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藝凡

孫鴻哲(1876~1937) 字揆百，號寒松，是無錫孟里孫氏第十四世裔孫。早期追隨孫中山，是中國同盟會的會員，也是北洋政府"新交通系"的重要成員，一位杰出的革命救國教育家。孫鴻哲早年就讀于北洋大學，后赴英留學，學成歸國后全心投入國內新興的鐵路交通和工程教育事業，1917年出任京奉鐵路局機務處副處長兼工廠副總管（總管為英國人）。1924年至1937年間，他三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學校長，直至1937年10月病逝。孫鴻哲為國家的交通事業和基建工程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無錫各種版本的名人錄中，他卻似乎被遺忘了。

從北洋大學到英國愛丁堡

孫鴻哲早年就讀于北洋大學，選擇學習機械科，是因為他目睹侵略者在中國大地上大修鐵路、肆意瓜分中國路權，這一狀況令國人既憤慨、又無奈，他立志發奮學習應用學科，就是為了學成以后報效國家。最終，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并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機械系，繼續深造。當時國內的有志之士提出中國教育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國人應“師夷之技以制夷”，孫鴻哲的留學目的正基于此。

留學歐洲期間，他潛心學業，同時積極追求思想進步，他與孫中山先生很早結識并成為摯友，孫中山發起成立中國同盟會，他是同盟會中最早的成員之一。孫中山成為大人物后，他卻始終不愿公開他是老同盟會員，也從不炫耀自己在中華革命中的貢獻。后來有人從吳稚暉先生的文章中才得知他就是介紹吳稚暉與孫中山認識的“中間人”，并且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語動員吳稚暉加入了同盟會。孫鴻哲和吳稚暉都酷愛攝影，是最早的攝影愛好者。孫中山、吳稚暉等在英國活動期間的許多照片均出自孫鴻哲之手。今天，這些照片成了見證歷史的最好佐證。

孫鴻哲攝孫中山與吳稚暉

學校經歷：從北洋鐵路官學堂到唐山交通大學

孫鴻哲曾三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學的校長。唐山交通大學創建于1896年，初創時稱“山海關北洋鐵路官學堂”，英文名:Imperial Chinese Railway Collego，因此直譯名稱“中華帝國鐵道學院”，是中國近代工程教育之起點。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學堂被迫停辦。1905年復校，并遷至唐山，更名為“唐山鐵路學堂”，1906年改稱“唐山路礦學堂”，該校為中國鐵路建設培養的最初的一大批人才，因此被譽為“鐵路黃埔”。1913年9月，遵照北洋政府教育部和交道部的指示，該校再次更名“唐山工業專門學校”。1921年，唐山工業專門學校與上海、北京等地的四所專業學校合并為交通大學，奠定“唐山交通大學”之名。（注：歷史上的"交通大學"曾有十八次更名）。

唐山交通大學老校門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 教育尤其是高等專業教育，堪稱全社會的一種稀缺資源， 工科大學更是剛剛起步。因為，唐山交大入學考試需考數理化知識和外語，不僅教材都是從國外引進，普通人家的孩子也無緣接觸這類知識。當時國內大量私塾教育，還停留在“四書五經”等傳統文化教育層面，只有教會中學才涉及自然科學與外語。所以，只有極少數家境富裕的子弟，才有機會進入教會所辦的新式學校讀書，接受新式教育進而考上工科大學。當時社會，雖然科舉沒落，但受到“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的社會風氣影響，教育界仍充斥著嚴重的理論脫離實際現象，很少有學生愿意去做課堂知識以外的事情，如實習、實驗等需要動手實踐。孫鴻哲領導的唐山交大，是最早開啟學生實習并修建實驗工廠的大學，不僅注重課堂知識傳授，還配備了相應的教育實驗設備，加強實踐環節, 特別是大四學生在全國率先開啟畢業設計，全面檢驗學生的理論知識水平和綜合應用能力，這在全國高等學校中走在前列，確保了畢業學生的教育質量。

放眼當時的國內高等教育，官設大學，不過北京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等數所，南京高師正在醞釀升辦東南大學，其余多為工業、師范、農業、法政、外語等專門學校，經教育部備案的高等教育機構總數僅百余所。在所有這些高等學校中，交通部的唐山工業專門學校處于第一陣列。1916年4月，教育部舉辦了對專門學校的成績展覽和學科評比，在參評的74所學校中，唐山工業專業門學校以總分94分的佳績名列特等第一，授予“優等”獎狀；北洋大學以總分90.8，名列特等第三，授“優等”獎狀；北京大學以總分87.9，列甲等，授“一等”獎狀；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以83.9總分，列甲等，授“一等”獎狀；交通傳習所以84.5總分，列甲等，授一等獎。比較之下，可見交通部所屬唐山工專的辦學成績是相當耀眼，辦學基礎相當扎實。

在一百多年的辦學歷程中，唐山交通大學共培養了64位海內外院士；3位“兩彈一星”功勛人物，他們是姚桐斌（無錫人）、吳自良、陳能寬，還有38位國家工程勘察設計大師。著名橋梁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茅以升、氣象地理學家竺可楨以及林同炎、楊杏佛、黃萬里等人均畢業于唐山交大。

愛國教育家：三次出任交大校長

在唐山交大辦學史上，孫鴻哲曾三次擔任校長，知道此情況的人并不多。孫校長平時為人處事十分低調，不喜張揚。他第三次擔任唐山交大校長時，一次在辦公室中偶爾看到某氏所輯錄的《近代中國名人錄》，翻閱之下，竟然發現自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不僅沒有感到高興，反而憤怒地說：“是什么人把我的名字列入，和那些不相干的所謂名流并列在一起!”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硝煙四起，戰火不斷。唐山交大處在抗日的最前線。孫校長堅守民族氣節，帶領師生臨危不懼，堅持辦學，深受愛戴。當時，在冀東的土地上，到處都飄著日本國旗和五色旗，只有在唐山交大，孫校長堅持每天在校內升本國國旗。這面旗幟不僅鼓舞了全校師生，同時也鼓舞了廣大冀東人民。孫鴻哲校長的這一舉動在當時是冒著極大危險的，他說：“人家要我們躺下，我們偏要站起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他認為，國旗招展之下是為真正的國土。他的這種毫不動搖和無所畏懼的精神，極大激發了同胞們的愛國熱情。孫校長還帶頭公開捐款，資助抗日，當時很多人捐款捐物但都不愿意暴露真名，怕帶來危險。但他說: “我沒什么可怕的，最大的危險不過勒令這學校關門，我想學校要因為這光明正大的愛國行為而關門，也關得值價了!”

“九.一八”后在校園里升自己的國旗

在他的堅持下，唐山交大的教學沒有絲毫松懈，一批批有志青年在這里獲得了知識，為國家救亡圖存作出了重要貢獻。孫鴻哲放言：“中國現在已處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我們的教育也只有跟著走，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這種艱苦危險的環境中，才能培養出耐得風寒的種子。”“我們不在前線挺著，誰應去挺? 我認為只有在唐山這險惡環境里，才可以培養出真正的救國人才。”正是在他的第三次任內，唐山交大涌現出了許多杰出人才，僅唐山交大1933屆，就誕生了“一班四院士"（張維、嚴愷、劉恢先、林同驊），成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傳奇。

孫鴻哲校長（左三）與畢業生的合影

關于這段歷史，唐山交大“五老之一”的黃壽恒教授在1946年的《湘潭復校經過紀事》一文記錄道：“本院院址唐山，當津榆沖要，以往每受戰爭影響，然僅課務稍有停頓而已, 尚無其他損失。自“九·一八”暴日內侵，鐵蹄西犯，本院之感受威脅，遂日甚一日。民國二十二年春（1933）暫遷上海，假交大滬校房舍上課，結束該學期課程。塘沽協定后，唐山院舍收回，于十二月復課。斯時冀東政情復雜。二十四年秋，環境愈益惡化，賴院長孫鴻哲應付得宜，秉其剛德、賢愚共欽，國旗巍然飄揚于本院中央，供冀東全境國民之瞻仰。而本院乃如一塊凈土，師生于中閉戶讀書, 設備建筑仍得與時增加, 新辦之礦科亦日臻鞏固漸具規模焉。”

因時局動蕩，操勞過度，孫鴻哲校長積勞成疾，于1937年初病倒，并住進了北平協和醫院。這一年，國內局勢更為嚴重，時局混亂，同年10月23日孫校長在醫院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沉痛地對前去看望他的學校代表說：“我看中日戰爭是不可免的了，但勝利一定屬于我們。但是我們的國家準備太差，這也不知道要犧性多少人民生命才能換取勝利。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一個狹義愛國主義者，我只知道先把中國弄好，才能談到全世界，我們怎樣能減少我國的犧性呢？”他說這些話時，是那樣的悲天憫人，心情沉痛到了極點。

抗戰中，學校遷到貴州平越繼續辦學，為紀念孫鴻哲校長的治學功績，學校將男生宿舍命名為“鴻哲齋”，后來又將唐山校園湖中的小亭命名為“寒松亭”。如今, 老交大遺址上的“鴻哲齋”和“寒松亭”，歷經戰亂和大地震已經不復存在，只有留下的校友們的文字記錄，還能喚起人們對老校長的深深懷念。但“精勤術學，敦篤勵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交大校訓，卻早已根植于一代代交大人心中。作為從無錫孟里走出去的一代精英，孫鴻哲是孟里的光榮，也是無錫的光榮，不應被家鄉所遺忘。

作者簡介

曹藝凡，筆名藝凡，無錫文史愛好者，文化企業經營者，孟里風物紀念館籌劃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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