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稱帝的合法性雖然存在爭議，卻不是三國中最低的。

先說曹丕，他稱帝的合法性來源于漢獻帝的禪讓制度，其告天文中明確強調“漢主以神器宜授于臣”，并通過六次“三讓三辭”的儀式完成權力交接。這種流程符合儒家傳統中的“天命轉移”邏輯，被西晉及后世王朝當成了標桿，有樣學樣。

雖然曹丕有謀朝篡位之位，但當時的大漢公司，漢獻帝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一把手，從公司的初創到發展壯大，曹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實際上的公司一把手。

如今，人家的順位繼承人不再愿意讓漢獻帝這個傀儡當一把手了，通過一個符合儒家思想的流程，讓漢獻帝退位，自己坐上去，是沒錯的。

與他相比，劉備的稱帝就有一點點不正當。

《蜀書?先主傳》載：“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

劉備稱帝時，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說他虛構了漢獻帝的死亡，但他是利用了這個傳聞，劉備以漢室宗親自居，一直以“恢復漢室”為己任。

如果漢獻帝還活著，他稱帝就缺乏正當性。但如果漢獻帝身死，那曹丕就成了篡漢的逆賊，劉備復興漢室的事業便有了正當性依據，他可以名正言順地繼承漢室皇位，表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于是，在手下以各種祥瑞為由的勸進下，劉備于建安二十六年（221年）四月丙午日，在成都西北的武擔山之南登基稱帝。實際上，漢獻帝一直活到了魏明帝青龍二年（234年），比曹丕和劉備死得都晚。

從這個方面來說，劉備稱帝，有欺世盜名之實。 比如晉朝史學家陳壽在《三國志》中直言“（劉協）終魏世，號為山陽公”，一句話直接否定了劉備的合法性基礎。

除此之外，劉備既沒有得到漢獻帝的書面禪讓詔書，也沒有完成任何傳統儀式，僅憑群臣勸進便自立為帝。這個舉動被同時代的費詩斥為“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違背了“先破秦者王”的儒家政治倫理。

相比之下，孫權稱帝時雖無血統和禪讓依據，但其告天文以“天命無主”為由，強調“先占”原則，反而在形式上更接近傳統政權更迭的邏輯，但劉備以“中山靖王之后”自居，這一身份在漢末具有特殊政治價值，也受到了當時社會的認可。漢代強調“非劉不王”，劉備的血統使其在漢獻帝退位后，成為唯一具有繼承資格的劉氏宗親 。

因此，從程序正當性看，劉備的合法性確實弱于曹丕，但高于孫權。

所以這一比較，孫權完全缺乏血統依據，而曹丕雖非劉氏，卻通過合法程序獲得“天命”。

只不過，孫權稱帝后，蜀漢為維持聯盟被迫承認其帝位，此舉被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批評為“自棄正統”，削弱了自身“唯一漢室”的權威性 。

而曹魏，其政權不僅被西晉直接繼承，更被北朝之后的各個政權視為正統源頭。而孫吳因缺乏血統與程序依據，始終被視為割據政權。

因此，劉備的血統優勢使其合法性高于孫權，但仍遜于曹魏。

最終，我的結論是：綜合來看，劉備的合法性在三國中處于中間地位。

論程序正當性：曹丕 > 孫權 > 劉備（孫權至少未虛構前朝君主死亡）。

論血統傳承：劉備 > 曹丕 > 孫權；

論政權延續性：曹丕 > 劉備 > 孫權。

以程序為核心標準，劉備確實弱于曹魏；但若綜合血統、道德號召力與后世影響，其合法性仍高于孫權。

因此，孫權才是三國中合法性最低的統治者，而劉備的爭議主要來源于他“匡扶漢室”的理想與政治現實的矛盾，他的稱帝，是三國亂世權力博弈的選擇，也是漢末儒家倫理崩塌，禮樂崩壞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