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造有“雞娃”一詞，意指父母將孩子的各種補習、游學與社會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讓孩子一刻也不能停下與同齡人競爭的腳步。北宋人葉夢得，在其筆記史料《避暑錄話》中，也記錄有當時的江西饒州百姓的瘋狂“雞娃”之舉：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賜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后稍復，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于中也。

時為宋神宗元豐末年，江西饒州出了個朱天賜。他跑去開封參加朝廷舉辦的神童考試，通過瘋狂背誦經書得到了官職，實現了個人和家庭的階層躍升。榜樣在前，饒州百姓紛紛效仿。

引爆饒州“雞娃”風潮的朱天賜，之所以能成為朝廷認證的神童，是因為年僅九歲的他（另有說法是十一歲），在禮部當眾背誦了《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一個字都沒背錯。朱天賜的同族兄長、年僅十二歲的朱天申，也于同年在禮部當眾背誦了《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揚子》《老子》。于是，朱天申也成了獲得朝廷認證的“神童”。

榜樣的力量之所以無窮，是因為榜樣往往意味著更便捷的成功路徑。朱天賜兄弟的示范效應便是如此。雖然像他們那般大體量瘋狂背誦經書，乃至于無一字背錯，本身就是件很難的事情，但對普通北宋百姓而言，其他實現階層躍升的路徑更難。在很難與更難之間，江西饒州的百姓很自然地選擇了很難。

對官僚與士大夫而言，北宋是一個很好的時代；但對普通百姓而言，北宋卻是一個“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的時代，日子過得實在很慘。朝廷以公田、民田、城邑、雜變、丁口五種賦稅，輔以鹽、茗、酒三種禁令（只許官賣），將天下百姓盤剝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正所謂：“生民之衣食，舉此八者窮矣。”

最要命的是，這種民不聊生，在整個北宋是常態化的。即便是“明君”宋仁宗統治的時代，底層草民們也必須競相拼窮。普通人這么慘，自然便會催生民眾實行階層躍遷的熱情。然而，常規路徑——也就是參加科舉，又實在是太難擠了。下面兩項數據，足以說明北宋的科舉之路到底有多難走：

一是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廣南東路57萬戶人口中，只有97人有資格參與進士科考，只有3人及第。東京路的134萬戶人口里，只有157人有資格參與進士科考，只有5人及第。也就是說，20多萬戶百姓當中，才會有1名及第者。

二是宋代官僚集團絕大多數人的出身也不是科舉。據南宋嘉定六年（1213）的統計，科舉出身的官員只占到全部官員的26.1%，而“恩蔭出仕”卻占到了56.9%。北宋的情況缺乏統計，但政策是相同的，比例上自然也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做普通百姓很慘，走常規科舉之路擠進體制的概率又微乎其微，只能搜腸刮肚尋找其他捷徑。“雞娃”現象，其實只是宋人以進入統治階層為終極夢想的一個小案例。

在宋代，財富與階層如果沒有獲得權力的加持，皆很難維持。鄉村有衙前之類的差役，可以將沒有權力背景的富戶鬧至破產。城市有沉重的行役，可以將沒有權力背景的富商折騰至家道敗落。為了保住財富與社會地位，宋代商人極度熱衷與權力聯姻。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談》中寫道：“近宗室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數十人掌議婚，初不限閥閱，富室多賂宗室求婚，茍求一官，以庇門戶。”宋代榜下捉婿的社會風氣也因此而生。

榜下捉婿之外，宋代富人也很愿意花大價錢去購買官身，以求能夠免除各種科役。如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四月二十九日，有官員上奏說：“訪聞河北路買官之人，多是市井庸猾，門戶科役輒恃無賴以免，郡縣莫之能制。”

這里透露了如下信息：河北路的城市居民為了免除課役，紛紛花錢購買官身。因為有了官身，地方郡縣就沒法盤剝他們了。而且，對民眾的剝削越嚴重，民眾想方設法花錢購買官戶身份的驅動力就越大。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1147）正月十五日，有官員上奏說：“今日官戶不可勝計，而又富商大業之家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幸補官，及假名冒戶規免科須者，比比皆是。”

投靠有權勢的官僚勛貴，拋棄自己的祖先，成為官僚勛貴家族中的一員，也是一種免除差役與行役的辦法。如開封府的茶商馬季良娶了劉太后（宋真宗皇后）之兄劉美的女兒，獲得了免除各種差役與勞役的官身。這馬季良隨后就“冒立券，庇占富民劉守謙免戶役”，拿了富民劉守謙的好處，用假文書將之庇護在自家名下，使其也得以免除了戶役。

到了北宋中期，拿官戶身份來變現財富的現象已泛濫成災。活躍于宋仁宗、宋哲宗年間的官員丁騭上奏說：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他。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為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于此。

丁騭希望御史臺加強對登科進士婚姻選擇的監察，嚴懲那些一心只想用官戶身份變現財富、遂去與富商之家結為姻親之人。然而，只要趙宋王朝不改變其特權社會的本質，這種監察就不會產生效果。

與丁騭大略同時代的蔡襄與司馬光，還有南宋的朱熹等，均對士大夫論財娶妻的風氣深惡痛絕，但都無可奈何。如南宋淳熙年間，太學生黃左之科舉登第，很快就做了池陽人王生的女婿，“得奩具（嫁妝）五百萬”。黃左之不傻，王生也不傻。這場結合，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在當時婚姻市場上的正常變現。

進入統治集團內部，以擺脫官府的各種盤剝，并保住財富與階層，可以說是宋人的終極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