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家推崇禮樂仁愛，但墨家認為儒家仁愛存在等級，于是提出“兼愛”、“非禮”、“非樂”等，因此儒墨兩家存在明顯的路線之爭，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因此說墨家反對儒家。

問題在于：作為戰國時期兩大“顯學”之一，與儒家齊名的墨家堪稱一個傳奇，不僅反對儒家，而且短時間內崛起、又很迅速的消亡，那么其中的根本原因何在？

墨家為何反對儒家

墨家創始人為墨翟，又稱墨子，他的身世已經不可考，但“墨”字卻留下一些階層線索。

尚書舜典記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所謂“五刑”一般是指墨、劓、剕、宮、大辟，其中“墨”是最輕的一種，通常在臉上刺字或花紋用以標識，對象是作為工役的罪人或俘虜，宋朝稱之為“賊配軍”。

因此，墨子不姓墨，他的身份應是勞工，屬于社會底層百姓。但與一般農民不同，墨子屬于手工業者，不恰當的比喻是當時的“工人階級”。也就是說，墨家是當時“工人階層”，當然還是社會底層。

從行業特性來說，墨家追求的是實用；從階層屬性來說，墨家是底層百姓，生活艱苦，必然需要精打細算，反對貴族奢侈的生活很正常，同時戰爭打來打去，還是底層百姓受苦，自然反對戰爭。所以，墨家才會提出“非禮”、“非樂”、“非攻”、“節用”、“節葬”等。其中的“節葬”，因為活人都很艱難了，哪能以奉養活人的物資奉養死人？

相比之下，先秦儒家之人，孔子是落魄貴族，是商朝王族之后，常自稱“君子”（當時貴族之稱，后世內涵變為有德之人），其他繼承者雖然并非全是貴族，但也基本上與貴族相近。因此，階層屬性決定了先秦儒家偏向于貴族，故而崇尚“禮樂”，重視喪葬之禮等等。

不過，儒家雖然偏向貴族禮樂，但他們是將當時貴族禮樂重新整理，然后讓之包含社會全體，即也包括底層百姓，總體屬于溫和派、改良派。學者錢穆認為：儒家可稱之為“良心教”，墨家可稱之為“苦行教”。

總之，墨家反對儒家的根本原因，在于兩者代表的階層不一樣，而這兩個階層一是統治者（或者說統治階層中的中下層）、一是被統治者，階層訴求不同，思想上自然就相沖突。

墨家為何迅速消亡

非禮、非樂、節用、節葬等等主張，無疑切中當時勞工訴求；同時，勞工一般聚居，工作上更需要配合，比如晉國侯馬遺址出土了三萬多塊陶范，其中就有標準化的雛形，反映出當時已有流水線雛形，還有秦國冶金鑄造等；此外，戰爭激烈的戰國，各國都需要勞工配合制造裝備等。鑒于這些原因，墨家就很容易壯大，并迅速成為戰國兩大顯學之一。

問題在于，既然墨家成為顯學，為何會迅速消亡呢？對此，網上不少文章認為是秦始皇的打壓。當然，或許存在這方面的原因，但為何儒家也被打壓卻沒有消亡？其實，根本上還是社會變化與墨家自身問題。

秦漢之后，中國變成大一統中央集權社會，已經沒有列國相爭，墨家核心主張之一“非攻”訴求已經實現。至于非禮、非樂，秦漢之后禮樂社會徹底消亡，這一主張的社會基礎已經沒有了。

與此同時，墨家核心主張之一“兼愛”，是針對儒家“愛有等差”的說法，主張愛無差別等級，不分厚薄親疏。換言之，就是將父母妻兒與他人一律平等相愛，屬于一種無差別的愛。儒家主張的是“（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孝弟為仁之本”。兩相比較可見，墨家主張過于理想化了，人都有私心，不可能做到無差別的愛，相反儒家要切實一些，更符合人性，因此這種“兼愛”注定難以持久。

除此之外，墨家組織上更為極端，比如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需要向團體奉獻，相當于由墨家總部統一分配。要求成員推行墨家主張還好，但俸祿歸公這一點，顯然也違背了人性，注定不可能持久的。還有節用，要求生活節儉，但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指出“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因為大家都想過好日子，道理就這么簡單。

因此，墨家消亡的根本原因，不是朝廷的刻意打壓，而在于社會環境變化和主張違背當時的人性，是被社會淘汰的，在戰國晚期就已式微。當然，如果墨家像儒家那樣不斷改革，與時俱進，或許是能傳承下來的，但可能改革失敗，可能沒有改變，所以只能消亡。

綜上，墨家反儒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個人恩怨，而是由其階層決定的；由于墨家主張以及組織要求，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戰國時代情況，但隨著秦漢大一統的到來，墨家主張既跟不上時代、也不符合人性，最終只能消亡。

參考資料：尚書、史記、國史大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