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她，本來是可以活的，卻選擇了死。”古城紹興，解放路與府橫街相接的鬧市區軒亭口，由此矗立起了一座紀念秋瑾的豐碑。當年，秋瑾在寫給王時澤的信中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于不顧……而男子之死與謀光復者……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與諸君共勉之。”秋瑾之死，如一道劃破黑夜的閃電，為后來者照亮了前路。

秋瑾何許人也？

秋瑾

秋瑾，1875年生于浙江紹興，號“鑒湖女俠”，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家。

她從小崇拜岳飛、文天祥、花木蘭、秦良玉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蔑視封建禮法，提倡男女平等，留下了許多充滿強烈愛國思想和飽滿革命熱情的詩篇。

秋瑾的祖父同治壬戌（公元1862年）補行辛酉（公元1861年）恩科舉人，官福建補用知府，歷署云霄廳同知，廈門海防廳同知。

秋瑾的父親同治癸酉（公元1873年）科舉人，官湖南郴州直隸州知州，署桂陽州直隸州知州。可見，秋瑾家的經濟條件還是比較寬裕的。

夫妻二人，志不相投！

秋瑾蠟像

1895年，秋瑾由父母之命，憑媒人的說合，許婚于湘潭富戶王廷鈞，并于第二年結婚。

1897年，兒子王沅德出生；1901年，女兒王燦芝出生。但在婚后的生活中，秋瑾常常處于孤獨寂寞中：

一來在婆家的生疏感以及與父母兄妹的分離促使秋瑾常常處于思親情懷中，從秋瑾居湘時期做了不少思念親人之作就可以想見。

二來夫婦志趣不相投，秋瑾經歷著與親人分別的痛苦，但是丈夫王廷鈞并沒有給秋瑾足夠的情感慰藉，相反他身上經商致富的文儒之氣令秋瑾感到不同調。

秋瑾夫婦的關系雖然不算和諧，但也沒有激化矛盾，只不過隱藏了很多潛在的問題，只等待合適的時機就要演變成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個合適的時機或許就是北京之行，在秋瑾男女平權意識和家庭革命實踐的演進過程中，北京之行無疑是最為關鍵的時期。

心比男兒烈的靈魂！

秋瑾

1904年夏，秋瑾沖破封建家庭的束縛，自費東渡日本留學，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她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創作的《鷓鴣天》抒發了她立志為國犧牲的心聲：

“祖國沉淪感不禁，閑來海外覓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嗟險阻，嘆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1905年，秋瑾回國加入光復會。同年7月再赴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主盟人。翌年歸國，在上海參與創辦中國公學。

1907年1月，她創辦我國第一份婦女報刊——《中國女報》，號召婦女為爭取解放而斗爭。

1907年2月回浙江，接任紹興大通學堂督辦，與徐錫麟共籌在皖、浙兩地發動武裝起義，為有效組織武裝起義的力量，秋瑾整頓光復會組織，聯絡會黨勢力，組織“光復軍”。

1907年7月6日，安慶起義失敗。

1907年7月13日清兵包圍大通學堂，秋瑾不幸被捕。她堅貞不屈，悵恨自己壯志未酬，寫下了“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絕命詩。

1907年7月15日從容就義于紹興軒亭口。辛亥革命后，在她就義處建立起了秋瑾烈士紀念碑，烈士靈柩定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橋畔。

秋瑾烈士紀念碑

1912年12月，孫中山蒞臨杭州親往秋社致祭，題贈挽陀“巾幗英雄”。

除了“秋雨秋風愁煞人”的沉痛遺言，秋瑾身后還遺下了一男一女兩個年幼的子女。

女兒王燦芝，從事航空教育！

女兒王燦芝

女兒王燦芝自小喜歡讀書，擅長詩文書法，并好武術，頗有其母任俠尚義之風，有人稱贊她“英挺明爽，不啻秋俠當年”。

關于王燦芝豪爽的性情，其叔父秋文蔚曾在文章中有過極生動的記述，

據云：1925年，王燦芝入上海南方大學就讀，“校址在沈家灣，地頗荒僻，星期六至滬，或買醉于酒家，星期一返校，亦必市酒數瓶攜往，儲備不時之需，蓋桂芬秉母傳，豪于飲，寧一日不食谷，不可一日無紅友也。酒酣耳熱，抵掌談天下事，座客駭汗，許其慷爽有母風。”

王燦芝曾獨資創辦一個三日刊的小報，定名《春華》，自任撰述，因秋瑾別號“鑒湖女俠”，故自署為“小俠”。王燦芝心系故母，曾利用業余時間搜集整理秋瑾遺稿，編成《秋瑾女俠遺集》（又題《秋俠遺集》），192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王燦芝（左一）

1928年夏，王燦芝在國民政府公費資助下赴美留學，后入紐約大學航空專科就讀，“開吾國女界航空之先河“關于飛機之構造、駕駛之技術，探討不遺余力，美國人士譽為‘東方之女飛將’”。

1931年６月，王燦芝學成回國，入航空署任職，主要從事航空教育，并曾在航空學校擔任教習及編譯之職。

當時，有人撰文說：“反觀我國的女子對于航空的興趣如何，以我所知，恐怕至現在為止，還以王燦芝女士最初的一個人，也是最后的一個人。”對其稱揚備至。

兒子王沅德，后來成湖南首富！

兒子王沅德

王沅德的祖父經營商業，父親王廷鈞，在滿清任部郎。他相貌酷似其母秋瑾，自幼為秋瑾鐘愛。

本善詩文會騎射的鑒湖女俠，為了培養愛子，曾聘請很有名望的私塾先生在家為兒子王沅德教授四書五經。

1904年，不甘“重重地網與天羅，幽閉深閨莫奈何”的秋瑾，受新思潮影響，離開在京城任戶部主事的丈夫王廷鈞赴日本留學。

7歲的王沅德仍隨父居留北京，稍后回湖南長沙就讀于岳麓書院。其父病逝后，12歲的王沅德去紹興迎母親的靈柩回湘潭合葬。

辛亥革命后，王沅德進入上海正風大學讀書。畢業后，到漢口《江聲日報》社任經理，這是他第一次在武漢居住。

王沅德是王家同輩中唯一的兒子，家產豐厚。居漢不久，又返回湖南從事工商業。

在湖南，他先后任湘潭電燈公司董事長、湘潭膏鹽礦董事長，還開辦湘潭十六總“棉紗油鹽號”，不久便成了湖南首富。

王沅德熱心教育，不但捐資興學，而且撥出株洲的部分房產開辦新群中學。

王沅德與黃興之子黃一歐甚好，并加入“民革”組織。他開明善良，仗義疏財，每年春節還對貧苦鄉鄰“放年米”，多次資助革命活動。

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清明節，王沅德到浙江祭奠母親，為了表達自己的懷念與親情，僅土特產就裝了滿滿一船。解放后土改時，他主動將所有的田產與私宅上交人民政府。

秋瑾劇照

總結：

作為一名女性，秋瑾是一個女兒、一個妻子、一個母親。秋瑾出生在官宦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明末清初以來，名門閨媛以隱居為尚，這在當時女詩人的作品中屢有體現”。面對動蕩的時局，很多知識分子會選擇逃避現實，在自己的圈子里自憐自艾。然而，秋瑾思想進步開放，在隨夫赴任期間，耳濡目染的殘酷現實更是激發了她內心的反抗精神，完全背離了我國歷史上的傳統女性形象，沒有局限在社會賦予其的特定身份下生活，而是沖破了這層阻礙。她沒有成為一個亂世之中流于世俗的平凡女子，而是成為了一個為革命捐軀的偉大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