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是筆者來日本剛好十年的時候，當時的“日本二十一世紀懇談會”曾在千禧年一月向時任首相小淵惠三提出了一份答申提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條就是建議把英語作為“公用語”（即通用語、共通語）向全國推廣。此提案一經曝光，立即引起了世論大嘩，贊否也是兩極分化：贊同者以日本有些公司在內部會議時早已采用英語進行，以及國際會議都是以英語為公用語為說辭表示擁護；反對者則認為國語才是母語，不可輕言拋棄。他們還以英語圈的歐洲為例，指出即使在公用語為英語的歐洲，實際使用語言也有德語圈和法語圈等強勢存在，那為何日本還要試圖以英語取代國語呢？聽起來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倒應了那句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老話。

1989年，擔任官房長官的小淵惠三公布了新年號，因此廣為人知，被稱為“平成大叔”（圖｜維基百科）

日本二十一世紀懇談會的提案雖然最終隨著小淵惠三首相于當年四月在公務中倒下再沒能起來而不了了之，不過估計即使小淵惠三首相健在繼續執政，該提案也不會真正得到政府的認可和執行，這是因為涉及到國語改革僅是在運作方面就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更絕非在短時期內就能輕易讓國民改變語言、語法等習慣，尤其是那些非母語不足以說清事物本質的語言障礙，更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何況還有無數短時間內絕對無法流暢操控英語的群體存在呢！

其實回顧過去，日本歷史上也發生過類似情況。明治18年（1885年），在第一次伊藤博文內閣被委以初代文部大臣重任、曾任清國公使的森有禮就開始提倡英語國語化，當然，他的《國語外國語化論》遭到了當時眾多政治家、教育家，以及歷史學家們的反對，而這一提議最終也隨著他遭暗殺身亡而流產。

無獨有偶，谷崎潤一郎好友，活躍于明治時代至昭和時代的被譽為日本“小說之神”的原日本作家協會會長志賀直哉，當時乃為蜚聲文壇的“白樺派”主要作家，就是這樣一位完全以國語著述并成名的著名小說家，也在戰后發表的一篇散文《國語問題》中指出日語為“欠陷語言”，公然提出“法語導入論。”必然的，此番驚世之語同樣讓當時的日本各界陷入一片驚愕之中。英語論也就湊合了，這法語論豈不是要幾乎百分之百的日本人重新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并且還是那種要把法語當做母語來學習并實際運用的一種語言，也算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典范了。

提出“法語導入論”的志賀直哉（圖｜維基百科）

的確，日語中如繁體漢字的繁瑣、同音異義字，以及日語本身的曖昧表現等等，確實讓即使是日本人在掌握上也存在著不少盲區，相信外國人在學習日語時更是感到棘手，從這些方面來看，準確的說，日語的確存在著欠點，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世界上又有哪一種語言是真正完美無瑕的呢？僅由此，似乎就可以說，志賀直哉的“法語論”是欠妥的，即使退一步講，哪怕是把英語作為第二語種也比法語強，畢竟除了法語圈（包括過去和現在的法國殖民地），法語，相對于大多數日本人來說，那不啻于是天書，這對于擁有守舊性慣習的日本人來說，絕對是相當的難，何況還有國民性在制約著日本人，與其改國語為法語，還不如繼續使用雖有欠點，但卻具有日本人一千余年來已經習慣了的國語之音韻、語法等特性的假名來的更好些。估計也正是基于這些考量，志賀直哉的“法語導入論”注定只能成為掀起一點漣漪的落水之珠，然后也就沒有然后了。

日本人生活中的漢字

如前文所舉繁體漢字的繁瑣、同音異義等例，其實，所謂的“英語論”也好，“法語論”也罷，說穿了，主要都是針對日語中的漢字，包括和式漢字而言，畢竟日語的骨架就是由漢字和漢字演化出來的假名構成的，去除了這些，雖不能說日語就又會回到茹毛飲血的繩紋時代，但起碼現在的日語構成基礎是不會存在了。不過，盡管誰都明白這個中利害關系，但在日本，“廢漢字論”卻是久已有之，從江戶幕府時期的“御側御用人”、朱子學者新井白石，到素有語言學家、國學大師之稱的本居宣長，再到號稱“日本郵便之父”的前島密，以及著名啟蒙思想家、教育家、慶應大學創立者福澤諭吉等這些貫穿幕府、明治時期的日本學界巨擘，都曾主張過廢除漢字，這也使得漢字在日本近代史上出現了幾次存廢危機，當然，如前所述的諸般原因，全面廢除漢字主張不可能為政府所采納，最終還是以福澤諭吉在其著作《文字之教》中提出的《漢字使用限制論》為基礎，以“限制漢字使用”這一大致的發展方向落下了帷幕。此后，自明治時代始，歷經大正、昭和、平成三個時代，日本的漢字使用表出現了多次反復增減，直到平成22年（2010年），日本文化審議會發布《改定常用漢字表》，最終確定常用漢字為2136字，這一規定也被一直沿用至今。

記得那是2020年，當時雖然正值新冠肆虐，但日本政府還是沒忘了對漢字改革的調查，當年9月份，文化廳曾經搞了一次《關于國語的世論調查》，調查內容為“對國語的認識”、“關于外國人與日語的意識”，以及“對平成22年常用漢字表改定追加漢字的印象”等，其中，對“關于外國人與日語的意識”項目的調查吸引了筆者的眼球，在對“平成22年常用漢字表改定追加的196個漢字的意思把握容易與否”的調查中，居然有半數以上的人認為追加的漢字使他們對整個語句的意思把握感到更容易了，當然，也有一小部分漢字被認為意思難以理解，但不管怎么說，日語常用漢字表的增加給日本人帶來了方便是不爭的事實。

日本人生活中的漢字

其實，日本有無數精通漢字的識者，他們對漢字的認識，對漢字在日語中的分量是最清楚不過的。這批學者就曾指出：世界上把自國語言稱為“國語”的，只有日本和韓國，而對于日本人而言，日本語就等于國語是共識，而國語就等于“原住民語”，日本的原住民語里又有那么多的漢字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處，所以英語、法語雖然可以作為國際會議等的共通語，但作為日常用語首先是不可能的。其實，應該說在任何一個國家，如英語這樣的共通語，都是不可能真正取代原住民語言的，有些語言是無法翻譯，也不可翻譯的，只能采用近似語，而這，就絕對無法真正把握，乃至掌控原住民語的精髓了。就如日語，自從明治時期開始對漢字做出數量限制后，直至今時，常用漢字只有2000余，而在書面使用中，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需用漢字表述，但某些漢字雖然認識并會使用，但卻因其已經不在常用漢字的范疇內而無法使用的尷尬局面，無奈，只能采用近似的漢字代替，這就導致了詞不達意，失去了細微、細膩的語言表現特色，嚴重者，甚至喪失了語言的獨特風格、韻味，使得日語變得更加曖昧起來。莫說外人，即使是日本人在與人對話，或者看書面文字時也有一頭霧水摸不著頭腦的時候。長此以往，就連日語的活力都將逐漸喪失，而這些，也都是日本人自家事兒自家知的事情。因此，基本可以說，廢除日語永遠都只能是一個無法完成的幻想，何況還有那么多的漢學家給日語里的漢字賦予了哲學認識呢？

日本人生活中的漢字

說不清是什么時候了，只記得曾看過日本漢學家們這樣解析漢字：“比如羅馬字的“a”或“b”，擬或日語假名的“あ”或“や”，單獨拿出來，不代表任何意思，而漢字則不同，每個字都有其單獨的意思，組合在一起更是會發生相關詞語的無限變化。”相信使用漢字的人都有同感，就如筆者姓“萬”，“萬”本身是個數詞，但在用作姓氏時又作名詞解，有時它還是個副詞。數詞的“萬”簡單明了，就是表示數量極大的意思，與別的字詞可以組合成如“萬兒八千”、“百萬”、“千萬”等許多數量詞，而且也都望字明義；用作姓氏時的名詞屬性就毋庸贅言了，只是注意它和“俟”組合時成為一個復姓“萬俟”時讀作“moqi”即可。“萬俟”是北魏鮮卑敕勒族的一個姓氏，之所以提這個姓氏，是因為本人曾深受其害，《岳飛傳》里有個奸臣萬俟卨，本人在小學時就曾被同學譏為祖上是奸臣，而且該奸臣還被同學叫做了“萬候禍”。萬俟卨因誣陷岳飛而被后人鑄跪像與秦檜一起永跪岳飛墓前，算罪有應得，但無辜的本人也確實被同學給“禍禍”過，借此機會再次聲明本人祖上無奸臣，甚至窮的連“臣”都沒有過，就是一尋常百姓家，此為閑話。而“萬”用作副詞時，如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這里的“萬”字”就表示“絕對”或“一定”的意思。由此可見，一個簡單的“萬”字，就有許多的解讀，對于外國人來說，這雖然看起來有點難，但這也是漢字的功用和魅力之所在，因為僅單從每個漢字的字面上來看，它們都是某種思想的表現，猶如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個體，這是羅馬字和哪怕是脫胎自漢字的假名所都無法取代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漢字從表面上看對于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年輕人來說雖然顯得比較難寫、難記，但若考慮到其功效，還真是無可替代的，漢字帝國不是吹出來的。

日本人生活中的漢字

漢學家們還從漢字的細節之處做過論述：比如“憂、愛、患、惡、怒”，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有“心”字為底，“憂”就是簡體字的“憂”，“愛”就是簡體字的“愛”。“憂”字，日語里也把它寫做“愁”字，無論是“憂”還是“愁”，都是由心里活動引起的，是“心”的問題，這從字面即可了然；“愛”也是一樣，日本有個詞兒叫“愛用品”，字面上看來是指“經常喜歡使用的物品”，其實不然，實質上它也是一種心里活動使然，是指“因為心里愛這個物品，所以才經常使用它”；“患”字亦然，表面上看，“患者”是指身體有病患的人，而實際上它更重要的是指“心病”的一種，如果一個醫生不能首先從心理上開始給患者治病，那他就絕對不是一個真正合格的好醫生。那么“惡”字呢？漢學家們認為，“惡人”并不單純的是指“干壞事的人”。“惡”以“心”為底源，其本意應是指“惡事的根本也是由心而生，心地惡的人才干壞事，”這應該才是這個漢字的源頭所在。再說“怒”字，日語里涉及到“怒”的字兒還有“忿”、“ 恚”、“憤”，而且這幾個字甭管橫心豎心也都有“心”字存在，日本人研究漢字，他們同樣認為這幾個字的共同點還是“心”字，都是“心”的作用才能出現這些現象，因此，要解決“怒”，就首先要從“心里”做起才能息怒。日語中“怒”字的釋義大體與我們相同，但對由其衍生出的意義，我們的強調就不如日本，比如我們也有個成語叫怒由心生，但更多的感覺是用來為義憤填膺時做出的錯事兒開脫，同樣是使用“怒”字，但從重視引申義上可謂是高下立判。由這個“心”的偏旁部首，細心一下，我們似乎也能發現日本仍然堅持使用繁體漢字的緣由，有些漢字，簡化了，失去的東西就很難找回來了……

綜上，日本漢學家們認為：雖然以上這些都只是個例，但整體漢字卻莫不如是，漢字直接代表了某種思想已是不爭的事實，而思想是屬于哲學范疇的，換言之，放棄了漢字，對于日本人而言，就等于放棄了哲學。事實上也是，如果不能把日語形諸于漢字，或和式漢字來表現，就不能讓日本人，包括漢字鼻祖的我們，欣賞、領略到日語中那些充滿美感、禪意和哲理的表現。

日本人生活中的漢字

筆者好酒，尤好清酒，就以酒為例，什么“七賢”、“吟風”、“瑞鳳”、“杜氏夢吞”、“霧小町”、“千羽鶴”、“如空”、“鹿舞”、“醉仙”、“瞑想水”、“鳴瀨川”、“出羽燦燦”、“ 吟湶”、“寫樂”、“ 藏粹”、“凜”、“ 美人”、“ 一人娘”、“ 二人靜”、“梅一輪”、“垂枝櫻”、“夢幻物語”、“越乃寒梅”等等、等等。

一些經典的清酒名字

徜徉于酒店之中，只是欣賞這些日本酒之銘柄，就讓人醉于其中流連忘返了。試想，若沒了這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難以言喻、表述的漢字意境，你試試純嘰哩哇啦的假名日語，不要說外人，即使真正的日本人也照樣懵圈，更別談什么漢字里蘊含的美感、思想和哲學性了。也由此，筆者非常贊同日本人的“日語是心語”的認識，而日語是由漢字及漢字衍生出來的假名組成，那不啻于是在說“漢字是心語”了，我輩又豈敢不贊同乎？