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稅戰是“虛弱霸權”的本能反應

就當我們還在為紅海、烏克蘭焦頭爛額之際，特朗普接二連三出手關稅戰，像極了1930年那場歷史性的關稅戰。當年，面對經濟下滑、全球權力格局重組的壓力，美國推出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不但沒有救市成功，還把世界推向了二戰的火坑。

今天的特朗普，在中美脫鉤、俄烏膠著、歐洲焦慮、美元信任受損的情況下，更像是一場戰略豪賭，賭的是美國霸權還能走多遠，世界還能忍多久。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是靠壓倒軍事實力和美元信用統治世界，那現在的美國，已經越來越依賴“關稅戰”，這種粗暴的手段，來維系自己岌岌可危的全球主導地位。

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早在2019年就指出：“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根源，根本不是經濟邏輯，是地緣焦慮。”面對制造業外流、科技領先地位被蠶食、美元霸權屢遭挑戰，美國已無力靠傳統的方式來維系秩序，只能訴諸關稅壁壘、供應鏈武器化、盟友經濟綁架等“保護性極端手段”。

可回看歷史就能發現，當一個霸權國家試圖維持舊秩序時，非常容易走上的一條路，就是關稅壁壘，1920年代末期的英國、1930年代的美國，都是如此，當產業轉型失敗、技術競爭力下滑時，關稅成了緩兵之計，所以說特朗普，不過是把這個“帝國老方子”換了個包裝，拿到了21世紀的牌桌上。

可變化都是與時俱進，今天早已不是二戰后的“單極結構”，中國制造、中東資源、歐洲技術、東南亞產能……等等，所以特朗普的關稅施壓，但結果可能是：加速美國霸權地位的崩潰。

二、關稅戰撕裂盟友

如果說“美元霸權”靠的是金融話語權，那“盟友體系”是美國全球秩序的護城河，可關稅戰卻像一把鈍刀，一點點割裂這層護城河的凝聚力。

從加拿大、墨西哥到歐盟、日韓，幾乎所有傳統盟友都在特朗普時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濟敵意”，特別是2018年，美國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對歐盟、加拿大征收鋼鋁關稅，這可不是簡單的貿易摩擦，是直接把盟友當成潛在威脅的戰略態度。

甚至對日韓也毫不手軟：強逼日韓增加駐軍經費、限制高端技術出口、在關鍵原材料供應上設置障礙，嚴重干擾這些國家的戰略安全，因為特朗普的邏輯是，“美國優先”意味著其他國家必須讓利、必須接受不對等的安排，哪怕是盟友。

這其實是短視的，因為從二戰結束后，美國用“馬歇爾計劃”“北約體系”“美元互換”“TPP”……構建出一整套規則、信任和制度支撐的全球領導架構，可特朗普上任后，一邊退群（退出TPP、巴黎協定、WTO爭端機制），一邊加稅打擊盟友，讓這個秩序從內部開始崩解。

所以關稅戰的副作用，一批又一批的盟友正在“去美國化”，法國提出“歐洲戰略自主”、德國重啟軍備計劃、日本深化對中貿易聯系……這些動向背后，都是對美國秩序信任的動搖，全球的“多極趨勢”正在加速，特朗普口中的“強美國”，實際上卻讓美國變得更孤立。

這場關稅戰的最大口號是：“讓制造業回到美國”，認為把全球產業鏈逼回本土，美國就能重建“鋼鐵洪流”和“工業心臟”。

聽上去確實燃情，但現實卻并不浪漫。

過去五年，美國制造業確實回流了一些項目，特別是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拜登期間還推出《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繼續加碼補貼制造業，但美國早已不是20世紀的“藍領共和國”，現在受教育程度提高、就業偏好變化，還有移民政策收緊，讓美國制造業招工難的問題暴露明顯，根據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美國制造業存在超過80萬個崗位空缺。

意思是誰：廠是建了，但人沒了，這導致大量項目“泡沫化”，廠房空置、項目擱淺、資本打水漂，你確實可以加稅建墻，卻無法逆轉人口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因為美國制造業成本高，哪怕是自動化水平更高的高端產業，美國依然面臨能源、稅收、環保、物流等多重成本壓力，把工廠搬回本土，很容易出現產品價格失控。

這就是為何很多美國企業即便拿到補貼，也傾向于將產能布局到墨西哥、東南亞，所以特朗普想要的，是“回家”，但資本要的卻是“效率”，所以從華盛頓到洛杉磯，特朗普的關稅卻推高了生活成本，服裝、家具、家電、汽車、食品……關稅像是一場隱形稅，直接讓美國家庭的年均支出增加了約1500美元。

根據《華爾街日報》曾在2020年統計，美國對中國產品平均加征19%的關稅，但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由美方企業和消費者承擔的，換句話說，特朗普的關稅戰，其實是讓美國人自己買了單，這就是為什么前幾天，美國出現50萬人走上街頭喊停特朗普的壯舉。

三、多線戰術拖垮美式霸權

從中美貿易戰、對伊朗極限施壓，到凍結俄羅斯海外資產，華盛頓用“制裁”代替外交，用“金融武器”濫用美元，所以越來越多國家在去美元化，在2024年，金磚國家已開始推動本幣結算，沙特、印度、巴西等國家正試圖用本幣進行能源交易，這些都在透支全球對美元的戰略耐心。

因為美聯儲過去靠利率操控全球資本流動，但在全球貿易裂解、供應鏈斷裂的背景下，通脹在美國內部形成“結構性剛需”，讓美聯儲必須頻繁調整利率，直接反噬美國國內經濟，現在沙特、卡塔爾、新加坡等財富基金，也在從美國資產中離開，甚至連德國都開始減少美債持倉。

現在全球早就不是“美國說了算”的單極時代，正在朝多極化發展，特朗普掀起全球博弈之潮，卻低估了自身霸權的衰落速度，想法是“以戰促統”，但現實卻是“多線脫力”，俄烏戰爭遲遲沒有停戰，中東地區的伊朗、胡塞持續攪局，美航母打了一年，胡塞導彈卻越打越猛，甚至在亞太地區，美國部署了大約60%的兵力和資源。

特朗普曾鼓吹“收縮戰略”，想抽身亞太、施壓中東、放棄烏克蘭，結果卻是三線都走不了，想回北美洲休養生息，根本沒有那么簡單。就像《金融時報》評論的那樣：“特朗普想重啟1945年的劇本，卻忘了今天的世界不再是由他一個導演。”

在1945年，美國確實成為二戰最大受益者，因為戰爭沒有燒到本土，歐洲在廢墟中重建，亞洲百廢待興，美國靠產能和金融資本收割全球紅利，可今天美債如山，金融通脹，社會分裂，產業空心，內外交困，想再打一場“激烈但可控”的戰爭？美國真的還有能力和空間嗎？

當下的美國，看似仍能發號施令，但其實早已透支了過去幾十年累積的“信用紅利”，這場關稅戰，能不能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讓世界看清了一個疲憊帝國正在如何掙扎求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