古與民人交涉之案，俱依《大清律》斷擬。"這種法律適用原則在幾件文書中得到體現：兇殺案的死者田姓為漢民，其驗尸報告完全遵循《大清律例》的格式要求；而自縊案的喇嘛雖屬蒙古人，但驗尸標準與漢人案件并無二致。

（二）法醫技術的專業化。

幾件司法文書顯示，清代蒙古地區的法醫檢驗已形成固定流程：現場勘查、尸體檢驗、繪圖記錄、出具報告。這種流程化操作與《洗冤集錄》的規范要求高度一致，反映了清代法醫技術的專業化發展。特別是"致命傷"的認定標準，已具備現代法醫學死因分析的雛形。

值得關注的是，清代法醫檢驗存在職業群體的分化。驗尸報告中"仵作"與"刑書"的署名，表明檢驗工作由不同專業人員協作完成：仵作負責尸體檢驗，刑書負責文書制作。這種分工模式在蒙古地區的司法實踐中得到嚴格執行，確保了檢驗結果的準確性和司法程序的公正性。

（三）司法檔案的規范化。

幾件司法文書均鈐有"多倫諾爾撫民同知關防"紅印，這種官方認證賦予文書法律效力。作為司法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文書不僅是案件審理的依據，更是清政府實施社會控制的工具。通過標準化的驗尸報告和結案文書，中央政府得以監控邊疆地區的司法運作，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實施。

司法文書的保存與流轉也體現了清代檔案管理制度的嚴密性。根據《大清會典》規定，州縣案件審結后，需將全部卷宗移送刑部存檔。本文所涉文書雖屬地方檔案，但從其保存狀態看，仍遵循了清代檔案"紅筆批注、立卷歸檔"的規范要求，反映了中央與地方在司法檔案管理上的協同機制。

感謝旅蒙商、收藏家任志勇先生無私提供文獻資料。

參考資料，網絡檢索，感謝網絡的強大，對于法律術語表達不夠準確，請專家諒解。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內蒙古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